从禁海闭关到近代经济的被动转型

（三）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

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为对华商品的入侵。

五口开放之初，按捺不住的狂想弥漫于英、美等国侵略者头脑之中。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敦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宣传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的工厂也不够供给她一个省的衣料”[82]。美国总统泰雷在国会咨会演说中，对此也是尽情地渲染。于是他们把大批的棉织品和其他的工业品运到了中国。与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埠通商相比，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商品输出额的确有所增加。英货物输入总值，1840年为52.4英镑，1842年达到96.9万镑，1845年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83]。五口通商时期，中美间贸易额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自1842-1845年，美国输华的商品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美国本国商品输华总值1842年还只有144万美元，1845年就猛增到227万美元[84]。

然而好景不长，开埠不到3年，殖民主义者的幻想宣告破灭了。从1846年起，英国输华的商品量开始减少，一直到1855年10年间，除了1852年以外，始终没有达到1845年的水平。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看来，“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开放贸易10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其消耗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赶不到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像是一个奇怪的结局[85]。”

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这种结局并不奇怪。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下，人们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对市场的需求十分有限，购买力也很小。如中国人习惯用坚实耐穿的土布和土纱，外国输华的棉布和棉纱就难以找到市场。于是在1856年，他们处心积虑地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被迫进一步向西方殖民者开放。与此同时，欧洲工业技术发生革新，生产费用下降；1896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欧亚两大陆之间的航程，加快了贸易周转，减少了运费；1871年，上海——香港与香港——伦敦之间的海底电缆线接通，上海洋行可以直接与伦敦通电报，在中外市场上推行“期货交易”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为外国商品在中国倾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把贸易的风险和汇价波动的风险更多地转移动中国市场、中国商人和中国生产者的身上。

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表现在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的增长上。从1870年到1894年的20余年内，中国净进口总值由4000万海关两上升到1.29亿海关两，增加了2.22倍[86]。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当时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日本以外，都未曾达到。出口贸易在这段时期里也增长相当快，只是增长速度赶不上进口贸易。

其次表现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上。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是出口以丝、茶为主，进口以棉纺织品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第二鸦片战争后，在进口总值中，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鸦片、棉纺织品和纱，三者在进口货值中所占比例，最高时（1871年）达75.3％，以后由于其他商品输入的增加，其比重逐渐降低，19世纪90年代只占50％。鸦片的进口数量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1884年以前，鸦片进口值在全部商品进口值所占的比重仍居首位，但其相对地位却在逐步下降，如其在全部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已由1842年的55.25％下降到了1867年的46％，此时棉织品只占21％。到1885年，棉织品却以35.7％的绝对优势压倒了鸦片（28.8％）而跃居首位[87]。棉纱的增长速度又超过了棉布。1872年棉纱的进口量为5万担，到1890年增为1082000担，为1872年的2146％。1872年棉布的进口量为12241000匹，到1890年增长为15561000匹，为1872年的127.1％[88]。除了鸦片、棉纱和棉布外，此时新增的进口商品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钢，以及其他装饰品和奢侈品，价值虽然不大，但是品种繁多，在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再次，表现于进出口贸易在地区分布的变化。五口通商后，上海一埠对外贸易增长最快，到19世纪50年代已超过了广州，居第一位。到60年代末，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重心也就由广州移到了上海。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小，从1870年的63.6％下降到1895年的52％。同一时期广州所占的比重由13.4％下降到10.7％[89]。汉口、天津所占的比重则有较大的增加。如汉口的洋货净进口值从1865年的840万两增长到1894年的1098万两，直接贸易出口值则从1867年的51万海关两增加到1894年的439.9万海关两；　1867年天津进口货值71.5625万海关两，出口货值85.7306万海关两，分别增长了5.3倍和6.7倍[90]。这些情况表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本已扩展到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①]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②]许曾绂：《对清前期闭关政策的再思考》，《福建论坛》1992年第1期。

[③]马敏、朱英等著：《中国经济通史第8卷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王庆云：《石渠馀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⑤]《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

[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⑦]《清朝续文献通考》第56，（市籴）一。

[⑧]《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二。

[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76。

[⑩]《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6，《市籴》一。

[11]《清朝文献通考》卷297，《四裔》五。

[12]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册；戴逸：《简明清史》二。

[13]《清仁宗实录》卷281，《清实录》二八。

[14]转引自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15]五次禁令分布时间为1655年、1656年、1662年、1665年、1675年。参阅《光绪会典》，卷120、卷629、卷776。

[16] 1660，《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1662，《光绪会典》，卷776；1678，《东华录》，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

[17]《光绪会典》，卷120，239。

[18]俱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0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07，《兵部·绿营·处分例·海禁》。

[20]《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615，《刑部·兵律·关津》。

[2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61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22]《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97，《吏部·处分例·海防》。

[23]《闽藩要览》六“船政”。

[24]《盾墨、市舶考》。

[25]《中西纪事》卷3。

[26]《圣祖实录》卷116。

[27]《大清会典事例》卷507，兵部。

[28]《东华录》，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29]周凯：《厦门志》，卷5。

[30]《嘉庆会典》，卷746，北京互市规定“隔三年来京一次”，即每四年一次。有谓三年一次者。

[31] C.M.Foust:Muscovite and mandarin，1969版。

[32]梁廷枬：《粤海关志》卷18。

[33]《重纂福建通志》卷270，洋市。

[34]《重纂福建通志》卷270，洋市。

[35]《嘉庆会典》，卷746。

[36]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1939年6月。

[37]《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1937年版。

[38]《嘉庆会典》，卷746。

[39]《光绪会典》，卷629，页2。任光印、张汝霖；《澳门记略》，上。

[40]《粤海关志》，卷29。

[4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

[42]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行的起源》，载《历史研究》，1957年1月。

[43]《史料旬刊》，第4期。

[44]《粤海关志》，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