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阳节孝祠黄本骥题匾
　　黄本骥，字仲良，号虎痴，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善山岭（今属道林镇）。善山岭位于宁乡县东南端，距省会长沙不足二十公里，附近有楚大夫靳尚墓、南宋处士谢英墓，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黄本骥生长其间，自然从小深受熏陶影响，他能成长为清代后期湖南一位著名的学者，与此不无关系。张之洞《书目答问》卷末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湖湘学人入选者八人，黄本骥为八人之一，可见学界之推重。

　　黄本骥兄妹三人，其父黄湘南中过秀才，有文名，但其辞世之时，黄本骥兄妹尚在童稚，幼年失怙，生活之困顿可想而知，其兄妹的教育成长也大受影响。黄本骥在《祭唐氏妹文》（见《三长物斋文略》卷五）中说到当日情形，“吾父之殁于浙也，伯兄九岁，余五岁，汝才二岁。零丁孤苦”。幸而黄本骥有一位好母亲，“赖有母慈，以养以教，至于成人”，不但以柔弱的肩膀担起了抚养兄妹三人的重担，还亲自课读子女，兄妹三人“贫难就塾，以母为师”。在母亲的教导下，黄本骥与兄长黄本骐刻苦学习，终有所成，县人将其父子三人誉为“眉山三苏”。

　　嘉庆初，黄本骥读书于岳麓书院，就学于王金策（香杜）门下。在岳麓书院数年，黄本骥学问大进，并得以广交湖湘学子，如邓湘皋、邱开来等后来成为湖湘学术名人的人士，都成为他的挚友。多年后黄本骥中举后重游岳麓山，对在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仍念念不忘，为云麓宫撰联道：“二十年前此读书，记古寺夕阳，常看青枫红叶临绝顶；一千里外更穷目，数今朝风物，只有月色滩声似旧时。”

　　离开岳麓书院后，黄本骥因“家贫，负米常在百里之外”（《祭唐氏妹文》），常“以授徒外出”（《致李松甫太翁书》，见《三长物斋文略》卷五），虽以开馆授徒为业，但于学问之事仍探求不已，声闻渐达于学林。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湖南通志》启动重修，黄本骥受邀参与编辑工作，负责地理、山川、古迹、陵墓、艺文、物产等门类的编撰，表现出深厚广博的学问功底。

　　道光元年（1821年），黄本骥得中辛巳科举人。次年，赴京参加壬午科会试，“春官报罢，策蹇西行”（《〈陶山文录〉跋》，见《三长物斋文略》卷四），未能考中，而受其父亲的老朋友、时任陕西布政使的唐仲冕（字云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之邀前往西安，“骥壬午秋客关中，为陶山先生编辑文集”（《致李松甫太翁书》）。编辑文集之余，黄本骥因“得游关中，周览夫金城万雉，天地奥区”（《〈陶山文录〉跋》），遍游陕、晋河山名胜，开阔了心胸，大长了见识，其《三长物斋诗略》中有多首纪游访古诗，即是他这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此后十余年间，黄本骥教学授徒，研究学问，并先后入湖南布政使裕泰、湖南巡抚吴荣光等人之幕，为他们做一些文字和家教的工作，如曾为吴荣光代编《吾学录初编》，《三长物斋文略》中收了好些篇为一些官员代作的文字，在五筸蒋春岩观察家中开馆授徒并为其校勘《〈书经〉节文》等书。至于在此期间他是否继续进京参加会试，则因史料不足，不得而知。道光十七年（1837年），黄本骥被选为黔阳县教谕，为正八品官，自此才算正式踏入了仕途，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从此黄本骥在黔阳二十年，悉心培育生员，同时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著述，“欲成才士千秋业，更助邦人百尺豪”，“官冷幸留诗卷在，兴酣不觉墨痕多”（《龙见田大令重修芙蓉楼落成四首》，见《三长物斋诗略》卷五），正是他在黔阳事业的写照。咸丰六年（1856年），黄本骥在黔阳教谕任上去世，终年75岁。

　　黄本骥一生著述颇多。他博览群书，对经学、历史、地理、方志、姓氏、职官、金石文物和目录之学都有深入研究。所撰著之书，有关经学和目录学的有《三礼从今?》、《圣域述闻》、《皇朝经籍志》、《颜书编年录》，有关史地和方志的有《历代统系录》、《郡县分韵考》、《三志合编》、《避讳录》、《湖南方物志》、《孟子年谱?》、《颜鲁公年谱?》，有关姓氏、职官的有《姓氏解纷》、《历代职官表》，有关金石文物的有《古志石华》、《访碑后录》、《隋唐石刻拾遗?》、《金石萃编补目》、《元碑存目》、《明尺牍墨华》，有关音韵学的有《诗韵检字》（附《韵字辨似》）。这些著作内容丰富，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如《历代职官表》在乾隆官修本《历代职官表》的基础上删削而成，清楚简明，使用方便，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出版，成为研究历史的必备工具书。他还著有内容颇为庞杂的读书笔记《痴学》，其中包括《读经笔记》三卷、《读史笔记》一卷、《读诗笔记》和《韵学巵言》共一卷，还有两卷是《信古录》和《疑疑孟》，其内容为辩驳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与司马光《疑孟》一文而作，这些读书笔记的内容都是黄本骥研学深思所得的独特见解。他的单篇诗文，则编集为《嵰山甜雪》、《三长物斋诗略》和《三长物斋文略》数种，其中多有精彩之作。除少数几种外，以上这些著述几乎都收录在黄本骥本人所编辑的《三长物斋丛书》中。

　　此次点校出版的《黄本骥集》选收了《三长物斋诗略》、《三长物斋文略》、《避讳录》、《湖南方物志》和《圣域述闻》五种著作，对他的全部学术成就而言，只能说是窥一斑而聊以见全豹了。

　　《三长物斋诗略》五卷，共收古近体诗302首，黄本骥晚年择其旧作，“合而编之，都为《诗略》”（《三长物斋诗略·序》）而成此集，不包括他的全部诗作，选收的是作者认为可以传世的作品。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师友同僚间的酬答唱和，反映了他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二是纪游访古写景抒怀，表现了他对祖国河山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蕴积的欣赏关切；三是对亲朋至友的悼亡怀念，这类诗不多，大都情感真挚感人；四是一些描叙节候变化的诗，这些诗在写苦热难当、蚊蝇扰人的同时，往往别有寓意；五是一些纪事诗，如访友、送行、观赛会之类；六是题画、题斋、题诗文集，这类诗学术味较浓；还有几首写人兼纪事的，则有道学家气，对节义很看重。黄本骥不以诗人名世，这些诗在艺术上可说是平平无奇的。

　　《三长物斋文略》六卷，共收各类文体的文章86篇，大致可分为学术性、文学性、应用性三类，当然也有交叉，如应用性的墓志、祭文等，也有一些具浓厚的文学色彩。其中学术性文章，专题性的学术论文很少，多是些为其他学者的著作所写的序、跋之类，但黄本骥在概括评述其著作内容的同时，又能对其书所涉之学问，进行学术史方面的探源寻迹，并常能道出自己的研求心得，给人以学术上的启迪，如《李氏〈蒙求详注〉序》、《〈志彀备要〉序》、《〈讲艺图〉跋》就是如此，而后者简直称得上是历代阵法的专门史；专题性的学术文章也有几篇，如《历朝尺式记》、《双陆局记》，都是很专业的有关古代度量衡和棋艺的学术论文；还有一些文章，如《重修贾太傅祠并建小学记》、《重修黔阳县学记》、《刘猛将军祠记》等，这些文章对地方的人文历史、文化教育乃至民俗风情都有很好的记述，也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章，这些文章表现了黄本骥作为一位学者的学术敏感和学问广博。《三长物斋文略》中的文学性文章也有很出色的，如《张竹泉刺史传》、《柳江先生小传》等篇，都有生动的情节和形象的细节描写，使人想到《史记》的某些篇章；另有几篇杂文笔法的文章，如《〈我我图〉说》、《〈观我图〉说》、《蝇说》等，诙谐中杂以讥刺，似游戏又蕴人生哲理，令人不禁想到柳子厚和罗隐的某些妙文；还有一篇《祭唐氏妹文》，那真是一篇饱含深情、和着血泪写就的至文，与袁枚的《祭妹文》相比也毫不逊色。《三长物斋文略》中的应用性文章如书信、祝寿文、墓志、祭文等，也很有一些可读的文字和有用的信息。

　　此次点校《三长物斋诗略》和《三长物斋文略》，所用底本是道光二十七年湘阴蒋瓌刻光绪四年古香书阁印的《三长物斋丛书》本，此本当经黄本骥亲自校过，除极个别的错衍脱字和人名错植外，仅改正了一些不规范的古、俗、异体和通假字。

　　《避讳录》五卷。黄本骥之前的古代学者对避讳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已有所留意并有一些研究，如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中有专论避讳的大段文字，唐代韩愈有《讳辨》一文，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张世南《游宦纪闻》中都有谈避讳的文字，元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多次以避讳为训释，清代学者顾炎武、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也分别在《日知录》、《陔余丛考》、《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中，藉避讳以释疑解惑，但他们都未能为避讳现象作一从古至今（作者当时）的有系统之梳贯整理。黄本骥的《避讳录》可说是第一次将从周朝到清代的避讳现象作了系统梳理，不仅对帝王讳例，而且对一般人的家讳也作了全面的述说；作者还特别地注意到了历史上由于避讳而导致的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的更改现象（有的数次地改来改去），这对我们理解避讳现象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及传统社会文化心理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在详细列举讳例的同时，还叙说了许多有关避讳的有趣典故，使这本工具书性质的著作，让人读起来饶有趣味。此次点校《避讳录》，所用底本是清道光二十六年湘阴蒋瓌刻光绪四年古香书阁印的《三长物斋丛书》本，此本当经黄本骥亲自校过，一般的错讹脱较少，但其中引用古籍也有一些错误，点校时已据原书改正。

　　《湖南方物志》八卷。嘉庆年间，黄本骥曾参加了《湖南通志》的重修，负责地理、物产等门类的编撰工作，近三十年后的道光二十五年，他将物产部分抽出，“稍为增辑”而成是书。此书可算是第一部系统记录历代湖南全省物产风物的专门著作，搜罗广博，巨细靡遗，举凡正史、野史、方志、文集、笔记、医书、类书，都在网罗之列；从别人的谈述到亲身的察见，只要有价值的作者都加以收录，所记载的矿产、动物、植物和各类制成品数以千计，如仅是糯稻就记有53种，并对大多数物产的名称、产地、性质甚至制作方法都有详细记述；对湖南各地的风景名胜、历史上的自然灾变和出土文物，以及民间传说和奇闻佚事，书中都有记载收录。这些内容是极为宝贵的资料，对了解研究湖南历史上的资源、物产和农业、林业、渔业、矿业与手工业的状况，从而对之加以利用开发，以为今天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服务，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找不到道光印本，此次点校《湖南方物志》，所用底本是清道光二十六年湘阴蒋瓌刻光绪四年古香书阁印的《三长物斋丛书》本，此本可能是《三长物斋丛书》中刻印最为粗劣的，错、讹、脱、衍几乎每页都有，尤可怪者，卷六有关辰州的内容竟有两页约1200字重复出现在卷七上，而卷七郴州的相关内容则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点校者此次整理此书，用嘉庆、光绪《湖南通志·食货志》物产部分与之对校，改正了一些错讹，并补齐了卷七的有关内容，有些脱字，因无法找到相关原文，只能以方框表示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至于书中引用之处，点校者尽可能找到原始出处，补正了作者的一些引用缺误。尽管冯天亮、李龙如点校的《湖南方物志》（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质量不甚令人满意，点校者对之还是作了一定的参考。

　　《圣域述闻》二十八卷。此书是黄本骥黔阳教谕任上，县令龙光甸建议他辑录庙学典礼、圣贤事迹“勒为专书”，使儒者“知根本之当务”，竭数年“旦夕之功”而“辑成”的（《圣域述闻》卷末黄本骥识语）。秦亡之后，儒学渐为官方独尊，儒学渐成儒教，历代朝廷对孔子不断加封，祭孔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孔庙（文庙）也在朝廷所在和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随着孔孟门人及后世大儒的不断加入，孔庙中从祀者已是数以百计，且历朝历代多有增减变化，起初各级官办学校与孔庙各为门庭，到了唐代，开始因庙立学，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是为庙学。孔庙祭祀礼乐器制，各代多有沿革变化，学子儒生读书习礼于其间，对于往哲行事、从祀先后往往茫然，今人对之更是难知其详。此书首述历代庙祀典制及位次先后，以“备后学之参稽，存胶庠之实录”（《圣域述闻》龙启瑞序）；其次博采古书，叙录所有列祀先贤事迹，人所习见及认为记载不纯者不采。该书取材审慎，资料翔实，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儒学儒教和政治教化，了解古代文庙、学校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演变发展，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圣域述闻》道光二十一年编成，当时即由县令龙光甸付梓刊刻，但龙光甸调升浙江台州府同知时，竟“携板以去，四方同好，闻而见索，竟无以应”，黄本骥只得“因取原编，稍为增辑，寄付蒋君维扬（即蒋瓌），汇入《三长物斋丛书》”（《圣域述闻》卷末黄本骥识语），于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此次点校即用此为底本。此本刻印较精，错讹不多，主要是一些引书错误，这应该是属于原稿的问题，点校时都已用原书校对改正。

　　黄本骥涉猎广泛，学问博通，好学深思，勤于著述，但也因其务求博通而于精深细密有所缺欠。张舜徽先生曾评论他的学问说：“经史之学，根柢不深，考证工夫，尚未能臻于邃密。”这个评语是有一定道理的。点校者在整理收入本集的几部著作时，对之也有同感，如引用文献常以讹传讹，不加考察，从而导致很多不应出现的错误。

　　黄本骥在黔阳教谕任上的第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他逝世的前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已发生，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格局开始被打破，亘古未有的空前巨变已经来临。这十几年间的黄本骥，他的学术生命还正旺盛，然而，他没有他的同乡并且同代的魏源（比他小13岁，但只比他晚一年去世）那样的对中国和世界时势变化的敏锐感觉，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传统道德学问的陈旧气息，看不到一丁点儿时代风云的阴晴雨雪，作为一位以培育青年学子为职任的县学教谕，这也是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的。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原载2008年3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1期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