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世延：徐州会战中的湘军将领谭道源

　　1938年春天，中日双方激战于山东南部的台儿庄地区。

　　4月7日汤恩伯军团终于在敌人侧后方响起了枪声。本来轻敌冒进的日坂垣、矶谷师团受到我孙连仲军团的坚决阻击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此时“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日军大本营作战课长稻田中佐语），更是乱成一团。坂垣矶谷师团相互失去联系，只得仓惶撤退至峄县、枣庄一线，死守待援，陷入苦战之中。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将日军压迫至原出发地。台儿庄的胜利，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必胜的决心，也坚定了国民政府将抗日战争进行下去的决心。

　　国民政府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判定徐州方面将会发生更大、更激烈的战斗，匆忙从全国各地抽调部队，进入徐州地区，准备进行战略决战。

　　我的祖父谭道源当时担任二十二军中将军长，在四月底接到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命令，率军赶赴五战区，参与对日作战。

　　二十二军的前身为谭延孙阊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在1923年率领入粤的湘军。北伐时编为第二军，军中绝大多数都是湖南人，此时下辖18师(师长朱跃华)、46师（师长戴岳）、50师(师长岳森）。谭迫源系由50师师长升任军长，和50师的关系很深。二十二军长期驻守赣西北一带，除维持地方治安外，并负责监视湖南和广西地方势力的异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原来的“剿共”变为“容共”，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日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本着团结御侮、枪口一致对外的精神，1937年7月谭道源授命50师派出代表与湘鄂赣边区红军代表在湖南平江开始谈判,旋即达成协议。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北上抗日。二十二军也参加了1937年的“淞沪抗战”。

　　我的祖父谭道源在接到命令后，考虑到18师和46师在参加“淞沪抗战”中被一个团、一个营地调赴战场，逐次投入使用，精壮士兵消耗殆尽，已经残破不堪，遂决定亲率50师邱向抗日第一线。

　　1938年5月初，谭道源率部到达鲁南前线，奉令编入鲁南兵团序列，受前敌总指挥汤恩伯指挥，并将收编的地方武装颛孙子瑜师编入二十二军，加入以大运河为依托的下邳至台儿庄；迤南的禹王山防线，部队于5月10日进入阵地，左翼为汤恩伯的基本部队第4师（师长陈大庆），右翼为陕叫部队46军（军长樊崧甫）之49师（师长周士冕）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国防部因敌我双方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量增援下，自南北两方进行远距离、大范围的合击，妄图将大量积聚在徐州周围的中国军队一举歼灭，蒋介石为避免有生力量大量的损耗，以空间换时间，于是作出决定，变更部署，脱出日军的包围圈，而当时战场上已是一片紧张与混乱了。

　　二十二军进入阵地后不久，即与敌军发生激烈战斗，我军所持都是一些低劣的轻武器，重武器少得可怜，兵团配备的炮兵也异常缺乏，日军依仗武器好、火力强、有空军配合，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我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无不奋勇杀敌。右邻的46军关中子弟,装备较好，也誓死不退。敌人白天刚占领的阵地，我军当晚又夺了回来，反复拼杀，尸横遍野，日夜激战达昼夜之久，潭道源自进入阵地以来，也五天五晚没有合过眼。这-场阻击战阻滞了日军矾谷师团南下合围的时间，掩护了我方主力顺利跳出包围圈。阵地虽然仍在我军手中，但激战之后，‘粮弹告急，谭道源命50师副师长彭璋将军去汤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彭璋到达汤总部，刚好听到汤恩伯在隔壁房间打电活，大声命令第四师师长陈大庆要他在当晚1时转移，紧跟总部行进。汤恩伯总部其他人员估计22军也会在当晚撤出，因开拔时诸事繁杂，故催彭璋迅速返回。彭璋回来后，立即将以上情况报告谭道源。整晚，二十二军没有接到汤总部的任何命令，拂晓时，陈大庆师已令部撤走，而且没有任何部队前来接防，整条防线立即出现一个大的缺口，二十二军左翼全部暴露。谭道源虽然久历戎行，也没有见过这种战场上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气愤之余，连呼“怪事!怪事!世上哪有这等怪事!”急忙与孙连仲兵团总部联系，电话已经不通，但可以肴到徐州方面已烧起了冲天大火。

　　拂晓后，日军自我军右翼之樊崧甫军与张自忠军结合部楔入，樊军虽强行逆袭，终因日军火力太强，未能奏效而后撤。我军阵地孤立突出，承受压力更大，日军于是集中兵力，以飞机八架、坦兑七辆、装甲汽车90辆并配合大量步骑兵，将我军退路截断，我军陷入困境之中。包围中谭道源想到自己征战多年，此一仗为着抗日救国，却在不明不白之中陷入绝境，愤恨已极，欲举枪自杀，为左右将枪夺走。此时，颛孙子瑜师长因在编入22军时，谭道源并未因他是地方游杂部队而予歧视，心中十分感激，遂慷慨陈词，希望军长为国珍重，尽力带领剩余弟兄突围出去，自己因熟悉当地情形，愿意担任掩护任务。当晚谭道源集中刺下的全部战斗力量，实施突围，幸喜日军兵力单薄，并无厚势，遂得以透围而出。

　　事后,汤兵团笫二师师长郑洞国和25师参谋长覃异之在论及此事时说：“(汤恩伯在徐州会战）……临撤退前，又指挥谭道源之二十二军》由于汤之部署慌乱,致谭道源部造到覆没，谭几被日寇所俘。谚云：‘一将无能；万人受累。’汤恩伯在鲁南的指挥可以说是：‘丧军误国’。”

　　20日谭道源率残部且战且走，行至尹集时，当地一片麦田，正在灌浆，高可及胸。谭道源和军部六、七十人行进在麦田之中，被迅速追来的日军铃木快速部队(由步42第三大队，驻屯兵团战车队，独立轻装车第12中队组成，全部乘车)发现，敌人利用装甲车上的火力，进行包围，扫射达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下车搜索，而继续总速南追。敌人去后，独我祖父谭道源与军参谋长李家白两人幸免于难，副师长彭璋、参谋周自元，军部副官长易式谷等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谭道源与李家白脱险后，与50师失去联系，谭道源又扭伤脚踝，全赖李家白先生搀扶，颠踬南行，沿途兵荒马乱，行走二、三天不见居民，无从得食，好不容易见到一户人家，只见门前地坪上放着一碗糊糊，二人四顾无人，大喜过望，啜食净尽，才觉得身上有了一丝力气，以后渐见人家，用随身衣物换取食物。一个多星期后，为某乡自卫队队员发现，见二人长不像冬瓜，短不像南瓜，不伦不类，怀疑是为日军探路的汉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索子捆起再说。谭道源趁机要求押到区公所去，到区公所即要求与当时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通电话。电话接通以后，谭道源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韩德勤大喜，立即命令该区区长以生命担保，将二人送往淮阴，到淮阴后，谭道源向韩德勤借了点路费，经上海、香港，辗转回到湖南，这己是六月中旬了。

　　在此期间，日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副官长易式谷（号宝钧，湘乡人）重伤未死，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谭道源的名片和私章，又见他生得高大威猛，孔武有力，便误以为生俘了我的祖父，于是大肆宣传，洋洋得意。现在谭道源脱险归来，日本军方难以自圆其说，乃将易式谷押往天津，刑讯逼迫，要他承认自己就是谭道源,以便于日方摆脱尴尬难堪的局面。在刑堂上，易式谷表现了中国军人的坚强气概，口口声声：“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是谭道源就不是谭道源！”最后壮烈牺牲。

　　当时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几个病兵，其中之一是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勤务兵，敌人自他衣袋中搜出了一张谭军长的名片，便误以为生俘了谭道源，竟据此大事宣传，闹出了大笑话。”

　　在战争环境中，情况千变万化，发生这样样的误传、误信，在所难免。奇怪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继续声称“铃木快速部队20日急袭在尹集的第二军（应为22军）司令部，军长谭道源中将被俘（负伤后死去）这位军长像个武人，很出色。”我们作为谭道源的亲属，值此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不得不旧话重提，说明几点：

　　一、日本防卫厅所称“像个武人，很出色”的不是潭道源中将，而是湘乡的易式谷。我们不敢掠人之美，并且这位受到日本军方如此尊重的易式谷终于在1986年经湘乡县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他为抗日烈士，受到普遍的崇敬和景仰。

　　二、鲁迅先生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战后中日双方友好和平下去。但是如果日方继续夸赞当年的军刀遒如何的锋利，甚至连吹嘘起来的“战绩”都念念不忘，企图在法西斯的老路上走下去，是我们及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所不能同意的。

　　谭道源返回湖南后，辞去军职，次年元月国民政府改组湖南省政府，谭道源出任省府委员。1944年8月日寇入侵湖南时，省府为施政方便，设立安化行署，谭道源出任行署主任、代行省府职责。1945年日本投降，谭道源感慨万千，说，“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终于看到了这一天，于愿足矣！” 1946年8月6日在长沙市五堆子洱所逝世，安葬在长沙莅岭塘一处静静的山坡上。

　　50师在鲁南由谭道源等带领突出重围后，经灵壁到泗县集结，以后在潢川进行整补。师长岳森等高级军官相继辞职，将部队交出，以后由浏阳潘裕昆将军继任。

　　1944年空运印度列多接受美式装备，在缅北战场上继续打击日寇，在索卡道的争夺中给日军以重创，在进攻密支那的战斗中与美军加拉哈德支队组成纵队，一举攻入密支那市区，在烽火连天的反法西斯战场上，继续发挥着三湘儿女英勇抗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