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海闭关到近代经济的被动转型

三、中国近代经济的被动转型

在英国炮口的威胁下，1842年8月1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侵略者勒索了赔款银2100万元，割占了香港，取得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自由贸易和中国关税税则须与其“秉公议定”等特权。但此条约对英国在华的特权还只是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为了进一步掠夺在华权益，次年7月和10月英国又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1844年7月3日和8月24日，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处境及惧怕心理，先后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即《黄埔条约》），取得了与英国侵略者同样的特权。在上述两条约签订的前后，西方小国如葡萄牙（1843年）、比利时（1845年）、瑞典、挪威（1847）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前来要求通商，争相追逐利权。清政府本着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概允许。从此，中国的大门不只是向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了。

五口通商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对华贸中得到的好处，远远不能满足其贪得无厌的欲望。因此，鸦片战争后，他们就处心积虑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有利的利益”。[65]1858年，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年6月，英、法、美、俄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1月，英法俄三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0年，清政府再次被迫与英、法、俄三国签订《北京条约》。此外，清政府还被迫就中国北部边界问题与俄国签订了《瑷珲条约》和《伊犁条约》等条约，就西南部问题与英国签订了《藏印条款》和《滇缅界、商务条款》等。

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割地赔款等直接的抢掠外，更重要的是外国侵略者由此获得了他们在中国所要获得的许多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特权。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推行“闭关自守”的对外贸易政策，限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并指定由粤商组成的“公行”——十三行垄断经营进出口贸易，遂形成中外皆知的“公行制度”。行商的职权有三：（1）凡外商在广州贸易，必须经由行商担保；买卖货物，亦须同行商接洽，不得自行直接交易；市价由行商规定。（2）外国贸易之进出口税，由行商担负，行商则参外国贸易征收3%的从价税；外商的债务，也由公行担保。（3）行商为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人，凡政府命令外商的呈文，均经行商代转。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代，“公行制度”被打破，以大炮为后盾的商品输入已开始冲击和瓦解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但这一历史过程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应是极其迟钝和微弱的。从中外贸易情况看，尽管较之于战前闭关时代有很大增长，但增长速度甚慢且具有波动起伏不定的特征。1844年，英货输华总值为2305617镑，到1848年跌至1445960镑，1852年回升为2503599镑，但两年以后又跌为100716镑。就在1845—1846年间，英国在华棉织品输出的价值自1735141镑，跌落到1246518镑；毛织品输出价值539233镑跌至439688镑。[66]“自五口通商后，洋商对于新辟之商埠，期望颇奢，惟宁波、福州、厦门三处开埠后，贸易状况反使人异常失望，殊出意表”[67]。

与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自发型过渡相反，中国在强迫状态中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并不是社会内部矛盾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后进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侵凌之下，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经济、政治结构。显然，与自发型过渡相比，强迫型过渡是一个其极痛苦的过程。

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陷入流产的典型形态。事实上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便缓慢地开始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过程。然而，直到1949年，中国远未实现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过渡，仍是一个极端贫弱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全国解放时，中国近代生产设备（包括工厂、铁路、矿井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到90%。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仍只有17%。

尽管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化过程十分缓慢，但毕竟还是在“被动转型”，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还是发生了深刻而急剧的变化，正如李鸿章所说造成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贸易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较为显著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使清政府被迫增开了11个通商口岸，西方侵略势力得以溯长江而上，并逐步向内地渗透，获得协定关税、子口半税制度等新的侵略权益，极大增强了外国商品的竞争能力，中国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空前加剧，社会各阶层对西方军事和商品侵略的反应也日趋强烈，一系列重要新变化随之发生。首先是贸易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商品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外商控制下的买办商业网已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正式形成。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时，在中国的外国洋行总共不到40家[68]，而到1872年已达343家，该年在华洋商总数为3673人[69]。1882年为440家，1893年为580家[70]。随着洋行的增加，洋行也迅速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华商完全处于附属地位。从洋行外商到买办，再到若干坐贾、行商，直至直接生产者和消费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洋货推销网和土产收购网。该商业网以通商口岸为据点渗入广大内地农村，建立起联系紧密的商品流通渠道。

而最能体现“被动转型”程度的，还是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变化情况，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引进令人瞩目。到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78家工厂企业。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官僚已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用企业。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民用企业也开始纷纷创设。

1894年甲午战后，以企业投资、铁路投资、银行投资、财政借款等形式所体现的西方冲击更是达到空前的规模。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推动中国迅速从“师夷长技”的“兵战”，转入大规模引进西方工商业组织制度和工厂制度，主动引入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商战”、“工战”乃至“学战”的时代。由经济而政治、而思想，而文化的全面文明竞争，开始凸现为时代的主题：“故竞争为立国必要之义……先以储实力蓄真知尽对内竞争之能事，而后以此实力与真知识为对外竞争之应付，中国之前往庶几有望矣。”[71]“今日之世界，经济竞争世界也，争之而胜，则称源日拓，国富民荣。”[72]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的规模很小，正常的贸易受到阻碍，非法的鸦片贸易则大行其道，屡禁不止。中外贸易所积累下来的问题，尤其是鸦片贸易问题，在无法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获得解决的情况下，终于引发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其结果，是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紧锁的大门被列强用大炮轰开，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时代就此开启。

1、五口通商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外贸易从一口扩大到五口，对外贸易中心逐步从广州向上海转移。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广州对外贸易的绝对值开始呈下滑的趋势。如对英国的贸易总额，由3100万元以下降到1600万元，进口的美国商船从93艘下降到70艘；而同一时期上海对英国的贸易总额由1100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进口的美国商船则由17艘上升到61艘。到19世纪60年代末，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达到4900万海关两，而广州则不过500多万海关两，只相当于上海的1/9[73]。

在整体上，中外贸易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甚慢，且具波动起伏不定的特征。1844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为2305617镑，到1848年跌至1445960镑，1852年回升为2503599，但两年后又跌为1000715镑[74]。这种反常情况使当初过于盲目乐观的外商大感失望：“自五口通商后，洋商对于新辟之商埠，期望颇奢，惟宁波、福州、厦门三处开埠后，贸易状况反使人异常失望，殊出意表。”[75]

五口通商时期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上，仍是以出口的丝茶和进口的棉纺织品与鸦片为主要项目，而以丝茶的大幅度增长和棉纺织品的增长相对缓慢为特点。换言之，这一时期合法的商品贸易中，中国仍居出超地位，而且了超的数字还相当大。19世纪40年代中英贸易中中国平均每年出超350万镑，19世纪50年代由出超400余万镑增至900余万镑，超过进口额达4倍之多[76]。这就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商品还不能够毫无阻碍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还没有完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对外贸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列强通过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江和内地增设了若干新的通商口岸，并攫取了一系列新的特权，致使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864年海关开始致使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864年海关开始有全国性进出口统计。1864年进出口总值为9.49万海关两，1869年增长为12.7万海关两，5年中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约合11.3万海关两，数值增长有限。19世纪70年代前期增为13.7万海关两，80年代前期增为14.9万海关两，90年代前期更增为26.9万海关两，其中进口的增长又远大于出口值的增长。

这一时期中外贸易的发展又不单纯是量的增长，而且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对外贸易的模式，正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的。该模式表现出如下特征[77]：

第一，由于开放了天津、烟台、牛庄、汉口等商埠，加之洋货进口实行2.5％的子口半税，使洋货很快进入内地，形成口岸与内地相连通的广大市场。天津很快成为继上海、广州后的第三大港，并成为华北贸易的枢纽。汉口则成为内地贸易的枢纽，1894年洋货进口值达1098万海关两。

第二，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一般是入超，即使到五口通商时期，基本上还是维持出超的格局。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除早期有6年为出超外，其余年份都是入超，入超额由数百万海关两增至3000多万海关两。这种格局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成为我国殖民地性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在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原来的进口商品是以鸦片、棉布、棉纱为主，1871年这3项占全部进口值的75.5％。鸦片每年进口价值在3000万至4000万海关两之间[78]。棉布仍居第二位，但增长速度不如棉纱。至90年代初，鸦片、棉布比重减退，棉纱比重增加。同时，煤油开始成为进口商品中的大宗，火柴、糖、金属制品、毛织品及烟酒等直接消费资料的进口数量大增。

第四，中国对外贸易上殖民地型的价格结构开始形成。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产业革命加速推进，导致生产率提高和工业品生产成本下降，使西方各国的商品能够具有价格上的优势。从1867年到1873年，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连年下降，6年间平均价格降低了1/5以上。与之相比，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则基本持平。

3、甲午战后对外贸易的发展

甲午战争之后至1913年，是中国殖民地型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和加深的阶段。按当时的海关两计算，总贸易量从1870年至1911年增加7倍多。按贸易量计算，在这40年中进口增至312％，出口增至307％。贸易的总增长率以当时的价值计算，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是比较缓慢的，而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增长得最快[79]。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地一些城市如岳州、长沙自主开埠，加速了这一增长。长沙自1904年开埠当年至1911年，进口由2203119关平两增至8119620关平两，增长3.7倍；出口由614395关平两增至9570735关平两，增长15.6倍。[80]

过去，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商业性的，要求贸易平衡，进口主要靠出口抵偿，贸易逆差还不太大。但在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入超总额达160457000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在这13年中，中国金银进口净值达14691267关两。这笔巨额的国际支出，一部分通过华侨汇款方式加以弥补，大部分则转作在中国的投资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