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兽面纹铜编铙

商兽面纹编铙

名称：商兽面纹铜编铙

时代：商代

级别：一级文物

规格（从小到大）：

1号通高36.5厘米，甬长13.4厘米，铣间宽26厘米，重9.5千克，

2号通高47.0厘米，甬长18.5厘米，铣间宽30厘米，重20千克

3号通高45.7厘米，甬长17.0厘米，铣间宽32.8厘米，重量18千克

4号通高48.0厘米，甬长18.7厘米，铣间宽32.0厘米，重量20千克

5号通高48.5厘米，甬长17.2厘米，铣间宽35.7厘米，重量21千克

6号通高49.5厘米，甬长20厘米，铣间宽33.2厘米，重量28千克

7号通高50厘米，甬长19厘米，铣间宽36.5厘米，重量24千克

8号通高51.6厘米，甬长20.3厘米，铣间宽34厘米，重量27千克

9号通高53.5厘米，甬长20.5厘米，铣间宽37厘米，重量31千克

来源：1993年宁乡县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今藏：长沙市博物馆

双音编铙，上古荣光

——商兽面纹编铙

  宁乡，这个被称为“南方青铜之乡”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出土了众多震惊世人的青铜重器。从四羊方尊到人面纹方鼎，从巨型铜瓿到象纹大铜铙，无一不是商末青铜文化的代表。近年来，宁乡又出土了一套让全世界音乐研究者惊叹的乐器——铜编铙。编铙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先秦时期，在编钟出现之前，音乐文化曾经有过的无与伦比的辉煌。

1993年6月7日，这套编铙在宁乡县西南老粮仓乡师古寨山的西北坡上重见天日，出土地点离山脊约5米。与象纹大铜铙一样，它们也是被当地农民发现，然后上报上级文物部门进行发掘。在一椭圆形的土坑中，最后发掘出了10件铜铙，与其他铜铙出土的情况一样，没有任何其他文化遗物。土坑的坑口长1米，深1.5米。10件铜铙分四层平置，下面三层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离地表仅有0.5米。在10件铜铙之中，有9件铜铙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但是大小相次，当为一组编铙。

这一套编铙，甬作管形，内空通腔，外部有旋。钲部每面各有3排乳钉。腔内除1、3号于部无唇外，其余均有唇。各铙甬部，篆间、鼓部等处多饰有云雷纹。其中7号铙鼓部还饰有虎纹。老虎嘴部大张，昂首向前，尾部略卷，向后翘起，四脚微伏，有蓄力跳跃之姿，形象生动活泼，意趣盎然。

成套的编铙，在殷墟里最早也有出土，但是殷墟出土的编铙多以三件为一套，而且体型很小，与宁乡出土的编铙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铙作为先秦时代出现的一种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礼乐器，最早出现在殷墟二期的墓葬里，基本上是成编存在，而传到南方后，却一改在中原地区小而成编的特性，变成单独而形体巨大的大铙，显示出中原与南方地区青铜器与礼乐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套编铙却是例外中的例外，一改出土的铜铙单个存在的情况，却又迥异于中原地区编铙的成编情况。

这一套编铙，有着非常显著的“一铙双音，三度音程”的特征。一铙双音，即同一饶体发出的“双音”现象:分别敲击饶体两旁的“侧鼓”部，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相互构成大三度音程(如上表所述);但是敲击铙体正中的“正鼓”部时，却能发出一个十分和谐悦耳的大三度和声音程。编铙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先秦时代的人们，对于音乐的认识和青铜器的铸造水准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地步。让铙发出铸造者想得到的乐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商代，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发现了侧鼓音的存在，并且在编铙的铸造过程中，对于正、侧鼓音间的音程关系可能也经过了选择。然而，这种音程关系并不是完全统一又稳定的，另外，编铙的侧鼓部并不像西周时期的甬钟那样有特殊的标志，也没有明显的敲击痕迹，内部的节线位置上也无明显的锉磨的痕迹，种种迹象使得学者们推测:当时的人们对于侧鼓音还没有完全掌握，故而也未能正式将之应用于音乐演奏。“因为正式地使用侧鼓音，不仅需要经过一个反复试验、筛选和掌握的长期摸索过程，甚至要牵涉到更为复杂的音阶调式的发展问题。中原地区出土的编铙，除妇好墓外，其他墓葬铜铙均为3件。这种3件成编的情况也在后出铜铙的配置中渐成定制。从测音数据上看，可能是由于铜铙初现时的制作工艺，以及个别铜铙破损的情况，音准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各铙基本能够奏出基音，勉强可以构成一组四、五声音阶;编铙的正鼓音和侧鼓音有些均能测出大三度的音程，但是有些又能测出大二度、小三度的音程。显而易见，编铙的正鼓音具备角、徽、宫这样的音列结构，说明古代殷人对音程协和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这种三音列结构被应用于编的演奏，当是为适应演奏不同调式的乐曲而制造的。安阳花园庄M54所出编铙大致可奏出“宫(f2)、商(g2)、角(a2)、徵(C3)、羽(d3)”的五声音阶;安阳郭家庄M26所出编铙大致可奏出近似安阳花园庄M54编铙的五声音阶，从中大致能够体会到一个不太清晰的五声音阶形态。联系到文献中曾经提及的殷商时期高度的音乐发展水平，这一时期铜铙的音乐性能还不是非常完善，偏高的音域使得它们可能在实际奏乐中很难担任主要旋律角色。铙体刻有的纹饰及铭文，强调了器主的身份，这样的形制特征，使得编铙很有可能与其他青铜礼器一道，作为仪礼性器物供奉。即便如此，铜铙也是偶出于重要贵族墓葬，其重要性较鼎之仪礼重器，在当时实在微不足道。铙的初现，其仪礼特征更重，音乐特性次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编铙的优势逐渐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商饶的一钟两音，不仅扩大了该乐器的音阶，打宽了音域，节省了制作材料，而且排列起来空间缩小，更加便于演奏，使其表现力更加丰富，音响更加美化。编铙不但是具有固定音高的旋律乐器，而且也用于与编磐、埙的合奏。有了饶的标准音高，各种不同的乐器始可得以相互校音，以保证合奏时的音准。从目前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鼓、编磐、编铙和埙等乐器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其编制及配器方式当应组成这样的乐队:埙担任高声部主旋律，编馨、编铙则各有一组用于演奏中声部调式框架的伴奏型，鼓则加强节奏重音以增强乐曲的表现力……

灿烂的先秦音乐文明，在商代中晚期的铙出现后达到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时期，从中原商文明传播到南方的铙，体积从小而大，编铙数目由少而多，俨然发展出了一脉堪比中原地区，又具有自己独特含义的音乐文化。经过3000多年的时光，成套双音编铙在宁乡的起伏的山丘之中重见天日，给世人带来了这来自上古神秘的乐音。

  著名音乐家谭盾先生，也将这套编铙带入了张艺谋电影《英雄》，在秦王宫殿中敲击编铙的情节，曾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让普通人了解到这样一种有别于编钟，却又能敲出雄浑悠扬乐声的古代乐器。

参考文献：

1、高至喜、熊传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大象出版社，2006年，24~26页

2、王秀萍，《殷墟妇好墓铜铙组合方式新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8月

3、刘新鸿，《殷墟出土编铙的考察与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文库，2004年4月

撰文：潘钰

供稿：长沙市博物馆 李历松

来源：2015年《悠远的印记：长沙文物精品漫谈》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