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海闭关到近代经济的被动转型

二、禁海闭关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阻碍中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清代以前一向居于优势地位。明代后期，即使象英国、荷兰这样的海上霸王，也竞争不过中国。英国船长密德顿爵士在他的《航行记》里就记载了这一事实：“（1604年）4月22日人中国来了一艘巨大的帆船。这只船来得这样晚，我们还认为它已经被漂走；因为它们向例是二、三月间到达的，它这一来，铅钱的折换率年内将要很低，这对于我们售出货物是一个很大打击；因为当铅钱低而银钱高的时候，我们便不能象第一次来这儿那样地半价抛出银钱。而且，今年中国人尽一切可能从国内带来了他们所需的银钱；既然这样，我们势必只好采取赊卖的办法，否则必然错过今年销售的季节”。[56]在鹿皮市场的竞争上，荷兰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1640年，暹罗出现了“一个中国商人，皮革买卖从此添上多少麻烦，似乎公司的一切被损害了。这个中国商人对皮革不问质量不问价格，一律收购，仿佛想买光所有的皮革似的。最初，范佛里特（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暹罗代表）想用高价收买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地收购”。[57]这种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进入清代就开始消退了，越到后来越走下坡。无论何地，都“远不如前”，“逐渐减少”；个别地区如在罗里曼丹，则只能充当“荷、英殖民者贸易的中介人了”。清朝实行闭关政策致使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地位一落千丈。

对外贸易地位的下降，必然影响国内商品生产和流通。如福建的工农业产品，自宋元明以来正是通过海运渠道销售出去的。“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兰，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58]清朝实行禁海闭关政策，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多方面的。乾隆时，漳浦的蔡新曾就此有一番议论。他说：“查闽粤洋船，不下百十艘。每艘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两。一旦禁止，则此百十艘者，置之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两）。一旦禁止，则此数百万者，内地不能行销，势必亏折耗蚀，已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止千百家。一旦禁止，则此千百家者，以商无货，以农无产，势必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灵之食矣。小组其病在目前也！”接着，他又作一番展望，指出“数年之后，其害更甚。”因为，“闽粤两省，所用皆番钱。民自幼至老，有不见纹色等银者。自正供杂税，以及关盐等课，俱用番钱输纳。统计两省洋银，岁入内地，约近千万。今天下各省，不闻有产金银以资民用者。而东南之银，岁输西北者且数百万。其西北之流通东南者，岁不过数十万耳。如此而东南财力，未至大匮者，恃南洋岁入之数也。若一概禁绝，则每岁既少千万之八，而输于西北者如故也。不独闽广之民困也！瓷器取诸江右，丝绸出自苏杭。办洋物者所在多有。目前之病，闽广为甚；而渐移于江左右、浙东西，以上及于国计。商贾之困，民生之蹙，实重可忧也！”[59]

（二）摧残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明中叶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丝织业、棉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业、制糖业、冶铁业等手工业领域和海运业中均有萌芽。

以海运业为例，据《台海使搓录》载：“船中自船主以下，有专司各种职务者二十一人，水手人数，依船只大小而定，小者十余人，大者百余人。”[60]而这些人又都是“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从事同一种生产活动的。这“在历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61]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船主与船工之间已不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自由雇佣的关系。这种“富家倾赀造船，贫者为舵工水手，相依为命，出海贸易”的事，在明代后期的东南沿海地区，已非个别现象，而是十分普遍。《东西洋考》载：“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  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这里的所谓“富家”，当然是指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海商。纯属封建的地主官僚自有其生财之道，用不着冒“视波畴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的风险；也决不会因“一旦戒严不得下水”，就会“断其生活”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这些海商们不少是从地主官僚之中转化而来的事实。但一经转化，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航海事业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它是一种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企业”。所谓“贫者”，也非农民，而是破了产的，非出卖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以商无货，以农无产”的“无业贫民”。[62]由此可见，明代后期海运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清朝实行闭关政策，造成很多船主破产，大量船工失业，这正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严重摧残。兰鼎元指出：“闽粤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其六。内地菲贱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无境，如同珍贝。沿海人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  ，皆于洋船行销。岁将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入我中土。南洋未禁之前，闽广家给户足；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数千金所造之洋船，系维于断港荒汊之间，沿海人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三）促使海运业和造船技术的严重倒退

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创造中国海运业的辉煌，其船舶制造技术，在世界船舶制造史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另帆船具有平底、方头、高尾和四角帆等特点，比荷兰、英国早几个世纪前就懂得在平底船的两侧加高设“船傍板”，以保证船只在迎接风的情况下，仍能借风力扬帆行驶。像中国帆船那种侧舷弯由、横梁宽大，省出甲板多留舱位的设计方法，西欧也落后于中国好几百年，直到1892年才正式出现。至于像1850年葡萄牙人所建造的1500—2000吨的夹板船，中国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了。郑和下西洋所乘坐的船舶，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其横梁已经与现代世界大邮船玛丽皇后号相等，只是长度为其一半而已。[63]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制船技术已非常先进。然而，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规定出洋船舶只能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乾隆十二年（1747）又严禁福建制造  仔头。认为“福建省  仔头，桅高蓬大，利于走风”，“任其置造”会异致“偷漏”诸弊，所以“为重海防”计，就下令“永行禁止”。[64]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  仔头，从此遭到扼杀。

（四）造成社会动乱不安

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实行闭关政策的结果，使社会，特别是沿海地区长期得不到安宁，统治者也忧虑重重。因为中国海岸线太长了，“以海为生”的人也实在太多。仅以福建为例，福建沿海的港澳，“共有三百六十余处，每澳渔舡自数十只至数百只不等，合计舵水不下数万人，其眷属丁口又不下数十万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无地可耕，全赖鱼腌贩以为仰众也”。禁海闭关造成如此众多的人断绝生路。这些人有的是劳力和资本，绝不会甘心情愿坐以待毙。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正如马克思说：“象自然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一些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使人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之危险了。”尽管反抗的形式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少不了总要增加许多麻烦。象“越禁偷渡”这样既消极又温和的斗争形式，清政府也会有“防不胜防”，“无人稽察”的苦恼；至于“武装走私”，“有鱼则渔，无鱼则为盗”现象也屡见不鲜。沿海地区长期动乱不安，原因正在这里。

综上所述，清代的禁海闭关政策，貌似对外，实为对内。它的出现和存在，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它不可能是进步的，更谈不上具有“反侵略”的性质，闭关政策根本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