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史话

让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的血脉 ——《长沙史话》序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城市的内核、灵魂、实力、形象的彰显，都离不开文化的积淀、传承、支撑和呈现。

长沙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的厚重与悠远珍藏在巍巍麓山之中，流淌在滔滔湘水之中，更体现在殷商青铜的鼎盛、楚汉屈贾的情怀、三国孙吴的繁华、盛唐人文的荟萃、宋代儒学的弦歌、红色故土的盛名之中。毫不夸张地说，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野栖到穴居、从渔猎到农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和跨越，都能在长沙这座古城中找到印迹。任凭时代更迭、岁月变换，文化的因子始终浸润着这片山水、升华着这方热土，铸就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

历史文化之于长沙，是名片、是瑰宝、是财富，也是启迪后人的镜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长沙这座城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精彩大蝶变，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大跨越，不断书写着华丽转身的“春天的故事”,经济总量在省会城市中由位居“全国中游”迈入“全国十强”,城市格局由“五一路时代”进入“沿湘江时代”,文明之城、幸福之城的品牌在神州大地闪耀光彩。这些，皆与历史文化的熏陶、陶冶、反哺息息相关。在长沙迈向率先建成“三市”、强力实施“三倍”、加快实现基本现代化、大步践行“六个走在前列”的新征途上，文化的力量定会倍加强劲，文化的作用必将更加凸显。因为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缺少文化的城市充其量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徒有其表的躯壳，文化铸魂也日益成为长沙规划建设管理的价值追求。我们不仅要让文化记录城市的沧桑巨变，而且要让文化成为植根于城市深处的可感、可触、可传承、可光大的浓郁乡愁，要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心存油然而生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在长沙大力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亲和力和竞争力的新时期，《长沙史话》的编辑出版实乃应时而生。该书以各方遗存为依据、历史沿革为次第、文化名城为统揽，对长沙上下古今、名山胜水、人物遗迹、战火烽烟等进行了广泛搜集、概括与梳理，用“山水洲城文化名城”“商周古邑楚汉名城”“湖湘首邑潇湘洙泗”“荆衡胜地战略要冲”“革命圣地时代先声”“伟人故里雷锋家乡”等六大篇章，串起了长沙3000多年历史文化的“珍珠项链”.全书立意高远，资料翔实，熔古铸今，择要而书，使得源远流长的长沙文明脉络清晰如画、纷繁浩瀚的文化家底尽收眼底，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和豪迈。这对于长沙历史文化的宣传、普及、传播，激发全市人民心系故土、热爱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情怀是大有裨益的。

对历史文化的求索和传承，是一条没有休止符的长河。在追逐文明、追求文化的道路上，长沙人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在谱写中国梦长沙篇章的进程中，我们要更加自觉而坚定地把文化深度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使之愈加光彩照人、璀璨夺目！

是为序。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

2014年9月于湘江之滨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全国文明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下辖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和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

长沙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她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历史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长沙有2400多年的建城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为楚国雄踞南方的附属地，也曾为汉长沙国国都和五代南楚国都，是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重要始源地之一。

长沙地处湘中丘陵与洞庭冲积平原过渡地带的长浏盆地，湘江自南而北贯穿全境。境内汇入湘江的支流达15条，主要的支流有浏阳河、捞刀河、靳江和沩水。水资源以地表水为主，水源充足。远古时期，湘江两岸的河谷平原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里的动植物物种丰富、品类繁多。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远古的长沙先民提供了繁衍生息和生存发展的丰沃资源。

在距今20万——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浏盆地的湘江两岸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在浏阳永安发现的旧石器，属于典型的砾石器工业传统，具有华南旧石器文化特征，为该时代的早中期。到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居民聚落开始在湘江两岸的河谷渐次产生。长沙远古属三苗之地，从长沙县南圫大塘遗址发掘出土的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残片上有太阳照耀下的高冠长尾鸟，折射出长沙先民原始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想象力，这一考古发现被学术界归为“大塘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长沙腰塘和团山里考古遗址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陶器属于屈家岭文化的范畴，浏阳樟树潭考古遗址发现的距今4500年的陶器则属于龙山文化的范畴，这些都具有“三苗”文化的鲜明特征。

明嘉靖《长沙府志》载：“长沙之名，起于洪荒之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记载，西周成王七年（前1050），成王大会诸侯于雒，并接受各方诸侯贡献的方物，其中就有“长沙鳖”.春秋战国时期，“扬越之地”长沙为楚国黔中郡辖地。秦代置长沙郡（洞庭郡），以湘县为治所。汉代改立长沙国，改湘县为临湘县，作为国都。魏晋南朝设湘州，仍以临湘为治所。隋唐宋元设潭州，改临湘为长沙，为潭州治所。明清设长沙府。清康熙三年（1664），湖南正式建省，长沙成为湖南省省会。直到民国，长沙都是省、府（道）、县（市）三级的治所。民国22年（1933），长沙市、县分治，设立长沙市为湖南省省会，直至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再沿袭至今。

在历史的演进中，长沙不断积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沙的历史地位和地域影响不断提升扩展。

长沙是商周古邑、楚汉名城。宁乡炭河里与长沙杨家山等地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大量的石器、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既具有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内蕴，又有明显的古越文化的特征。炭河里更发掘出了距今3000年的周代初期古方国都城遗址。在炭河里遗址及周边发现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如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和大铜铙等，深邃地展示了长沙青铜文化融合南北特质创造的独特文化——炭河里文化。战国时期，长沙已是楚国镇守南方的军事重镇和重要粮仓。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长沙马王堆汉墓，以及保存最完整的西汉长沙国王陵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长沙走马楼（今五一广场）及附近古井发现的大量西汉、东汉和东吴时期的简牍，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从西汉到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信息。

长沙是屈贾之乡、潇湘洙泗。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长沙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包含怀念先人、怀念故国之意。西汉时期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写下了《吊屈原赋》《谏铸钱疏》《鸟赋》等千古佳篇。东汉时期长沙太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潭州欧阳询的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诗圣杜甫在长沙生发出“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之兴叹。

随着历史的发展，长沙的经济愈益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的逐渐开发，长沙开始成为历代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地和转运中心。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潭州成为全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铜官窑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从唐到五代长沙釉下多彩陶瓷工艺的古典辉煌。南宋时期，福建人胡安国和胡宏父子创立了湖湘学派。胡宏弟子张栻主讲长沙岳麓书院，并与着名理学大师朱熹留下“朱张会讲”的传世佳话。宋以后，长沙人才辈出，可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特别是近代，以长沙为中心，湖南形成了五大人才群体：以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为代表的湖南经世派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群体；以黄兴、宋教仁、秦力山、杨毓麟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以杨昌济为精神领袖，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代表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群体。

长沙是荆衡胜地、战略要冲。《长沙县志》记述：长沙“邑居省会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崇镇”.从秦汉到唐宋，湖南虽然还是中原王朝流放和安置贬谪官员与失势权贵之处，但在军事上，长沙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汉末长沙太守孙坚从长沙率兵讨董卓勤王，至今有“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弟子最先来”的美谈。三国时代关羽战长沙，收黄忠、杀韩玄的故事广为流传。宋金长沙之战十分惨烈，金兵直称长沙城是铁州城。宋元长沙之战，宋兵在李芾指挥下坚守数月，英雄形象至今仍存长沙人心中。近代抗击日寇的长沙会战更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长沙的许多地名都与历史上武将征战的传说有关，如铜官、靖港、捞刀河、营盘街、蚂蚁（马援）巷等。

长沙是革命圣地、伟人故里。长沙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运动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长沙走出去的湘军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英勇抵抗，浴血奋战。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份，长沙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心。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湖南立宪派人士在长沙积极推动宪政。在辛亥革命中，长沙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在五四运动中，以长沙为中心开展了湖南人民“驱张运动”.毛泽东等在长沙的建党活动，使长沙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地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农民运动闻名全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长沙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长沙是谭嗣同、黄兴、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等伟人的故里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家乡。

明德致远，心忧天下，求是创新，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勇于担当。这些都是长沙历经数千年铸就的文化品性和城市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长沙人民继续奋发作为，正创造新的辉煌。

长沙市市长  胡衡华

1、地理环境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及全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中国中部地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全市现辖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六区及长沙、宁乡二县和浏阳市，土地面积为11815、9平方公里。

长沙是一座山水洲城。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子洲浮碧江心，浏阳河曲绕城外，湖泊星布，岗峦交替，城郭错落其间。

长沙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以南地区，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东西长约230公里，南北宽约88公里，境界略呈不规则的甘薯形状，基本处于湘中丘陵与洞庭湖冲积平原过渡地带的湘浏盆地，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大体各占1/4。

盆地中心为沿江的冲击台地。湘江、浏阳河二水交汇的新河三角洲为第一级台地，海拔约30米，高出湘江常年水位约10米。五一广场一带为第二级台地，高出湘江常年水位约30米，长沙古城主要分布在这一级台地。盆地内台地由崩塌的砂岩与黏土构成，地层中孔隙多，有较好的含水层，地下水源丰富。古时长沙城中水井比比皆是，清澈甘洌，四时不竭，白沙井、鸳鸯井等闻名遐迩。

长沙城西的岳麓山沟壑溪谷连绵，地下水沿断层汇向低谷，形成“白鹤”“青枫”等众多名泉。碧虚峰海拔300、8米，为岳麓山最高峰。浏阳市东部大围山，群峰逶迤，盘绕150余公里。主峰七星岭海拔1600余米。宁乡县西端的沩山，主峰瓦子寨海拔1070余米。望城区内的黑麋峰，海拔591米。

湘江是长沙的母亲河，流经长沙市境约74公里。湘江水流平缓，河床宽阔，东西两岸，支流汇注，下游受洞庭湖水顶托，形成橘子洲、傅家洲、香炉洲、月亮岛等片片绿洲。长沙地区流入湘江的支流有15条，最大的是浏阳河。浏阳河发源于大围山，全长234公里。发源于浏阳石柱峰的捞刀河、发源于宁乡沩山的沩水，也于长沙市区注入湘江。

长沙物产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花炮之乡”“湘绣之乡”“陶器之乡”“有色金属之乡”等美称。

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温和湿润，季节变化明显。冬寒夏热，四季分明，春秋短促，冬夏绵长，充分体现了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典型特点。长沙年平均气温为17、2℃。东西山势高耸，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360毫米，年平均雨日152天。长沙地区年日照时数达1677小时。

受气候、地形与河流等因素的影响，长沙土壤形成红土和河流冲积土两大类，土质肥沃，适于耕种。粮食生产是长沙农业的优势。浏阳金橘、北山梅、春华李、沩山毛尖、高桥银峰、东山辣椒等经济作物闻名遐迩。长沙畜牧业兴旺，“宁乡流沙河猪”“长沙大围子猪”“浏阳黑山羊”均为全国闻名的牲畜品种。长沙河网纵横，渔业发达，盛产鳖（甲鱼）和鲢、鳙、鲤、鲩（草）等淡水鱼。长沙谷塘鲤和宁乡灰汤鸭，明清时就被列为贡品。

远古的地质构造运动给湘浏盆地留下了丰富的矿产资源，金属矿产品种繁多，非金属矿产独具特色。现已查明的有铁、锰、钒、铜、铅、锌、锑、钴、金、银、铀以及海泡石、菊花石、磷、硫、重晶石、石膏、煤等50余种，矿点300多处。浏阳菊花石全国独一无二，名贵珍稀，海泡石储量全国第一。

长沙区位优势明显。它据中华腹地，北控荆楚，南领桂粤，东接浙赣，西引川黔，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长沙自古交通发达，湘江连通洞庭湖及资、沅、澧等大小几百条河道，秦代在湘江与漓江开凿灵渠而把长江和珠江勾连起来。《梁书》载，“江湘委输，万船连轴”，六朝时长沙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

今天的长沙，交通运输更加通畅。陆路交通四通八达，京珠高速公路，106、107、319国道等穿境而过；京广铁路贯穿南北，湘黔、浙赣铁路连接东西两线，还有客货两运的石长铁路；京广高铁、沪昆高铁这两条我国南北和东西向最长的高铁“大动脉”在长沙十字交汇，使长沙成为中部最重要的全国性高铁黄金枢纽城市。水路有湘江千吨级航道和全国最大的内河主枢纽港——霞凝新港，湖南的大宗商品可顺畅地通江达海。航空有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开通110余条航线，直达国内外72个城市。2013年，长沙机场成为全国第12个旅客吞吐量达1600万人次的枢纽机场，名列中部地区第一，吞吐量进入全球机场百强阵容。

2、建置沿革

远古时期

在距今20万——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已形成氏族及部落。

传说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曾来过长沙。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土地封给了他儿子少昊氏。宋罗泌《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之意。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

长沙远古属三苗之地，后被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征服。《舜典》的“传”中说：“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舜典》的《名义考》指出：“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

夏商周和战国时期

夏代，长沙属三苗国。殷商之时，长沙属扬越之地，又叫“荆蛮”,是百越部落的分支。这时的土着文化已相当发达，中原文化开始传入。

公元前616年，春秋时代的楚国势力进入江南，长沙地域从此归属楚国。楚国在今望城区铜官设铸币工场，在今长沙市城区修建城邑。公元前285年，战国时代的楚国设黔中郡。长沙属黔中郡。此时的长沙城邑已初具规模，是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秦始皇元年（前221），秦统一天下，置长沙郡，为全国36郡之一。郡界约为今湖南湘、资两水流域及相邻的湖北、江西、两广部分地域。长沙郡治为临湘县，包括今长沙、望城、浏阳及宁乡、醴陵、湘潭、株洲等地。临湘县治位于今长沙市城区。

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分封诸侯，分楚为四，长沙属临江国。汉高祖五年（前202），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立长沙国，都临湘，辖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5郡，史称“吴氏长沙国”.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长沙王五传至靖王吴着，无后，废长沙国。时长沙国辖临湘、罗县、连道、益阳、下隽、攸县、酃县、承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13县。

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复置长沙国，前元二年（前155），立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史称“刘氏长沙国”.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增以武陵、零陵、桂阳3郡。长沙国七世传八王，至孺子婴居摄二年（7）刘舜继长沙王位。两年后，王莽篡汉，越一年废长沙（王）国，王莽（新）始建国元年（9）改长沙国为填蛮郡，改临湘县为抚睦县。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复置长沙郡，改抚睦县为临湘，仍为郡治，后隶荆州刺史部。建武时，长沙郡辖临湘、攸县、茶陵、安成、酃县、湘南（侯国）、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县、容陵、醴陵。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已有浏阳县。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建安十四年刘备领有长沙郡。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长沙等3郡。次年，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东属孙权，西属刘备。

吴大帝孙权承前朝制，仍置荆州长沙郡，治临湘。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257）析长沙郡西部都尉辖地置衡阳郡，统今宁乡县、望城区，今长沙县、望城区湘江东部、浏阳市仍属长沙郡。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统一中国，仍采州、郡、县三级制，长沙郡属荆州。怀帝永嘉元年（307）八月二十六日，分荆州七郡及江州一郡置湘州。东晋成帝咸和四年二月（329年4月）湘州并入荆州。安帝义熙八年（412）十二月复分荆州十郡置湘州，义熙十三年（417）撤湘州。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复分荆州十郡，设湘州，辖长沙郡、衡阳郡，长沙郡辖临湘、醴陵、浏阳、吴昌、罗县、攸县、建宁。

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时期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采用州、县两级制，撤湘州，并郡县，湘州改名为潭州，临湘县改名为长沙县，废浏阳、醴陵、湘西（一部分）等县入长沙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潭州改名长沙郡，长沙郡辖长沙、衡山、益阳、邵阳4县。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改长沙郡为潭州，潭州辖长沙、衡山、醴陵、湘乡、益阳、新康6县。贞观元年（627）并省州县，分全国为10道，潭州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全国增为15道，潭州属江南西道。代宗广德二年（764），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驻衡州，领衡、潭、邵、永、道5州。大历五年（770），湖南观察使徙治潭州，辖区增加郴、连两州，长沙从此成为湖南道治所。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割据长沙的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被封为楚王，后唐天成二年（927），晋封马殷为楚国王，以潭州为长沙府，作为楚国都城。马楚国是唯一以长沙为都城建立的国家。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太祖平湖南，至道三年（997），分全国为15路，潭州（长沙城）为荆湖南路路治。潭州辖长沙、湘潭、益阳、湘乡、醴陵、浏阳，攸县、衡山、湘阴、宁乡。此后直到南宋末年，潭州辖长沙、善化、衡山、安化、醴陵、攸县、湘乡、湘潭、益阳、浏阳、湘阴、宁乡12县。长沙城为路、州及长沙、善化两县治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设立安抚司。至元十四年（1277）设潭州行省。至元十八年（1281），迁潭州行省于鄂州，后称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湖南道宣慰司治潭州（路）。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以“潜邸所幸”,潭州路改天临路。潭州（天临）路辖长沙、善化、衡山、宁乡、安化5县和醴陵、浏阳、攸、湘乡、湘潭、益阳、湘阴7州。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改天临路为潭州府。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潭州府更名长沙府，长沙府辖长沙、善化、湘阴、湘潭、浏阳、醴陵、宁乡、益阳、湘乡、攸县、安化11县及茶陵州，隶于湖广布政使司。

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清承明制仍设长沙府，辖12州县。康熙三年（1664），湖广省设右布政使司、湖南按察使司于长沙，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雍正二年（1724），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仍属湖广总督。

中华民国时期

1912年4月，原长沙府附廓的长沙、善化两县并入长沙府，成为民国初年长沙府直辖地。1913年9月，长沙“裁府留县”,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1914年6月，划湖南为湘江、衡阳、武陵、辰沅4道，长沙县属湘江道。1920年9月，复行省、县两级制，道被取消，长沙城行政由长沙县管辖。1933年8月，长沙设“省辖市”,市县分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不管县时期（1949年8月至1958年）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辖城东区、城南区、城西区、城北区、文艺区、金盆区、岳麓区、会春区8区。1950年3月，设郊区办事处，领导文艺、金盆、岳麓、会春4区。1953年1月，长沙市设立水上区。1955年10月，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区更名为东、南、西、北区。1956年5月，撤水上区。

管县时期（1958年底至今）1958年12月24日，原属湘潭专区的长沙县、望城县划归长沙市管辖。1983年2月8日，浏阳县、宁乡县划归长沙市管辖。1993年1月16日，浏阳县撤县设市。1996年，市辖区区划调整，撤销郊区，新五区改名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2011年5月20日，望城县撤县设区。

3、文化古迹

长沙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古迹众多。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里仁学校

里仁学校原名文华书院，位于浏阳市文家市镇人民路33号，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1912年改称里仁学校。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各部会师文家市。1961年，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铜官窑遗址

铜官窑又名长沙窑，位于望城区丁字镇古城村，是唐至五代时期着名的民间瓷窑，为我国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源地。1956年调查发现，1970——1983年多次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一条长41米、宽3米的完整龙窑。历次调查发掘的文物有唐元和三年（808）等纪年铭文和大量釉下彩绘画题诗的瓷器。该窑瓷器出口日本、伊朗等十多个国家，是唐代外销瓷主要生产地之一。1988年，铜官窑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兴故居及黄兴墓

黄兴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原属长沙府善化县龙喜乡下凉塘，现属长沙县黄兴镇杨托村下凉塘，是一栋典型的江南庄园风格砖木结构建筑。黄兴墓位于岳麓山云麓峰北向之小月亮坪上方，墓上建有方型墓塔，以整块花岗岩琢成四棱形，通高11米，墓东面镶嵌紫铜色墓碑，镌刻“黄公克强之墓”.1988年，黄兴故居及黄兴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少奇故居

刘少奇故居位于宁乡县花明楼镇，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系砖木结构普通农舍，坐东朝西，是由正屋偏厦、外坪内院组成的四合院落，大小房屋共计21间，建筑面积约390平方米。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在这里诞生。1988年，刘少奇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区岳麓山青枫峡，为中国古代着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书院占地面积共3万余平方米，完整保存了教学、藏书、祭祀的结构，是我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和唯一延续办学的书院。院内存有自明代至清代的大量碑刻、匾额，是研究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重要场所。1988年，岳麓书院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炭河里遗址

炭河里遗址位于宁乡县黄材镇，1963年发现并确认，2001——200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壕沟、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及大量的西周陶器、玉器、青铜器。遗址现保留面积23000平方米。炭河里遗址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和地方方国都城所在地，以炭河里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炭河里文化。2006年，炭河里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

该址始建于1921年，是一座具有典型南方风格的二进三开间民居建筑，位于长沙市八一路。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此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旧址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由青砖墙围绕成一个小院落，大门朝东，建筑面积约112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79平方米。2006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锷墓

蔡锷墓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黄兴墓正下方，占地约1974平方米。墓东向嵌入紫铜墓碑，正面刊刻“蔡松坡之墓”碑文。墓塔四周砌石栏，嵌有汉白玉和青石板，镌刻有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长兼督军所献铭文及民国6年（1917）4月26日建墓亭志文。2006年，蔡锷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位于天心区书院路324号，前身为南宋创办的城南书院，1903年始立为湖南师范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美誉，张栻、朱熹和徐特立等曾在此讲学执教。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此求学、工作，并在此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一系列革命活动。200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沙国王陵遗址

长沙国王陵遗址位于岳麓区、望城区，分布范围平面略呈“┓”形。迄今为止，已累计发现长沙国王（后）陵墓26座及城址1处。遗址包括公元前202年至公元37年间长沙王（或王后）的陵园建筑遗迹，如王（或王后）陵、从葬坑、陪葬墓、陵园垣墙、陵庙、寝殿、便殿、神道等。王（或王后）陵使用“黄肠题凑”葬制，出土物包括玉璧、玉环、玉瑗、印授、铜镜、铁剑、环首刀、漆器、陶器等。2013年，长沙国王陵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爱晚亭

爱晚亭位于岳麓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内东侧清风峡中，坐西向东，面积50平方米，花岗岩琉璃瓦结构，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与安徽醉翁亭、西湖湖心亭、北京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爱晚亭造型古朴典雅、风格端庄稳重、气势高亢活泼，是我国古代亭台建筑中的经典。2013年，爱晚亭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国藩墓

曾国藩墓原位于长沙金盆岭。同治十三年（1874），曾国藩夫人欧阳氏去世，择善化县平塘（今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为墓地，曾国藩夫妇遂于当年十一月初五日合葬于此。曾国藩墓规模宏大，占地约3000平方米，体现了典型的清代侯爵葬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2013年，曾国藩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何叔衡故居

何叔衡故居位于宁乡县沙田乡长冲村五组，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土砖青瓦木结构，坐东朝西，小青瓦屋面，土砖泥筑院墙，平头槽门，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清代南方民居建筑特色。2013年，何叔衡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耀邦故居

胡耀邦故居位于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为普通民居建筑，整体布局为倒凹字形，始建于清咸丰年间，坐北朝南，小青瓦土木结构，总占地面积45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共计19间，其中自中轴线以西部分为胡耀邦家的住房（9间半），以东部分为胡氏宗亲住房。2013年，胡耀邦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

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是指湖南大学自1903年从古代的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扩建的最初一批建筑，包括湖南大学二院、科学馆、工程馆、大礼堂、老图书馆、胜利斋和第一、七、九学生宿舍。2013年，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锦绶堂

锦绶堂位于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坐北朝南，砖木两层结构，三进五开间，四周建有围墙围护，为典型的天井院式民居建筑，占地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1930——1931年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入驻锦绶堂办公。2013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浏阳文庙

浏阳文庙位于浏阳市区圭斋东路81号浏阳第一中学校内，是一处清代典型的宫殿式古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浏阳文庙于北宋时期，由着名理学家杨时任浏阳县令时建造，现存文庙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迁建于此，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修的建筑。2013年，浏阳文庙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位于芙蓉区东郊五里牌古汉路89号，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利苍妻子辛追及其儿子的3座墓葬的统称。3座墓葬皆为土坑木椁墓，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坑呈不规则品字形分布，占地面积约6800平方米。2013年，马王堆汉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心阁古城墙

天心阁古城墙位于天心阁景区东南角，城墙原为土筑，最早可追溯到西汉高祖五年（前202）长沙王吴芮筑城时期。由汉迄宋，逐次扩展，至元基本成形。明洪武五年（1372），长沙守御指挥邱广营建长沙城垣，将元代所筑土城墙全部改为石基砖砌。1938年“文夕大火”中此段城墙皆遭破坏，雉堞全无。1983年重建天心阁，从民间广集旧城墙砖，重筑雉堞，以复旧观。2013年，天心阁古城墙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谢觉哉故居

谢觉哉故居位于宁乡县沙田乡堆子村南馥冲，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坐东朝西，土木砖结构，三合院式，占地约640平方米。谢觉哉于清光绪十年（1884）诞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2013年，谢觉哉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民学会旧址

新民学会旧址位于岳麓区新民路周家台子，1918年4月至1921年7月，新民学会利用蔡和森住所召开成立会并开展进步革命活动。旧址房舍为单层竹木结构民居建筑，青瓦屋面。邓小平、陈云分别题词“蔡和森故居”和“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2013年，新民学会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徐特立故居

徐特立故居系徐家祖业，清末同治年间由徐特立的祖父所建，位于长沙县江背镇特立村，属典型的清末南方庭院建筑，四合院土木结构，坐西朝东，大小房屋19间，建筑面积5817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历经多次维修。2005年8月，进行了大型修缮和陈列布展。2013年，徐特立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南轩墓（含张浚墓）

张南轩墓位于宁乡县巷子口镇，前临沩水，后靠罗带山，由张南轩墓、张浚墓组成，两墓均坐北朝南，面积2736平方米。四周花岗石护砌，以三合土封顶，由拜道、拜台、华表、香炉、墓围、墓碑、墓冢等组成，规整严谨。2013年，张南轩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王碑

禹王墓位于岳麓区岳麓山西北侧的禹碑峰东，坐东朝西，为南宋嘉定五年（1212）何致摹刻，由石碑刻、碑亭及“乐舞增光”“夸禹碑歌”“大观”“虞夏遗风”碑刻组成，占地面积30平方米。禹王碑刻分9行直书，每行9字，共77字，字体苍古难辨，类似蝌蚪文或鸟篆。2013年，禹王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谭嗣同故居及墓、祠

谭嗣同故居“大夫第”位于浏阳市城区北正中路98号，建筑坐西南朝东北，处于城市的商业区。故居总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760平方米，共有房屋24间。谭嗣同祠位于浏阳市才常路89号，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封火墙，硬山顶，覆小青瓦，面阔三间，为典型的祠宇式建筑，占地面积535平方米。谭嗣同墓位于浏阳市荷花办事处嗣同村（原翟水村）一山坡上。谭嗣同故居于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祠于2013年增补公布。

靖港镇

靖港镇位于望城区西北部，因唐李靖将军屯兵驻扎而得名。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此大战。明清至民国时期，靖港是湖南着名的米市与淮盐经销口岸。18世纪末，这里有粮行、米号90多家，钱庄5家，手工作坊数不胜数，剪纸、圆木、手工秤、铁铺、纸伞等手工业各展其秀，麻石街上家家开行栈，户户是店铺，常住人口达4万余人，流动人口逾万人。2008年，靖港镇被评定为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4、山水名胜

长沙名山胜水众多，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森林公园5处、国家湿地公园3处，还有全国三大高温复合温泉之一的灰汤温泉等。

岳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岳麓山是南岳72峰之尾峰，海拔3008米，位于古城长沙，湘江西岸，南接衡岳，北望洞庭。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有云“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因而得名。2002年，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12年1月成功晋级国家AAAAA旅游景区。

唐宋以来，岳麓山即以林壑幽美、山幽涧深闻名，素有“碧嶂屏开，秀如琢玉”“岳麓之胜，甲于楚湘”的美誉。景区内山岭沟谷秀美，拥有云麓峰、碧虚峰、禹碑峰、尖峰山、天马山、凤凰山、桃花岭等山峰十余座，拥有各类植物资源174科559属977种，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宋元香樟、明清枫栗，生机勃勃。

位于岳麓山巅的“禹王碑”是岳麓山古老文化的象征，宋代摹刻于此。碑石刻有奇特的古篆字，记述了4000多年前洪荒时代大禹为民治水的功德。岳麓山山腰上的古麓山寺素有“湖湘第一道场，汉魏最初名胜”之称，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西晋以前，岳麓山已是山野道士修炼的“灵山”,禹王碑下苍篦谷上的蟒蛇洞，据传是当年建观修炼之处，山顶的云麓道宫更是道家七十二真虚福地之一，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山下的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历经宋、元、明、清各朝，至今弦歌不绝。

十里长岛橘子洲，是亚洲最长的城市内河沉积绿洲。岛上橘红柳绿、沙滩如银、草地如茵，江面白帆点点、碧波荡漾，与岳麓山遥相辉映，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山水画卷。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被辟为商埠，英、日、美、德、俄先后在长沙设立租界，建立领事馆和洋行，橘子洲40%的土地被洋人占用。现今橘子洲尚存长沙海关新关旧址、天主教神职人员寓所、美孚洋行、唐生智公馆、橘洲客栈等历史建筑，见证了长沙从开埠到开放的艰辛历史。

岳麓山是毛泽东、蔡和森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活动的场所，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的新民路口有新民学会旧址保存完好。

沩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沩山，又称大沩山，雄跨宁乡县西北部，北邻桃江，西接安化，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沩山风景名胜区范围涉及沩山、黄材、巷子口、沙田、横市5个乡镇和黄材水库、青羊湖林场2个单位，面积190平方公里。2012年10月，沩山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沩山

“大沩山”之名，系唐文宗于公元828年赐封，公元849年唐宣宗敕封“天下沩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陆续出土了国宝“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虎食人卣”“象纹大铜铙”等300多件青铜器，被称为“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宁乡青铜器之谜”震惊世界。沩山脚下的炭河里遗址为国家大遗址保护区。

公元807年，高僧灵佑来到沩山，修建了密印寺，创立了沩仰宗。沩仰宗在中国佛教禅宗史上独树一帜，法嗣源远流长，盛名远播海外。密印寺的正殿——万佛殿，高约30米，是我国寺庙中单层建筑最高的大殿，殿内墙面规则地镶嵌着12988尊神情各异的贴金佛像，为世界佛寺之奇观。

1917年，青年毛泽东曾“游学”沩山，并填词赞美：“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为浏阳河的源头，是长株潭城市群东部面积最大、森林覆盖率最高、自然生态环境最好的生态公益林区，被誉为“湘东明珠”,公园面积47万公顷。大围山曾经是湘东最大的佛教圣地，有玉泉寺、陈真人庙、七星庙、白面将军庙、红莲寺等大型寺庙遗址，历代曾有一些高僧和文人学士慕名来此云游求学。大围山北麓，古有玉泉寺，原建筑已毁，现山间有一石圆盘，传为寺中遗物。寺西为船底窝，洞口有如门立其中。大围山还是有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这里有1927年9月毛泽东率部与敌战斗的白沙战斗遗址、决定挥师井冈山的上坪会议会址等。

天际岭国家森林公园

天际岭国家森林公园即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占地140公顷，境内有山有谷，有平坦的草地、开阔的斜坡和碧波荡漾的湖面，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环境优雅，已成为市民亲近自然、休闲旅游的良好场所。公园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及芬兰国家森林与公园局合作建成的“湖南森林和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中心”,通过声、光、电、标本、模型等方式，展现了动植物世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

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宁乡县夏铎铺镇，总面积2159公顷，属于衡山余脉北支。园内森林覆盖率达995%,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3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4种。镌于山峰峭壁上的汉代石刻，见证着斑驳岁月的银钩铁戈；沿惊马桥、烈马卧槽等三国古战场遗址走过，依稀可闻当年激越的鼓点；淹没于荒草间的古驿道，足迹沧桑。明末清初被誉为“楚陶三绝”的大才子陶汝鼐就出生于此。

青羊湖国家森林公园

青羊湖国家森林公园即黄材水库景区，湖中奇观突兀，水乡十里画廊、长滩洞、龙潭峡等景观宛如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画卷。黄材是古驿道上的青洋铺。黄材水库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当时全国着名的三大土坝工程之一。大坝东侧有炭河里遗址，曾出土大批青铜文物；西抵同庆寺旧址，可瞻仰南禅五派之一沩仰宗祖师灵佑禅师墓塔，可观赏大诗僧齐己诗词碑林。南宋抗金名相张浚、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张栻父子归葬于此。

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

长沙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长沙市望城区东北部的桥驿镇境内，曾因有“麋鹿满坡”而得名，面积4079公顷，主峰海拔5905米。公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83%.黑麋峰曾经宗教兴盛，寺庙林立，至今仍有寺、庙、庵等宗教场所遗址20余处。唐代高僧及书法名家怀素、明正德皇帝朱厚照都曾游历黑麋峰，至今存有墨迹。唐代大诗人刘长卿尝入山寻幽访胜，有诗纪行。据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入山修道，故道家称此山为“洞阳山”,将其列入“三十六洞天福地”之二十四洞天。

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

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长沙县北部星沙镇，北至捞刀河，南至滨湖路，东至东六线（北段）和东八线（南段），西至松雅河，总面积73443亩，其中水域面积超过6000亩。根据测算，松雅湖区域的气温在夏天比市中心要低5℃左右，而负氧离子含量更是在每立方厘米50000以上。

千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千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长沙望城区格塘镇，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风景迷人，生态环境质量优良，被誉为“新潇湘八景”之一。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12000亩，水域宽广，水质良好。西北是绵延起伏的低矮丘岗，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山、水、田园、村舍雕琢出了一首完美的田园诗。

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

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宁乡县郊玉潭镇，距省会长沙仅16公里。公园区域内沩水河长约16公里，公园总面积1838公顷，其中永久性河流湿地与洪泛平原湿地两种类型占公园总面积的65%.

灰汤温泉

灰汤温泉位于宁乡县西南部灰汤镇，是我国三大着名高温复合温泉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泉水水温高达895℃，含有对人体有益的29种微量元素。灰汤温泉附近所养的鱼、鸭肉嫩、骨酥、髓多、味美，世称“汤鱼”“汤鸭”,为明清两朝贡品，汤蛙、汤鳖更是宴席珍肴。灰汤人文荟萃，人杰地灵。三国时着名政治家、蜀相蒋琬就诞生于此，至今仍有相公桥、相公潭等他童年读书游憩的遗迹。

5、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以湘绣、浏阳花炮、湘剧、浏阳菊花石雕、长沙弹词、火宫殿火神庙会、长沙花鼓戏、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等为代表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湘绣

湘绣是以长沙为中心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具有极其悠久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起源于长沙的民间刺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湘绣绣品主要用真丝丝线在真丝织物上绣制图案，主要品种有单面绣、双面绣、条屏、屏风、画片、被面、枕套、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各种绣衣以及宫廷扇、绣花鞋、手帕、围巾等。2006年，湘绣被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浏阳花炮

浏阳花炮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爆竹种类，产生于唐宋时期，包括鞭炮和烟花。浏阳花炮（又称烟花、鞭炮、焰火、花火）是驰名中外的湖南传统特产和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并与中国古老的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民间传统节日或各种庆典晚会，人们都会争放烟花以示喜庆。烟花的结构新颖，装潢美观，燃放时绚丽多彩，有声有色，能给人以清新舒畅、欢快旷达的感受。2006年，浏阳花炮被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湘剧

湘剧是湖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以长沙、湘潭为活动中心，一度被称作“长沙湘剧”,兼有高腔、低牌子、昆曲、乱弹四种声腔。湘剧的剧目丰富，大小剧目达1155个。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湘剧的丰富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上演的剧目由200多个增至400多个，及时抢救了行将失传的剧目320多个，并将《拜月记》《生死牌》拍摄成舞台艺术片。2008年，湘剧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浏阳菊花石雕

菊花石——天然稀世珍品，又名“石菊花”,产于浏阳大溪河底岩石层中。其“花”孕育于2亿多年前，因地质运动而自然形成于岩石中。此石像菊花一样，花芯有单芯、双芯、三芯和无芯，有类似竹叶菊、绣球龙葵菊、蒲叶菊和金钱菊花型等。雕琢艺人利用菊花石的这些特点，精工雕琢，理出花瓣，添枝加叶，使花态更加逼真。2008年，浏阳菊花石雕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弹词

长沙弹词是湖南曲种之一，流行于湖南湘江、资水流域的长沙、益阳、湘潭、株洲、浏阳等地，源于道情，用方言说唱，也有称“道情”的。长沙弹词有说有唱，韵散结合。说白又有散白、韵白两种，也有一唱到底的短篇唱段。唱腔早期比较简单，以板式变化体为主，有“八板九腔”和“九板十三腔”之说。2008年，长沙弹词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火宫殿火神庙会

长沙火宫殿是为了纪念火官祝融，在长沙坡子街修建的“火神庙”,清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二十三日落成，以后这一天就被定为火神寿辰祭日。每年这一天，地方官府都会出资筹办隆重的祭祀仪式，地方商会也会组织商家参与。祭祀后，人们抬着火神爷绕城游行。由火庙文化而孕育的火宫美食，形成了独特的南方火文化现象。2008年，火宫殿火神庙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原长沙府一带，形成于清代末叶，分益阳、西湖、宁乡、醴陵和长沙5个艺术流派，演唱时均以长沙方言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故通称长沙花鼓戏，其音乐曲调有川调、打锣腔、牌子、小调4类200余支，有传统剧目336个。不同路子的花鼓戏，曾分别被称做益阳花鼓戏、宁乡花鼓戏、醴陵花鼓戏等。2011年，长沙花鼓戏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证，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烧制、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属唐代遗存，2011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当代风貌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将军举行起义，长沙获得和平解放。

1950——1952年，是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时期。长沙有计划地兴办国营工厂和国营公司，使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对私营工商业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扶植其恢复生产经营；加强经济管理，打击金融投机，平抑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私立中小学改为公办，实行开门办学；拆除沿江棚户，修建沿江大道；兴建自来水工程，解决市民饮用水问题，等等。这三年，长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开辟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1953——1965年，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长沙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个体经济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经济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开辟南郊和北郊工业区，兴建了一批中小型企业。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19%,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5%;二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14%,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7%.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十年中极“左”思潮泛滥，生产生活受到干扰，正常秩序遭到破坏。

1976——1978年，十年动乱刚结束，长沙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徘徊中前进。

1978——1992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经济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搞活城乡经济，加强科技开发，更新技术设备，使国民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特别是“六五”“七五”计划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翻番，1985年比1980年增长90%,1990年比1985年增长一倍。到199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49亿多元，是197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亿多元的93倍。

1992——2000年，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长沙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私营、个体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迅速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到200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超过50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8000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000元，长沙总体实现了小康目标。

进入21世纪后，长沙市与全国各地一样，进入注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2001——2005年是“十五”规划时期。长沙市积极推进体制创新，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要素市场、投资体制、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改革积极推进，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全面增强。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至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6%.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十五”期间累计利用外资2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105亿美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2005年工业增加值469亿余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和“大干新三年，再创新辉煌”目标指引下，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功能明显增强。2003年长沙成功举办了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

2006——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时期。长沙克服了金融危机、冰冻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坚持以“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建设为引领，按照“又好又快、率先发展”的总体目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经济首位度明显提升。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450亿元，为2005年的25倍，在全省的占比由2005年的233%提升到29%.五年累计投入1800亿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集聚辐射能力不断增强，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

2011年，长沙市辖区内财政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2011年以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开发园区成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再制造产业、新型工业化产业、知识产权等示范（试点）基地（园区）。2013年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达2600亿元。开展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推进城市综合体建设，长沙成为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2013年全市重点电子商务企业交易总额达到520亿元。城市承载能力和整体形象显着提升，文明程度指数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均获全国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第一。“两型社会”建设和配套改革深入推进，“两型发展”成为长沙鲜明的标签和亮丽的名片。201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00亿元，城市综合实力在省会城市排名第7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6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12元。

近年来，长沙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十佳休闲宜居生态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联合国人居环境良好范例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环境规划示范城市、国家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中国城市竞争力十强和中部竞争力最强城市、全国创业先进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誉大奖等殊荣。2011年，长沙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前长沙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文明之都、创业之都、幸福之都。

1、炭河里——3000年前的神奇方国  

四羊方尊1938年4月，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一位名叫姜景舒的农民和他的兄弟姜景桥、姜喜桥到战野垅山上种红薯，一锄头挖下去，惊醒了一件沉睡3000年的青铜器——四羊方尊。

1959年，也是一位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挖到了商代的青铜器人面方鼎，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挥起锄头就砸，把人面方鼎砸成了十几块碎片装到箩筐里，把它卖给了当地的废铜收购店。后来湖南省博物馆从长沙找到株洲，才拼拢出一个完整的人面方鼎。1963年，一次洪水过后，当地村民在黄材河与塅溪河交汇处的河滩上发现了一件青铜提梁卣，湖南省博物馆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去调查，炭河里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1976年又进行过小面积试发掘。1983年，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村村民种红薯，又挖出一件象纹大铜铙。1994年重新勘探，认为该遗址与青铜器有直接关系，是揭开宁乡青铜器之谜的突破口。

湖南湘江流域曾经有不少地方也出土过商周青铜器，但宁乡境内出土的铜器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从铜器本身的规格、等级和艺术价值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学术界往往将宁乡铜器作为湖南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铜器的典型代表，称之为“宁乡铜器群”,宁乡县也在国内外赢得了“中国南方青铜文化中心”的美誉。

一直以来，学界一般都认为商代文化的中心在河南一带，商朝文化不过长江。但宁乡位于长江以南，却有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出土，这也就击破了“青铜文化不过长江”之说。为什么会在宁乡出土这么多罕见的精美青铜器呢？这是困扰几代湖南考古人的谜团。

宁乡青铜器群最根本的历史归属已成谜，原因之一，是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全部是由当地村民无意中发现的，除了青铜器本身外，其他相关的信息几乎全部丧失，这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原因之二，是因为青铜器是耐用品，使用时间一般较长，又是珍贵物品，往往会得到妥善保管并长期流传，因此，其铸造年代与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之间往往会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没有其他背景信息，仅以其形制、花纹所反映的铸造年代为依据进行具体的历史复原难以准确。

2001年春，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首次对炭河里遗址正式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黄土堆积。考古人员意识到这可能是商周时期的人工土台遗迹。2003年11月，大面积发掘工作正式展开。在2001年发现的黄土台上有许多个大型柱坑，排列有序，考古工作者推测当时这里应存在一座规模宏伟的木结构房屋建筑。不久，在这个黄土台北边，考古人员又发现一个与它同年代同方向，但规模更大的黄土台，保存面积残存700余平方米，应该也是一座大型房屋的基址。两座这么大的房屋基址，又靠得这么近，很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遗迹。

考古人员不得不重新评估炭河里遗址的聚落性质：它很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村落遗址，而是一个高等级的聚落，或者有可能是本地区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按照商周考古的一般惯例来推测，这里应该有城。

这时，遗址西北面的弧形土堤被纳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他们立即进行了土堤解剖，结果证明这段土堤不仅是人工建造的，而且是建造年代不晚于西周时期的城墙。城墙确定后，更多的疑问便随之而来：城有多大？形状和布局如何？城的形成过程，是逐步形成的还是一次形成的？城一般都是居住区，那么墓葬区在哪里？这座城与附近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有没有关系？

经过大范围的地面勘查和重点区域的钻探、发掘，并结合相关材料推测，城址应为圆形，原面积约为23万平方米。后来黄材河、塅溪河不断改道，将城址的大部分冲毁。现仅存原城西北部约23万平方米的区域，已不足原来的1/10.如此看来，1963年发现的青铜提梁卣原来就在城内。考古人员又到城外找墓葬区，在城墙外西北约200米的地方发现了几座零星的小型西周墓，每座墓中都出土了不少青铜器残片和小件玉器。根据葬具和随葬品，可以判断这些墓葬的主人属于贵族。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确定炭河里遗址是距今2970±50年的一处西周早期地方方国都城所在地，是我国南方发现的最重要的商周古文化遗址之一，是南方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及国家社会初期形成过渡的重要界标。炭河里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找到了破译“宁乡青铜器”之谜的钥匙。炭河里遗址的科考成果产生了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炭河里文化”,奠定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平台。“炭河里文化”的确立，填补了湘江流域西周考古文化研究内容，丰富了湖南古代史文化内涵，再现了湖南商周时期古代文明和初期国家社会的原像，为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

考古专家认为，由于受到强大的周王朝势力压迫，江汉地区的政治集团或方国便携带象征国家政权的青铜器，与部分被灭国南逃的商朝遗民一起经过湖北东南，沿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流域。他们在南下途中可能遭到了地方力量的抵抗，湖北崇阳、湖南岳阳平江、长沙浏阳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应该有一部分是他们沿途被劫或主动弃埋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改变原来的生活习俗，与本地土着民族密切结合，在这里修造城池、建筑宫殿，也铸造青铜器，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炭河里文化”.

考古专家分析，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时期湖南土着文化并不具备铸造四羊方尊等精美重器的技术条件，而宁乡、长沙等周边地区都没有古铜矿遗址或者说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些青铜器很可能来自于外面。由于当时战乱不休，原住于中原的商人中的一支部落在其首领的率领下来到了宁乡，与当地民族融合，创造了青铜文化。

2004年，炭河里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3月4日，国家文物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湖南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框架协议》，炭河里遗址被列为省部（局）共同推进大遗址保护重点项目。

2、屈子怀沙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楚国着名政治家、诗人，楚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国后期被长期放逐沅湘。

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年轻时就具有渊博的学识，受到楚怀王信任，被封为“左徒”.在职时，他以楚国的兴亡为己任，积极要求改革内政，变法图强，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以共抗强秦。然而，屈原的一系列主张却遭到楚国许多贵族大臣的嫉恨。在他们的挑唆下，楚怀王撤去了屈原的左徒职务，另任他为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在子兰的劝说下入秦求和，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被秦劫持，3年后死于咸阳。楚怀王死后，他的大儿子顷襄王继承王位。顷襄王即位后，任命其弟子兰为令尹，掌管楚国的军政大权。楚国的百姓一致指责子兰劝怀王入秦这件事，屈原对此也很气愤。子兰得知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怀恨在心，决心拔除屈原这颗“眼中钉”.于是，他授意上官大夫靳尚再次到顷襄王面前对屈原大加诽谤。顷襄王闻之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沅湘，即今长沙及周围地区。

屈原在流放中，经常和下层百姓生活在一起。老百姓的穷困和生存境况，更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屈原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南阳里生活了多年，做了一些抗秦救国的工作。他看到了楚国衰亡的命运，忧心忡忡。在愁苦幽思的生活中，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美好理想以及心灵深处的愤怒哀思写成诗篇，借以激发楚人的爱国热情。

他在沅湘洞庭一带的诗作《天问》《招魂》《离骚》《九章》《九歌》《渔父》等，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也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

《离骚》是屈原一生中最宏伟的作品，作者在上半篇采用“自传体”写法，反复倾诉其对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他强烈要求政治革新、与腐朽贵族集团斗争的强烈意志；后半篇又通过神游天上，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以身殉国的陈述，反映他强烈的爱国情感。在艰险的处境中，他依然对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忧愤与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诗篇中，作者还幻想渡过沅水和湘水，到九嶷山去向古帝舜陈诉，以求得启示；离开舜帝后，诗人又驾起玉龙，坐上彩凤，乘着清风，向上天进发，当抵达一座神山时已是黄昏了，他不禁又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在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意境中，凸现出诗人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

《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共11篇。其中《国殇》是一篇赞颂阵亡将士的歌，其他诸篇皆唱颂日神、云神、山神、水神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神只。这些祭歌用清新的歌辞、铿锵的音调把楚国的秀丽山川和那些自然神只融为一体，表现出漫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哀伤，构成了优美的神话剧。其中湘君、湘夫人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的故事悲怨缠绵，如泣如诉，反映出湖湘地区在战国时期的民俗与传说，也寄托了屈原对楚国的无比眷恋和热爱。

当屈原流浪于湖湘大地，写出了一系列耀眼的诗篇时，楚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攻下郢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忧国忧民的屈原心如火焚，感到深深的绝望。他顺湘水而下，来到长沙附近，准备把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屈原选择长沙并不是偶然的。楚国的祖先熊绎受封时最先居住在大江以北的丹阳，之后在开拓疆土、迁徙不定中曾在大江之南的长沙经营，春秋之后才正式定都于郢。所以，长沙是楚国祖先生息过的地方，是楚王族的发祥地之一。现今郢都、丹阳都已陷入秦国的铁蹄，要渡江北上死在那里是不可能了，于是屈原想到长沙，准备在这里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

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世人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屈原在这篇作品中，冷静地总结自己的一生，镇定地向世人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在辞的最后，屈原再次申述自己对舍生就死的认识。他庄严宣告：“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夏历五月初五，这是一个阴风怒嚎、淫雨霏霏的日子，屈原留下他的绝笔之作《怀沙》，跳入了波涛汹涌的汨罗江。

传说屈大夫投江后，江边的庄稼人和打鱼人纷纷划着小船去搭救屈原。可是没见到屈原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渔夫们非常难过，他们用木头赶制了一个龙头放在船上，用竹筒装上米撒在江中。他们想用米来喂养鱼虾，用龙威来震慑水里的动物，不让它们损坏屈原的尸体。到了第二年五月初五那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就又划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江里去祭祀他。

后来，人们改为把米饭包在粽叶里做成粽子，划小船改为赛龙舟。这种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流传至今。长沙建起了屈子祠，千秋万代祭祀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3、保存最完整的西汉长沙国王陵

汉代长沙国是我国西汉至东汉初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其王始封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废于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分为吴氏、刘氏两个世系，存续200余年，长沙国地理位置重要、立国时间长、嗣传继位王较多。作为西汉的强大封国之一，长沙国曾在湖湘地区留存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是构筑湖湘悠久历史的重要一段。

从20世纪开始，考古工作者已累计发现长沙国王（后）陵墓26座及城址1处，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汉王陵，主要分布于岳麓山、谷山两处山系临湘江的低矮山丘和台地上，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区域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分布范围平面略呈“┑”形。长沙国王陵遗址分为天马山、咸嘉湖、三石戍、谷山、戴公庙等5大片区。2012年，长沙国王陵遗址列入了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共同确定的代表中华文明的150处大遗址保护名录，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前由于历史文献对汉代长沙国记载较少，且考古实物材料不足，故汉代长沙国的历史面貌并不太清晰。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无疑有助于我们揭开汉代文化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汉代的社会风貌。

以1992年发现的渔阳墓为例，墓葬虽然在汉唐时遭到3次盗掘，随葬物遭到严重破坏，但仍保存了一批相当珍贵的文物。出土的金、玉、铁、玛瑙、漆、木、竹、陶器及丝织品等各类文物，总数超过5000件。漆木器种类繁多，计有耳杯、盘、盂、壶、卮、匜、案、几、匕、钫、磬、排箫、琴、瑟、竽、鼓、屏风、奁盒、砚盒、具杯盒、棋盘、骰子、筹码、木伞、木杖、木俑、木象牙、木犀角、木牌及梳妆用具等。考古工作人员在精心清理封泥匣的过程中，发现匣上封泥钤印阳文篆书“长沙后府”四字，“后”在汉代是皇帝、诸侯王正嫡夫人的专称，他人不可僭用。“长沙后府”即长沙王后官府管理机构的简称。“后”即王后，在许多漆器上戳印有物主标识的文字“渔阳”,墓主极有可能是史载缺佚的汉皇室的某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下嫁给长沙王。“渔阳”即这位长沙王后婚嫁前的受封食邑或名字，故称之为西汉“渔阳”长沙王后。最为重要的发现是该墓出土了21件古乐器，有瑟、筑、筝、排箫、编磬，特别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五弦筑，筑身修长，一端呈长盒状（共鸣箱），一端如棒槌，后经历史、考古、音乐等方面的专家论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音乐文物考古的首次重大发现，被学术界称为“天下第一筑”.筑是先秦时代的乐器，发源于我国的北方边地少数民族，其声悲亢、激越，在民间广为流传。

已发掘的长沙国王陵墓葬规模宏大、结构清晰，都使用了黄肠题凑的葬制。“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多见于汉代。根据汉代的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金缕玉衣等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经朝廷允许，方可赐予个别勋臣贵戚，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中，这是长沙王陵独特的辨识特征。

长沙国王陵遗址墓主身份等级较高，是目前已发现的汉代采用诸侯王葬制埋葬的陵墓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且分布集中、保存相对完整。作为我国重要的汉代诸侯王陵墓分布地，长沙国王陵遗址对于汉代诸侯王葬制开展整体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葬制的研究，我们不仅得以窥见几千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还可感受到浓重的汉代艺术氛围，这极大地丰富了汉代长沙国的历史信息，帮助人们进一步厘清了汉代长沙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面貌，有力地推动了汉代长沙国历史的研究工作。

在文化影响方面，古代长沙是非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相较关中、中原等地区而言辉煌的历史时段不多，而汉代长沙国是湖南地区成为国家一级行政区的始端。长沙国是汉中央王朝最早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它代表着以长沙为核心的湖湘地区从一般地方行政区一跃而成为封疆列土的王国，从而登上了中国王朝的历史舞台。

长沙国王陵遗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为保护好、传承好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长沙市人民政府拟以文化形态相对集中完整的谷山片区为依托建设长沙国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将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准则，在突出公益性、专业性、开放性的同时，遵循科学保护与充分展示相结合、依法控制与适度开发并举的原则，努力打造具备遗产保护、生态利用、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化观光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文化遗产特区。长沙国王陵遗址已成为长沙特有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国际文化名片。

4、马王堆汉墓——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马王堆位于芙蓉区五里牌，这里地面残存两个东西相连的土堆，平地兀立，中间连接，形状似马鞍，故又名“马鞍堆”.据北宋《太平寰宇记》一书记载，马王堆为西汉时分封至长沙的长沙王刘发安葬其父亲汉景帝的两个妃子的墓地，名“双女坟”.清嘉庆《长沙县志》称此地是五代时期封为楚王、定都长沙的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马王堆”由此而得名。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队来到长沙进行考古发掘，曾对马王堆两土冢做过调查，断定这里应当是一个汉墓群。1956年它被列为湖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1年底，马王堆366医院在其东土堆挖筑防空洞，施工的过程中有气体冲出，遇明火竟然冒出神秘的蓝色火焰。可燃气体的出现说明这座神秘的古代墓葬仍然保存着良好的密封状态，未被盗扰。

的彩绘帛画1972年1月16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正式发掘，推土机清理掉一部分封土后，露出了墓口。墓坑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深16米，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像漏斗的模样，底部摆放着南北长672米、东西宽488米、高28米的椁室。椁室中央为四层套棺，从外至内依次为黑漆素棺、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安放墓主人遗体的锦饰内棺。锦饰内棺上覆盖着一块“T”形的神秘帛画，这幅长达两米、并且完好无损的巨幅彩绘帛画，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椁室的四边分布着四个边箱，摆放着随葬漆器、丝织品等各类器物1000多件，种类丰富、保存完好、制作精致。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关于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请示，并调集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文物保护等众多学科的顶级学者参与了墓葬的发掘与研究。

1974年1月13日，马王堆二、三号墓的科学考古发掘终于结束。二号墓出土的玉质“利苍”私印，刻有“轪侯之印”与“长沙丞相”的铜质鎏金爵印、官印以及一、三号墓出土的“轪侯家丞”封泥，都表明“马王堆”纯属西汉初期第一任轪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庭墓地。二号墓主是利苍本人，一号墓主是其夫人辛追。一号墓的正南还有一座三号墓，墓主人是利苍和辛追的儿子，据墓中纪年木牍记载，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墓主人去世时30多岁。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种类十分庞杂，包括日用饮食器具、乐器、兵器、书籍、衣物、食品等，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足可展示墓主人活着时的生活状态，其中的漆木器、丝织品、乐器、简帛和一具在地下“长眠”两千多年、依然保存完好的西汉侯爵夫人遗体，更是无比珍贵，震惊了世界。

700多件亮丽如新的漆器，有餐具、家具、兵器，还有用来娱乐的博具，质地光亮照人，图案朴实大方，堪称汉代漆器中的杰作。漆器上变化多端的云气纹，配以艳丽的色彩，称得上精美绝伦。漆器一般用木、竹等制作胎体，经过上漆、绘画等工艺之后，最后上一道透明漆。漆器轻巧、实用、耐磨，在汉代十分流行。由于墓葬密封良好，使得不太容易保存的漆器形状如初，色泽饱满，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消损颜色和亮度，看上去和新做出来的一样。

丝织衣料和服饰达100余件，包括各式各样的袍子、裙子、手套，还有鞋子和袜子，其中一件透明的“素纱禅衣”,重量只有48克，如果去掉领口和袖口的镶边，就只有25克了。这些衣物除极少数是麻布的质地外，绝大部分是用丝绸原料制作的，它们包括了西汉初年丝织品的大部分种类：轻纱、纹罗、素绢、绫绮、纹锦、绒圈锦等，大多数以染色、印花及刺绣加以装饰，使织物表面达到纹样繁缛丰富、生动多彩的艺术效果。这些华丽的丝织服装保存完好、制作精湛，印证了西方文献中东方“丝国”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丝绸在西汉初年的贵族生活中已被广泛应用，也说明当时丝绸织造技术已很精湛。

马王堆汉墓还发掘出了大量的帛书和简牍文献，其中50余种12万多字的帛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术数、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它们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杰出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周易》《老子》等哲学着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人的思想之光；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也令世人惊叹，《天文气象杂占》将彗星的形象和位置描绘得如此真实，8000多字的《五星占》既是古代人的占星术，同时也记述了当时的人们对宇宙及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有了相当准确的认识和了解；医简200支，是目前世界上最早记载研究性医学、养生学的专科文献。这批帛书简牍的出土，为中国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三座墓还出土有琴、瑟、竽、笛、竽律、编钟、编磬、筑等8种乐器或模型和数量较多的歌俑、舞俑、奏乐俑等音乐文物，让今人看到了汉代贵族家庭中乐声阵阵、少女轻歌曼舞的场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利苍之子墓中出土的竽律管中有着世界上管弦乐中最早使用簧片的实物证明，而那12支竽律管既填补了古代文献记载的缺遗，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汉初十二律的名称，为研究中国早期律制提供了可贵的物证。

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有大量食品，它们主要盛放在竹笥及部分陶器和漆器内。肉食品有猪、羊、狗、鸡、鸭、鹿、兔、雁、鹤、鱼及鸡蛋等，农产品和水果有豆、枣、香橙、梨、柿、菱角、梅、枇杷、甜瓜等。这些有机物在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沧桑之后大多保存不佳，有的已炭化。结合出土随葬品清单记载，墓内随葬的肉食品还包括有鹧鸪、鹌鹑、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喜鹊、麻雀、枭等飞禽，鲤、鲫、刺鳊、银鲴、鳜、鲂等鱼类。这些肉食品大多经过烹制，并且还烹制得相当讲究。一号墓随葬清单记有30余种肴馔和食品，光肉羹一项就有5大类24个品种，如牛白羹、鹿肉芋白羹、鹿肉鲍鱼（腌鱼）笋白羹、鸡白羹、禺（藕）鲍白羹、狗巾（芹）羹、雁巾羹、鲫藕肉巾（芹）羹、牛逢羹、牛苦羹等。

马王堆汉墓最令世界震撼的是历经2000多年而不腐的辛追夫人遗体。她的外形保存完整，全身润泽，皮下软组织柔软而富有弹性，关节尚可活动，眼睫毛、鼻毛尚存，左耳里鼓膜完好，手指、脚趾纹清晰，内脏器官、结缔组织、肌组织、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较好。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具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的软体湿尸，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的奇迹”.学术界亦将此类古尸统一命名为“马王堆尸”。

马王堆汉墓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展示了汉代在经济、天文、历史、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世界文明的宝库，被誉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考古发现物现陈列于湖南省博物馆内。

5、贾谊——“长沙有幸留才子”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新庄）人。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冬，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来到长沙，人称“贾长沙”.

汉文帝即位后，贾谊因廷尉吴公推荐，22岁任博士，不到一年超迁太中大夫。在文帝的赏识之下，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略，包括定制度、兴礼乐、重农业等方面。这些方略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汉文帝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外派贾谊为拥有实权的长沙王太傅，既有权衡政治势力的考虑，更希望倚重贾谊之才，稳定汉帝国在南方的局势。

当时，汉帝国正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北面的匈奴长期对中原进行侵扰，南边有公开称帝的南越国时刻威胁着汉帝国南方的稳定。本来，刘邦称帝后，承认了南越王赵佗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双方的经济往来相当频繁。但是，吕后掌权以后，很快改变了刘邦对南越的政策，于汉高后五年（前183）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对此赵佗十分恼火，以武力威胁长沙国边境，发兵攻打长沙国，公开与朝廷对抗。吕后派隆虑侯周灶将兵去南越，因不服水土而罢兵。

长沙国不稳，汉帝国南方的稳定便不可实现，而当时的长沙国为异姓诸侯国，国王吴着为第五代长沙王，年幼不能视事，掌握实权的为吕后余党醴陵侯刘越。汉文帝急需委派最得力最亲信的大臣，前往长沙国稳定政局，贾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任之时，南越国与长沙国战事不断，朝廷委派重兵防守，仍防不胜防。为安定南方，汉文帝决定委派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出使符合贾谊在长沙国的战略目标。贾谊这次出为长沙王太傅，一方面要监视长沙国的政治动向，一方面又要保持长沙国与南越边界的安宁。贾谊与陆贾同为太中大夫，又分别着有《过秦论》和《新语》，双方思想极为相近，因此，两人在对待南越问题上是一致的。陆贾出使南越，并最终能够完成使命，贾谊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贾谊接任长沙王太傅时，长沙国丞相是醴陵侯刘越，不久，刘越离开了长沙国政治中枢并获罪削爵。贾谊身为长沙王太傅，又是文帝近亲之臣，他到任后，对长沙国势力的重组起着关键作用。贾谊不仅对清除刘越奉有朝廷之命，而且对提出继任人选有重要建议权。贾谊综合长沙国的实际情况，推荐有很强影响力的二代轪侯为相，使长沙国政局趋于稳定。

贾谊在长沙期间的影响力，还在于他在长沙撰写的几篇文章，构成了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谊写《吊屈原赋》是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底，即上任长沙王太傅时。从长安出发，沿着古老的驿道，经汉水入长江，再入洞庭，然后溯湘江而上即达长沙。长沙北边的汨罗，是贾谊必经之地。贾谊在经过汨罗江时，上岸凭吊屈原，撰《吊屈原赋》。该文除具有文学意义和思想意义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屈原去世之后，最早提到屈原并纪念屈原的文章。贾谊的作品，成为后世了解屈原及其作品的重要来源。贾谊作《吊屈原赋》，抒发了当时的个人情感，文章既是吊屈原，也是吊自己。贾谊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险恶，表达了对屈原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贾谊肯定了环境对于天才发展的重要性，对屈原所从事的政治事业的悲剧后果，也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文帝前元四年（前176）秋九月，由于列侯之国的诏令已下达两年，列侯们不仅阳奉阴违，连贾谊也被逼走了。文帝首先从丞相周勃下手，罢免其丞相职务，周勃只得前往封邑绛县居住。其余大小列侯亦纷纷离开了京城。文帝又找到周勃谋反的借口，立即下令逮捕周勃，交廷尉治罪。贾谊并没有从个人利益上来看待这件事，而是从汉帝国长治久安的角度来思考，他立即向汉文帝上疏，建议礼待大臣。贾谊在长沙所撰《阶级》一文反映了他建议的主要内容。贾谊认为，皇帝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善待大臣是必要的前提，而善待大臣，重要的是应严格区分等级，使不同等级的人能够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享受不同的待遇。贾谊认为，大臣在下级面前有体面、有尊严，那么做臣子的就会为了国君的事业而忘掉个人的事情，为了国家大事而忘掉自己的家事，有好处不会没有原则的捞取，有了灾祸也不会苟且躲避，所作所为也会按道义行事。贾谊的建议上达文帝之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汉文帝极为重视。

汉文帝即位后，颁布了“除盗铸钱令”,允许私人铸钱。贾谊是当时少数看出其巨大危害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立即上疏朝廷，指出“除盗铸钱”的危害性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略，这就是着名的《谏铸钱疏》。贾谊认为，允许私人铸钱，实际上是官府在设置让人犯罪的“陷阱”.趋利是人的本性，私铸是造成掺假的缘由，只有在制度上约束人，才能最终杜绝使假掺假。而国家垄断铸币就在客观上杜绝了掺杂使假行为的发生。贾谊在文中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只有立法钱，才能使货币稳定下来。贾谊解决货币问题的最终办法就是由国家垄断铸币及铸币原料。贾谊关于解决西汉面临的货币问题的主张上达朝廷以后，没能被立即采纳。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全面采纳贾谊的建议，断然将铸币权收归朝廷，专门由上林苑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郡国及私人不准再造，又下令郡国所铸铜钱一律停止使用，就地销毁，炼成铜锭送往京师。同时，朝廷派得力官员到各地巡查，对私铸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通过上述措施，汉王朝基本禁止了盗铸，钱币终于趋向稳定。

贾谊在长沙国任太傅期间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就是《鸟赋》。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四月初夏的一天，一只猫头鹰飞入了贾谊住宅内，停在一张座塌上。按照楚人迷信的观念，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物。猫头鹰的到来，预示着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贾谊于是拿出占卜的书来验看，书中明言：“鸟入室，主人将去。”贾谊此时对自己的前途并无十足的底气，自己会到哪儿去呢？是吉？是凶？不得而知。因为鸟相传为猫头鹰一类不祥的鸟，于是他写下《鸟赋》。贾谊在文中通过与鸟的对话，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处世观，其中既有道家黄老的避世思想，又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贾谊在长沙虽只有5年，但他在这里施展了自己的抱负。《治安策》就是他在长沙从政经验的总结。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贾谊改任梁怀王太傅，离开了长沙。

对于贾谊的旷世才华，明代湖南学者李东阳认为：“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杜甫在《发潭州》里发出千古慨叹：“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毛泽东也写有《贾谊》一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长沙有幸留才子”.贾谊作为一位将学术与谋略完美结合，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挽救危机的思想家，对历代湖湘政治精英产生了直接影响。

6、张仲景——“医圣”在长沙

张仲景（约150——219），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南）人，东汉建安年间长沙太守，人称“张长沙”.后世称张仲景为“医圣”,其着作从魏晋及今，一直是学习中医者必读的经典。

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今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于这种令人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睹之心伤。据《伤寒杂病论》的序文记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起，张仲景家族中人10年内有2/3的人去世，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占70%.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帮助广大民众摆脱疾苦的医生。当时，在张仲景的家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拜他为师，尽得其传。

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为孝廉。东汉时期长沙郡和南阳郡都隶属于荆州。东汉建安年间，荆州刺史为刘表。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发动叛乱，刘表派兵征讨，数年不下，直至建安五年（200）张羡病死，其子张怿继任长沙太守。刘表继续发兵攻伐，次年张怿被彻底打败，长沙郡重归荆州。张怿兵败之后，长沙太守空缺，那么该由谁来继任长沙太守呢？正好这时刘表的故交、号称东汉“建安七子”之首的着名诗人王粲向刘表推荐了张仲景。原来张仲景曾多次为王粲诊治疾病。建安七年（202），荆州刺史刘表任命张仲景为长沙太守，至建安十二年（207），张仲景任长沙太守共五年。

清乾隆《长沙府志》载：“汉时长沙大疫，治法杂出，太守张仲景作《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活无数。”作为长沙郡最高的行政长官，张仲景要操心的公务自然繁多，而任期内正值病疫流行，当时的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张仲景便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打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坐在大堂为民诊治。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诊脉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许多药号也以某某堂而名之，如北京同仁堂、长沙九芝堂等。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正是他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完成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的流传，得益于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搜集整理。但王叔和仅整理了其中的10卷，16卷的原书不复见。自宋以后的医家，人多称张仲景为“张长沙”“长沙公”,称其药方为“长沙方”,还有《长沙方歌括》一书，这部被历代医家推崇的富有临床实践价值的医书，在医家的坐堂问诊中广为使用。直至清末，张仲景的原本《伤寒杂病论》忽然浮现于世，据说与长沙一位叫蔡三先生的医生有关。蔡三医生的寓所与一座古庙毗邻，蔡三医生打理古庙，见庙中有旧砖和一张几案，认出是古物，就用新几案与之调换。他回家细致打量，发现旧砖竟是一个石头匣子，打开后现出15册书，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历代为《伤寒杂病论》作注或阐发其思想的着作达200余种，清代所编的《医宗金鉴》评价它：“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诚医门之圣书。”张仲景在这部着作中阐述了“辨证论治”的医学思想，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原则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彻底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伤寒杂病论》序中有“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这样一段话，表现了张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着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1700余种，这在世界医学史上实属罕见。

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这是一种传承很久的仪式。长沙市蔡锷路今湖南省中医院所在地曾建有张仲景祠，此地清代街名叫贤良祠，因街上建有贤良祠而得名。贤良祠始建于清康熙朝，清嘉庆二年（1797），知县蒋绍宗重修，并改为张公祠，又名张仲景祠。清光绪《善化县志》载：“张公祠在北门贤良祠，祀汉长沙太守张机。祠宇久圮，光绪二年（1876）奉宪请复改修。”

抗日战争时期，张仲景祠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长沙国医公会易景樵、易南坡、柳赠春、廖欲祥等，向市政府申请登记了《张公祠土地权状》。1946年，长沙中医药界易景樵等44人捐款在原址，即今蔡锷北路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二医院处重建新祠3间，改名仲景堂。堂前碑刻上有“承仲景之志，精耕博釆，行医圣之风，仁济于人”数语。

如今，湖南省中医院门前仍立有“张仲景祠旧址”标志碑。楹联家李寿冈撰张仲景祠联云：识用精微，举孝廉，官太守，许洛阳时才，陈志范书无传记；论广汤液，救贫贱，疗君亲，岐黄称圣手，伤寒金匮有遗篇。

7、三国孙吴简牍——“中国第五次文史资料大发现”

500多年前的明代，在今长沙五一商圈曾坐落着一座吉王府，因其中一座建筑廊道宽阔，可策马奔驰，故称“走马楼”.王府和楼宇早于数百年前即颓败无迹，只剩街名沿用至今。

1996年10月17日，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在走马楼平和堂建筑工地上仔细地勘探机械施工的现场，当用小木棍轻轻拨开厚厚的黑色淤泥时，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显露了出来，木板上的墨迹隐约可见。经过简单清洗，几行墨书文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施工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场地的东南侧，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坑的上层已被挖掘机掀开了半边，坑内积满了水，水面上露出黑黑的淤泥，泥土下的断层面隐约可见层层相叠的木板。椭圆形坑就是出土带文字木板的古井。经鉴别，这些带文字的木板是古代木牍，上面书有年号“嘉禾三年”.“嘉禾”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的年号。考古人员一方面守住现场，用木桩和绳子把工地团团围住，形成临时保护区，将古井附近的黑色淤泥清理装袋，运回整理室筛选；另一方面直奔长沙城东郊5公里外的湘湖渔场卸渣区，不惜一切代价追寻简牍。经采用考古学中的每隔一米即开一条探沟的方法对卸渣区进行探查，到10月28日，除古井中已保护挖掘出的简牍外，又抢救回来近万枚珍贵的简牍文物。

这就是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震惊世界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

简牍是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之前用以书写文字的载体，除了甲骨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简牍是记载古代历史信息最直接的资料。自20世纪以来，简牍在全国各地相继出土，如西北的甘肃、内蒙古、新疆，中部的湖北、安徽、江西，华北的山东、河北等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也曾出土大量简牍和帛书。这些简牍的时代上起战国，下到秦汉，记载了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对简牍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简牍学”.截至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出土简帛达9万余件。而长沙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总数量约10万余枚，超过了当时已发现简牍的总和，目前已辨识出有字简牍76551枚。

由于战乱，三国时代的文献史料传世极少。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仅具纪传而无志表，其后虽有裴松之作注、清人辑补，也并不完备。在走马楼吴简出土之前，三国时期的出土简牍仅有几十枚，内容简单。而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简牍的内容则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来往公文、书信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方面，它们都属于吴长沙郡、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政府文书。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内同一时间段内多种性质的文书，可以据此对一个政区内的社会基本情况进行还原，对于了解公元3世纪的长沙郡、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嘉禾吏民田家莂”就是走马楼吴简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共出土2141枚，用杉木制作，保存情况良好。它们多长498——56厘米，宽26——55厘米，厚05——16厘米，而一般简牍的长度多在23——28厘米，因此也被通俗地称为大木简。“莂”,是可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用于记录租佃田地、收取租税等。“嘉禾吏民田家莂”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它们详细记载了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缴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嘉禾吏民田家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将佃农的土地状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书写，在顶端大书一个“同”字或作为“同”字简写的几条直线。而后从中间一剖为二，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由租佃田地的农户保存，官府要核对时，将两份木简合在一起，核对顶端的“同”字能否合准，这也是今天我们“合同”一词的来历。政府归档时，将这些田家莂编连成册，莂上多有用以系绳的契口，正背面亦见编痕，这也证明了简册正是后世书籍竖排制度的雏形。

除了数量巨大、内容详实的赋税及户籍记录，走马楼吴简里还有一些让人颇感兴趣的记录经济案件的简牍，例如“录事掾潘琬文书”木牍。这是临湘一位叫做潘琬的官吏对仓吏许迪犯罪行为予以核实的上报文书。许迪是政府的一名小官吏，他盗用了官府的112斛6斗8升盐米，被当时值班的官吏廖某发觉并举报。在给都尉的供词中，许迪否认自己曾盗用盐米。嘉禾四年（235）十一月七日，长沙郡督邮两次下书，彻查许迪贪污案，负责对许迪案件进行核实的人正是文书中的呈报者潘琬。结合“走马楼吴简”其他相关简牍，我们逐渐还原出许迪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许迪出生于下隽（治今湖北通城），世代耕种为业。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许迪兄弟四人。作为政府的小吏，许迪最初勤勤恳恳，所任官职渐渐重要，最后成为孙吴军事重镇陆口的仓吏。不料他监守自盗，后东窗事发。因为贪赃罪成立，许迪最终被判死刑。他的老母亲当时已85岁高龄，二弟、三弟也已成家，各立门户，没有受到牵连。而他的妻子和幺弟，则作为牲口被没入官府。

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故事数不胜数，随着研究的深入，时光迷雾将不断被拨开，历史密码将被逐渐破译。

三国孙吴纪年简牍被考古界称为中国历史上继殷墟甲骨、敦煌经卷、居延汉简、清宫档案之后的第五次文史资料大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赞誉为“世纪性成果”.2005年，长沙简牍博物馆对外开放。这是长沙市政府为专题保护走马楼三国吴简而打造的一个文化品牌，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

1、欧阳询——“翰墨之冠”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潭州临湘人，新、旧《唐书》均有传。欧阳询世称“欧阳信本”“欧阳率更”“欧阳银青”“欧阳渤海”“大欧阳”等，被列为唐初四大家（另外三位为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之首，尤其是他的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被宋《宣和书谱》誉为“翰墨之冠”.唐贞观十五年（641）卒于长安，享年85岁，归葬书堂山。

欧阳询出生于士族之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均为朝廷命官。其祖父欧阳颁在陈朝任广州刺史，后升任镇南将军、征南将军，封始兴县侯、阳山郡公。欧阳询的父亲欧阳纥在欧阳颁病逝后承袭爵位，因不满朝政腐败，拒征为左卫将军，朝廷猜忌，派车骑将军章昭达讨伐，最终欧阳纥战败被俘受诛，籍没全家。年仅12岁的欧阳询，被欧阳纥的挚友尚书令、着名文学家江总冒险救出，但脸面为刀剑划破，两腮被割破，鼻梁也被划开，成人后相貌颇丑，致成名后被神化为白猿所生。

欧阳询被救出后，为躲避战乱，在江总的庇佑下，隐居来往于江苏太湖与湖南望城书堂山之间。在江总的督教下，欧阳询广泛涉猎经史着作，深谙《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他勤练书法，临摹王羲之、王献之书体，得其书法之精髓。太建十四年（582），后主陈叔宝登基，大赦天下。欧阳询在江总的推荐下，开始步入仕途，先封为东阁祭酒，继封为五礼学士。隋朝时期，欧阳询以工书入仕，被隋文帝杨坚封为太常博士。与他同在隋朝任职的河东抚慰使李渊对欧阳询的才学十分钦佩，故与他交往密切，私交很深。尤其是欧阳询的书法，颇受李渊青睐，还让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几兄弟拜师学艺。

入隋以后，欧阳询书法受到北碑影响，风格体貌逐渐演变为“劲峭”之势。后来，李渊创建唐朝，便把欧阳询提拔为给事中，辅助他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之后，又任命他为银青光禄大夫。继高祖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任他为太子率更令，并赞誉他为第一流书家，与虞世南、冯承素等一起受封为弘文馆学士，专门教授从各地精选来的书法学子。不久又加封他为渤海县男。

唐时，欧阳询书法成为一绝，不仅盛传国内，亦名扬海外。高丽曾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向皇帝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唐高祖感叹：“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日本人也争购欧书，竞相效仿。

唐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决定实行货币改革，铸行钱币。《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因欧阳询书法“通体严整、安顿照应、劲而稳重”,符合李唐王朝兴盛的气象，李渊便命欧阳询书写“开元通宝”钱文。此举不仅开创了名人书写钱文之史，还是以隶书正式入钱文之始，且首创“宝文”钱制，在书法和钱币史上具有影响和重要的地位。清代钱币学家饶登秩云：“钱形圆，本难安置，如‘开元’之古朴。”当代钱币学家唐石父在《中国古钱文字与书法》中，更给予很高的评价：“书法端庄，雍容娴雅，树后世‘周元通宝'’汉元通宝‘’宋元通宝‘之楷模，影响所及，不但北宋各钱承其风韵，即日本之’和同开珍‘’神功开宝‘等钱，亦无不袭其衣钵，其钱其书，并是钱币史、书法史之瑰宝。”

欧阳询的书法，无论是楷书、隶书还是行书，都给后人留下了相当珍贵的作品，如传世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大唐宗圣观记》《房彦谦碑》《温大雅墓铭》《虞恭公温彦博碑》《西林道场碑》等34通，存世墨迹有《卜商帖》《张翰帖》《仲尼梦奠帖》《申屠嘉帖》等66帖。同时他在书法理论上也留下了许多千古名作，诸如《八诀》《三十六法》《传授诀》及《用笔论》等。

欧阳询不仅以书法名世，且精于诗文，惜所传不多，《全唐诗》仅收3首，分别是《道失》《嘲萧瑀射》《与欧阳询互嘲（询嘲无忌）》，《全唐文》收其文14篇。唐武德五年（622），他受唐高祖之诏为领修人，开始编纂《艺文类聚》，历时三年编就，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性的类书。全书100卷，分岁时、政治、产业等46部，子目727个，征引典籍达1431种。清代学者评论它“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所以宋代以后着作家都从中寻找艺文资料，至今仍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

欧阳询在书堂山生活长达12年。据传，唐贞观初年，欧阳询曾回书堂山祭祀祖父。事毕，游览书堂山，因勾起少年时练习书法的情境，遂亲笔在洗笔泉上方凸出的巨石间，用八分书题写了“洗笔泉池”摩崖石刻。后来，欧阳询的第四个儿子欧阳通在母亲的鞭策下，每天旦夕临摹欧阳询书法，虽成就稍逊于其父，但笔力险峻则更有过之，人们称其父子的书法为“大小欧体”.

书堂山山脚原有书堂寺一座，亦称“崇胜古刹”,寺中有石案，传为欧阳询攻读练字之案。寺之左半山腰间，自然形成大青石一方，上刻“洗笔泉”三个隶书大字，石下有一泉水池，据云为欧氏父子洗笔处。清代大书法家郑板桥曾在这里留下题为《书堂山》的诗作，诗中的“双枫夹道”“桧柏连株”“稻香泉涌”“洗笔泉池”“太子围圩”“书堂故址”“石案摊书”“欧阳阁峙”,已成为与欧阳询有关而流传千古的“书堂八景”.

2、“诗圣”杜甫与长沙

杜甫（712——770），字子美，现实主义诗人，史称“诗圣”.杜甫出生于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一个“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是武则天时着名诗人杜审言之孙。肃宗时拜左拾遗，曾为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甫一生创作颇丰，传世有《杜工部集》等，有诗歌1500余首。

杜甫少年即“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以含蕴学识、饱蓄经纶，早年又壮游吴越齐赵等地领略山川大地灵气，为诗作文渐有名气。他早年的诗风富浪漫气息，与“诗仙”李白交谊甚厚。壮年入仕，但官运平平，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鼎盛时期开始跌落，最初几年，各地军阀割据，战乱频仍。这时的杜甫，家境渐窘，身体状况渐趋衰弱。为避战乱和投靠亲友，他离开四川，以舟为家，经湖北入湖南，开始了他的“行吟诗人”生活。“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大历四年（769），杜甫进入湖南这片对他而言尚十分陌生的地域。一首《登岳阳楼》，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与窘境：“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杜甫溯湘江而上，驾舟驰往长沙。途中一首《南征》，再次表现了他的心境：“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最后杜甫舟行经望城县乔口、铜官、新康等镇而进入长沙城区，他所作的《入乔口》《铜官渚守风》《北风（新康江口信宿方行）》这三首诗，清楚地记录了他进入长沙的行程。

其时，全国到处是战事，长沙相对安宁。杜甫身体羸弱，心力交瘁，似无力再四处漂泊，故尽管未联系上湖南亲友，也只得羁留长沙。其间，杜甫赴衡阳投靠他的一位远亲长辈韦之晋（时任湖南团练使）未果，旋踵归长。一次因战乱逃难衡阳，两三个月后复回长沙。在长沙杜甫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并从事他所钟爱的诗歌创作，就这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杜甫在长沙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凄苦的日子。天寒时节，他要忍受“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的痛苦。饥饿时，靠野菜煮粥果腹，“盘餐讵糁藜”（《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即使是良辰佳节，偶尔改善一下伙食，也是酒劣菜不及：“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小寒食舟中作》）他平日宿于舟中，偶尔憩于江阁（后人称此江阁为“杜甫阁”,并演化为湘江之滨着名八景之一），闲暇时四处走走，长沙城区及周边郊区遍布了他的足迹。

他常去的地方还有长沙驿馆：“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重送刘十弟判官》）借此处获取外界信息，并希冀邂逅过往的旧日亲朋。他蓬门冷落，交游日稀，与有一定身份的人应酬、面晤的机会，寥寥十来次而已。遥想当年，他亦曾出入豪门：“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年》）如今却无资格叩击朱门。“当时天上清歌，如今沿街鼓板。”（李龟年《长生殿·弹词》）他饱尝人间世态的炎凉，连故园的燕子也不愿意过多地与他寒暄，更何况当时有一定权势的人：“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燕子来舟中作》）按儒家理念，“学而优则仕”,因此，在逻辑上儒者对于文才与仕才的区别是混淆的，同时儒家讲究经世致用，故身为文人，尤其是自认为满腹经纶的着名文人而仕途不顺，是令人痛苦不堪的。无奈生活际遇的反差就是如此强烈，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杜甫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

杜甫晚年的生活穷困潦倒，“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住宿条件如此，以至他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感慨。“李白斗酒诗百篇”,唐代大多数诗人都善豪饮，杜甫亦嗜酒，但囊中羞涩，有时只好戒酒：“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时局动荡，亲友尽疏，北归无望，老病缠身。即使如此，杜甫在哀叹自己不幸的同时，更多地却是忧虑国家和民众的灾难。此时的他仍然钟情于对秀美山川的热爱，仍然没有抛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仍然致力于诗歌的创作。晚年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更加突出，艺术上更加炉火纯青。了解杜甫晚年的遭遇，阅读杜甫晚年的诗，令人不禁心情沉痛愤懑，每每涕泗纵横。

公元770年深秋后的一天，杜甫猝然去世，一代文学巨匠就此陨落。关于杜甫的死因，史学界、文学界有种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湘江某支流山洪暴发，杜甫被困，饿了九天后被当地县令救出，犒以牛肉白酒，不料他竟猝死于席间；一说他病死在由长沙去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一说他是意外溺水而亡。此三说均无法考证。

在长沙，杜甫到底创作了多少首诗？近年经长沙学人考据、爬梳，得50首，但它们难以一一确证，只能是一个大概数字。这些诗，有的记录了诗人在长沙的行迹，展现了诗人当时的窘境与矛盾心情，有的描述了湖南境内的山川美景，有的反映了当时长沙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有的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和始终如一报效朝廷、造福黎民的渴求。杜诗内容丰富、艺术技法高超，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地，是留给今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了长沙这座城市的永恒记忆。

今天，长沙人民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在长沙西湖桥江边新建“杜甫江阁”,遵其旧制，并刻杜诗及今人词赋于其间供人缅怀和凭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及接受中国文化艺术熏陶的场所。

3、铜官窑——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

铜官窑是指在唐代出现在潭州石渚湖、铜官一带的瓷器作坊，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书堂山街道彩陶源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潴》描绘了当年长沙铜官窑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

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铜官窑遗址。1957年，考古工作者确认它为唐至五代时期的重要窑址，是一处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民窑。1959年，复查确认该遗址为历史上的彩瓷窑口，并将之命名为“长沙铜官窑”.1964年开始，先后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分布总面积约068平方公里，确查了76处窑址，采泥矿遗址24处，探明了墓葬区、生活区、码头区、货藏区的分布情况。

1983年发掘出的谭家坡一号龙窑，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古龙窑。窑址正南北方向，总长41米，最宽处35米，最窄处28米，坡度陡处23度，平缓处9度，后又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谭家坡一号龙窑考古发掘区域窑场制瓷有关遗迹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28处，出土可修复文物上万件。

2011年重点对陈家坪窑区进行发掘，发现了叠压在一起的两座窑址，被叠压的为唐代烧制瓷器的龙窑，其上为明代晚期烧制粗陶器的龙窑，这两座窑炉有力地证明了本地制瓷工业的历史传承、丰富了铜官窑的文化内涵，在陈家坪北侧，挖掘出一处挖泥洞，应为唐五代长沙铜官窑窑场挖取原料的遗存，该区域文化堆积丰富且层位明确，对研究长沙铜官窑单个窑场布局、制瓷工艺流程具有重大意义。

长沙铜官窑经多次发掘和长期研究后，其光芒逐渐显现。铜官窑兴起于公元8世纪中后期，至五代而衰，宋代销声匿迹，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它开创了彩瓷时代，创新了装饰工艺和装饰特色，是中国陶瓷史上的明珠、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铜官窑大量的彩绘真迹是唐代民间艺术的再现，脍炙人口的诗歌、题句是《全唐诗》之外唐代文学的民间版，所承载的诸多域外文化因素是两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

铜官窑瓷器的釉色以青、红、绿、蓝、酱、黄等色为主，釉层较厚。造型美观别致，样式新颖多变，尤其是瓷塑的动物玩具更是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突破了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青、白瓷单一的色调，以彩瓷在陶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铜官窑创烧铜红釉和红彩，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铜官窑的发现，把铜红釉和红彩的发明烧制时间，从宋代提早至唐代，推前了300多年。铜红釉的创烧和集褐、绿、蓝釉等于一体的釉下多彩装饰制作技术，是陶瓷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突破了当时“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瓷器装饰格局，开启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三足鼎立时代。

铜官窑将其他窑或其他行业的装饰手法运用于瓷器，广泛运用模印贴花、印花、贴花、刻花、剪纸贴花和镂空等装饰技法，其中独具特色的模印贴花是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铜官窑模印技术十分精湛，人物可数清根根胡须，动植物栩栩如生，建筑物富有立体感，堪称世界陶瓷史上一绝。铜官窑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纹饰潇洒飘逸，独步天下，并有意识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图案清新自然，颇具生活情趣，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

唐代以前的瓷器多为青瓷单色釉，而自唐代以后，人们便开始使用釉下彩技法，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毛笔在未烧制的瓷器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并焙烧，使色彩从釉下呈现，大大提升了美观度，这种技法是陶瓷制作和装饰艺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对唐以后瓷绘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铜官窑开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其大批精美瓷器大部分还保留着唐人的手迹——彩绘和墨笔题诗，目前已发现并可释读的瓷铭诗共103首，其中五言诗94首、六言诗2首、七言诗7首。这些瓷器上的诗，虽未落款和署名，却具当时最流行最普遍的民间风格，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书法的艺术美感，都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还有大量题记，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悬钓之鱼、悔不忍饥”“君子喻于义”“牛怀舐犊之恩”等在瓷器上出现。这些诗或题记既通俗易懂，又发人深思，开创了陶瓷文化品位新领域。铜官窑还在瓷上题写商业广告语，在器物上用釉下彩文字标出“绝上”“美酒”“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恶意”等。

铜官窑的产品遍及亚洲各地，远销至非洲，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唐代海上陶瓷之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器、玻璃、铜镜及银锭等供贸易及贡奉的珍品，其中陶瓷占绝大多数，产自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就达56500多件，可见其烧造之盛况，商业之繁荣。铜官窑为适应外销需要，引进阿拉伯文化，创造出了很多新产品，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模印贴花中的人物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和舞蹈者，植物有“葡萄纹”“棕榈树”“铁树”“椰枣”等，动物有“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还有抽象几何图形，给人以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和潜在的美。

1988年，长沙铜官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长沙铜官窑遗址被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并于2012年6月5日正式开园，2013年获国家文物局授牌，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建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4、马楚国的辉煌

马殷（852——930），字霸图，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县）人。五代时期，马殷建立楚国，以长沙为其都城，为五代时期十个封建割据国家之一，史称“马楚”.

唐中和元年（881），江西牙将闵勖在潭州领兵哗变，驱逐湖南观察使李裕，占领州城。两年后，唐王朝被迫按照闵勖的要求，改湖南道为钦化军，让闵勖当上了钦化军节度使。其后，割据地方的周岳、邓处讷先后统军进入潭州，当上节度使，钦化军又改为武安军。

唐乾宁元年（894），原江淮军阀孙儒部将刘建锋、马殷率领10万大军，从江西杀入湖南醴陵，兵锋直指潭州。邓处讷急调部将蒋勋领兵3000人，驻守距潭州东南40里的龙回关。刘建锋军至关前，其势凛凛。蒋勋不敢出战，遂“以牛酒犒师”,出关投降。随后，马殷带领先头部队，打着邓部的旗帜，身着邓军铠甲，直奔潭州东门。守城士卒“以为关兵戍还”,连忙打开城门。马殷所部遂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州城。这时，邓处讷正在府邸宴饮作乐，即被擒处死。刘建锋于是入主潭州。

刘建锋占有潭州后，踌躇满志，“嗜酒不事事，常与部曲等狎饮欢呼”.军卒陈瞻之妻颇有姿色，刘将之奸污。陈瞻愤怒之极，乃杀刘建锋。一时潭州无主，诸将领便推举正在邵州领兵作战的马殷。马殷被诸将领从邵州前线迎回潭州后，其部将即以大轿将他抬到节度使署大厅，听其升堂发令。不久，唐朝廷即授之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光化元年（898），又升其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从此成为湖南最高统治者。

其时，“湖南管内七州”,衡、永、道、郴、连五州均为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势力割据，马殷所领实际上只有潭、邵二州。于是，他调兵遣将，分征四境。不到两年，就取得除湘西、湘北以外的湖南大部分地区。随后他又挥兵南下，打败岭南割据者刘士政，夺取了桂州及其管内五州，势力日益强盛。公元907年，朱温废唐自立，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五代十国时期正式开始。此时，马殷所辖之地，北有高季兴的荆南国，东有杨行密建立的吴国。马殷采纳谋士高郁“尊王仗顺”之策，向梁朝进贡称臣，表示恭顺，以闭境自保。朱温遂拜之为侍中兼中书令，并封其为楚王。

马殷封王以后，消除了北顾之忧，遂一意加紧对东、南的扩张，先后击败荆南、吴越之兵，夺取澧、朗、辰、溆、岳等各州，统一了湖南地区。又再次越过五岭，打败另一个岭南割据者刘隐，取得容州管内六州。后梁开平四年（910），朱温依马殷之请，加封其为天策上将军。于是，马殷援引唐朝诸王建立行台的典制，在长沙城内建造天策府，置左、右相，“有文苑学士之号、知诏令之名，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已初具立国雏形。公元923年，后唐代梁。马殷又派其子入觐，称臣进贡。天成二年（927），后唐正式册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乃仿效天子体制，改潭州为长沙府，作为国都，并在长沙城内修宫殿，置百官，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

马楚全盛时，辖地极为广阔，共有22州，下设武安、武平、静江三节度使，包括了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广东北部的一部分地区。马殷统治时期，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军事上实行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的方针，经济上推行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重视商业等措施，使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马楚国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招徕各国商人，鼓励进出口贸易。马楚国实行比较灵活的货币政策，铸造铅、铁钱“天策府宝”“乾封泉宝”等在境内流通。由于铅、铁钱较重，携带不便，商旅出境外贸易，大都“无所用钱”,往往就在楚地购买大批货物，远销各地。这样，以境内生产的产品“易天下百货”,国家因此富饶。为了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以通商旅”的宽松政策，而政府收取税钱，每年“凡百万计”.同时，又在京城开封及襄、唐、郢、复等州设置“邸务售茶，利几十倍”.官府组织商人收购湖南茶叶，运销中原各地，“卖茶之利，岁百万计”,再换回战马和丝织品，“获利甚厚”.

公元930年，马殷去世。马氏诸子多无能，且穷奢极欲，残暴贪横。马殷第四子马希范在位时，纵情声色，奢侈无度，在长沙城北营建会春园、嘉宴堂、紫微山、碧浪湖以避暑，于城南建碧湘宫，城西建天策府、九龙殿。大兴土木，自然库力不支，于是马希范便大肆收括，于常赋之外强令额外征收，以致民怨沸腾。马希范主国15年，也颇有数事值得肯定。天福五年（940），马楚用兵溪州，与以彭士愁为首的湘西少数民族作战。战争结束后，马希范与彭士愁会盟订约，永修和好，并铸铜柱以志其事，从而使马楚国的西部边陲得到了稳定。此即着名的溪州铜柱，现立于永顺县王村。马希范还曾设置天策府十八学士，每日填词作赋，又在会春园创设开福寺，对湖湘文化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开福寺历经千年，至今尚在，仍然香火鼎盛。

公元947年，马希范死，其弟希广、希萼、希崇等各谋其位，史称“五马争槽”.公元950年，马希萼率军攻陷长沙，杀死马希广，自立为楚王。次年，马希崇又推翻马希萼，混战不已。当时，长沙城内多夹道植槐，马希广在位时却全部挖去改植柳树。又城内居民每天夜晚以编织草鞋为业，声闻内外。于是有童谣唱道：“湖南有长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窜，槌芒织草鞋。”以讽刺马氏兄弟相残，有失孔怀，以致战乱迭起，百姓逃亡。公元951年，南唐国乘马楚国内乱，派大将边镐率军进入湖南，占领长沙，将南唐“边”字大旗插上了长沙城头，马希萼、马希崇兄弟分别请降。岭南的南汉国也乘机出兵，一举夺取了马楚在岭南的11州和岭北郴州。据史载，马楚灭亡前夕，长沙曾流传有“鞭（边）打马，马急走”的童谣。马楚灭国后，边镐奉命将马氏家族及其将佐共1000余人迁往南唐国都金陵。这1000余人在长沙湘江岸边登舟之日，行者悲痛欲绝，“送者皆号泣，响振山川”.显赫一时、“雄于列国”、曾创建了一代辉煌的马楚统治，终于在一片悲泣中宣告结束。

5、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山的清风峡口，山峰环抱，清泉回绕。古老的书院建筑群，集中国古建筑精华于一身，巍峨精美，布局严谨规整，浸融于水声山色之中，古朴、典雅。

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院于岳麓山抱黄洞下，初设讲堂5间，斋舍52间。咸平二年（999），潭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四年（1001），得朝廷赐国子监经籍，时生徒60余人，书院此时已具备了集讲学、藏书、供祀三种功能于一体的规制。大中祥符八年（1015），书院山长周式因办学成绩卓着，受到宋真宗召见，真宗还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以赐，并赠对衣鞍马、内府经籍，此后岳麓书院便名闻天下。

南宋乾道元年（1165），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依原有建筑格局重建毁于战火的岳麓书院，并增建山斋为山长居处，置风雩亭，辟濯清池、咏归桥、梅柳堤等，并聘请着名理学家张栻主教，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达千人之多。当时的士子们“以不卒业湖湘为恨”,以就学岳麓为荣。张栻主教岳麓八年，强调书院的办学不唯以科举为目标，而应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为宗旨。他继承和发展了由胡宏创立的、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思想体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当时学者均称誉“湖湘学最盛”.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到长沙，与张栻切磋学术，逗留三月，就理学中诸如“中和”“太极”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设坛讲学。朱、张展开的“中和之辩”,史称“朱张会讲”,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湖湘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又亲至岳麓书院讲学，并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规制一新焉”.经张栻、朱熹两位大师的执教，书院进入鼎盛时期，享有“潇湘洙泗”之誉，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仅《宋元学案》所列“岳麓诸儒”就有33人之多，如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都是名满天下的岳麓巨子，吴猎、赵方先后担任过荆湖路制置使，在抗金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嘉定十五年（1222）后，陈傅良、真德秀、欧阳守道等着名学者先后来书院讲学，传播理学，他们推崇朱、张，因而确立了朱、张之学在岳麓的正宗地位。南宋末年，元兵围攻长沙，岳麓诸生荷戈登城，大都壮烈牺牲。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潭州学政刘必大重修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延佑元年（1314），潭州路判官刘安仁再次重修。元末，书院遭兵乱被毁。明代初期，因朝廷对书院不予重视，岳麓书院停教达百年之久，直到成化五年（1469），长沙知府钱澍重修岳麓书院，弘治七年（1494）长沙府通判陈钢再增建“诚明”“敬一”二斋，并建崇道祠供祀朱熹、张栻，招收生徒。此后，明代修建频繁，达20多次。其中修建规模较大，而又有所发展的是正德二年（1507），守道吴世忠对岳麓书院的改向扩建。他除恢复完善了宋代原有的建筑规模之外，并按县文庙规制，拆除大成殿，另建文庙并列于书院之北，自成一院，形成现存格局；聘陈论任山长，创辟“射圃”,供学生习射。在教学方面，宋代湖湘学派提倡的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学术发展，元、明时期的书院主教者们皆循此以办学。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风靡全国，并波及湖南，以季本、罗洪先、张元忭等为代表的王门学者相继来书院讲学，但讲学书院的王门学者多能自觉地遵循湖湘的经世传统，与王学末流“务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实”迥然有异。特别是在万历中叶以后，书院在山长吴道行的主持下，重振朱、张学统，继承宋代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以之教导学生，培养了许多人才，王夫之就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王夫之抨击明末学术界“离行而求知”的治学倾向，提出知行“相资互用”,二者不可分离，而力行才是根本。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这为通经致用的学风提供了哲学上的诠释。

清代的岳麓书院也得到过多次修复和扩展。康熙二十五年（1686），湖南巡抚丁思孔对书院进行了大修，增建御书楼、文昌阁、自卑亭。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额；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御书“道南正脉”,以褒扬岳麓传播朱、张理学之功。整体而言，清代的岳麓书院，其规模之宏大、规制之完备，在其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在学术上也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主教者多为学术大师，如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旷敏本、王先谦等。进入清代中叶，宋明理学由于它自身的僵化而走向全面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乾嘉汉学。受其影响，岳麓书院也一度成为汉学重镇，还建成了专治汉学的湘水校经堂。一般认为，乾嘉汉学刻意于训诂、考据等，忽视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但书院的汉学家们并没有抛弃经世致用的传统，如乾隆年间的山长、被赞为“卓然为一代鸿儒”的王文清，一生治学并不唯以考据为务，其所订《岳麓书院学箴九首》就要求学生通晓礼乐兵农、时务物理以求致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后，湖湘的学术主流即已脱离考据，而回归经世致用。流风所及，湘学随即呈现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之际，清王朝内部面临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冲击，外部受到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呈大厦将倾之势。当此之际，帮助清王朝支撑摇摇欲坠局面的许多都是湖南人，正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而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出自岳麓的学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创立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晚清以后，中国面临着新与旧的交替。在这变革的关键时刻，岳麓书院针对时弊，着意变通，实行教育改革，增添“新学”科目，倡导西学，注重时事，使岳麓书院成为维新变革的活动基地之一。从1903年到1926年，20多年间，岳麓书院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变革，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之栋梁，其中有变法志士唐才常、熊希龄、沈荩，民主革命先驱蔡锷、陈天华、程潜，着名教育家杨昌济、徐特立、范源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及众多着名学者等，他们在各个领域均作出了卓着的贡献。青年毛泽东也多次到岳麓书院活动，三次寓居半学斋，问学杨昌济，与蔡和森等从事革命活动，书院的文化传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1979年书院由湖南大学主持全面修复。修缮后的岳麓书院依麓山地形，以讲堂为中心，中轴对称，教学斋、半学斋分列两侧，四进，每进建筑均有数级台阶缓缓升高，层层叠进，体现了我国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御书楼位于中轴末端，是书院唯一的三层楼阁建筑，显示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北侧有专祠五处，供祀名儒先贤，反映其在学术上的学统和道统源流。院侧有文庙与书院平行，自成院落，既保持了书院中轴的突出群体，不致使文庙喧宾夺主，又表现出文庙“圣域”的特殊地位。

除建筑文物外，书院还保存了大量的碑、匾、楹联、书画等文物，如有关书院创建或重修的述史碑文，学田的契约碑文，教条、学箴之类的规则碑文，历代御赐匾额的“恩遇”碑文，为纪念有功于书院者的“报功”碑文，祭祀碑文，迁客骚人题留的诗赋碑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院还保存了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唐碑“麓山寺碑”,并建有专亭保护。此碑为唐代着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亲自撰文、书丹、镌刻，世誉“三绝碑”.悬挂在门、亭、堂、屋的匾额、楹联均为历代皇帝、名人的墨宝，书法精湛，制作精美，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书院大门这副对联，永远让人只能仰视。1988年，岳麓书院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辛弃疾创“飞虎军”

宋代的长沙，群贤汇集，名流毕至，蔚为大观。在这300多年里，曾有一大批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诗人、词人、书画家，如苏轼、胡安国、张浚、张栻、朱熹、李纲、韩世忠、岳飞、真德秀、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来到长沙，在湖湘大地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传下了不朽的事业和诗章。至南宋中期，又有一位着名人物来到长沙，这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自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今济南）人。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在长期的诗词创作生涯中，以强烈的爱国激情、豪爽的英雄气概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把宋词的表现领域引向更广阔更激荡的社会现实，在宋代词坛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辛弃疾年轻时，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展开了对宋朝的进攻，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弱冠之年，辛弃疾就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金队伍，投入民间抗金将领耿京的军队。不久，耿京被叛徒谋害。辛弃疾率50骑直闯5万之众的敌营，将叛贼张安国当众处置，然后鼓动万余名士兵反正，长驱南下，渡过淮河，直奔抗战前方。

可是，文武双全的国之栋梁，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满腔热血的他，后被迫赋闲家居，耗去了20多年的宝贵光阴。另外的10多年，虽仕宦于外，但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只让他回旋于远离战场的地区，不让他带兵作战，仅授以州郡之位或监司之职。他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和抗金的形势。乾道元年（1165），他向宋朝廷上奏《美芹十论》，分析宋、金形势，提出抗金主张。六年（1170），又奏请练民兵以守两淮，并献《九议》，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案。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春，风华正茂的北国词人辛弃疾，风尘仆仆奉调来湘，担任湖南转运判官。是年秋，又改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成为荆湖南路及其治所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任期间，他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为南宋王朝建立了一支当时最为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

辛弃疾来长沙之前，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诸路曾多次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外患未除，内忧不绝，辛弃疾为此忧心如焚。因此，他一到长沙，就上书皇帝，指出民乃国本，贪浊之吏迫使民为盗，必须“讲求弭盗之术”,提出为政当以养民为意的主张。同时，又为了北上抗金、收复失地，辛弃疾还请求朝廷，让他在湖南创建一支新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不久，南宋朝廷批准了辛弃疾的请求，他便开始了紧张的建军行动。首先是建造营房。辛弃疾选择五代时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地，作为新建飞虎军的营寨，并限期一个月内完成。在修造营房之时，适逢秋雨绵绵，所需的20万片瓦无法如期烧制。辛弃疾下令全城居民，两日内每家供送20片瓦，凡按时送足者可得赏钱一百文。如是各家各户送瓦者络绎不绝，所需瓦片如期如数凑齐。铺砌道路需要大量石块，辛弃疾又下令调集全城在押囚犯，到长沙城北的驼嘴山去开采，并规定将根据各人开采的数量作为减刑的依据。这样，囚犯们个个争先恐后，凿的凿，抬的抬，所需的石块也很快备齐。

与此同时，辛弃疾又抓紧招兵买马。他采用了四方罗致的办法，从各地原有的部队中选拔，从各路旧有将帅人员中物色，妥为安置配备。一时间各方人才云集长沙。几十天工夫，长沙城内便立起了营帐，树起了“飞虎军”的旗帜。新建的飞虎军共有步兵2000人，骑兵500人，都是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还派人到广西产马的地方，以5万贯钱买回500匹战马，并请广西安抚使每年代买30匹，以作补充之用。

然后，飞虎军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操演场上，竖起了“兵营重地，闲人禁入”的牌子。辛弃疾亲自坐镇，督同操习，严申军纪，扰民者轻则罚，重则格杀勿论，并勉励将士忠君爱国，报国雪耻。

但是，辛弃疾在创建飞虎军的过程中，曾受到枢密院不少人的阻挠。他们一方面劾奏他聚敛民财，一方面以枢密院下“御前金字牌”,命令他立即停建营房。辛弃疾接到金字牌后，不但没有停工，反而加快了工程进度。竣工以后，他才把经营过程、经费来源、开支情况一一写明，连同飞虎营寨的图样，奏报朝廷，使反对派无懈可击，皇帝也释然于怀。

辛弃疾创建的飞虎军和当时广东的摧锋军、福建的左翼军一样，同属厢军，即地方诸州之镇兵，遥隶于南宋朝廷的枢密院和御前步军司，近则专听湖南安抚使的节制调度，一方面备战时之需，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于湖南的控制。飞虎军士气旺盛，英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概。经过辛弃疾的训练，飞虎军兵力雄厚、军纪严明，成为当时长江沿岸各地方军队中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后来一直维持了三四十年，始终是南宋中后期维护湖南政治局势的军事支柱。当时，金人都称之为“虎儿军”,闻风丧胆，十分畏惧。

辛弃疾潭州抚湘期间，除了创建飞虎军之外，还在整顿乡社、安定民生、弹劾贪官污吏和兴办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下令荆湖南路的各州郡，动用官仓中所存粮食，大募民工，浚筑陂塘，既可以在青黄不接时救济饥民，又兴修了水利，使农田得灌溉之利。

作为一位杰出的词人，辛弃疾在长沙也写下了不少词章。一次，他在“长沙道中”,见“壁上有妇人题字，若有恨者”,乃“用其意为赋”,写下《减字木兰花》一词：“盈盈泪眼，往日青楼天样远。秋月春花，输与寻常姊妹家。水村山驿，日暮行云无气力。锦字偷裁，立尽西风雁不来。”该词绵延凄婉，表达了他对于一位被遗弃妇女的深切同情；同时，又借用这位不幸少妇的话，委婉地道出自己远离抗金前线，郁郁不得志的愤懑。

淳熙八年（1181），南宋朝廷调辛弃疾改任隆兴知府兼江南西道安抚使，抚湘还不到两年的辛弃疾依依不舍地离开长沙，踏上了东去的旅程。

2、李芾抗元

长沙城原有座熊湘阁，宋初叫露仙观，后改名熊湘阁。周成王时，封熊绎为楚国之君，是楚国开国之主，熊湘两个字，就是追念他的。明成化年间，为纪念在阁内死难的李芾，改熊湘阁为李忠节公祠。

李芾（？——1276），字叔章，南宋抗元名臣，谥号“忠节”.祖先是广平（今河北永年）人，中间徙居汴京（今河南开封）。高祖父李升进士起家，为官有廉名。靖康年间，金人攻破汴京，用刀逼迫他父亲，李升上前保护父亲，结果父子皆为金人所杀。曾祖父李椿徙家衡州（今衡阳），于是成为衡州人。李芾自小立有报国大志，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无暴弃”.

李芾先后任南安司户、祁阳尉、代理祁阳知县、湖南安抚司幕官、湘潭知县、德清知县。德清有妖人煽动百姓作乱，朝廷派李芾讨伐。盗贼听说李芾来到，溃散回家。其后李芾被任为司农寺丞，任永州知州，又以浙东提刑的身份担任温州知州。温州濒临大海，多有强盗出没，李芾到温州后平息了盗匪，后又以浙东提刑移任浙西提刑。当时浙西也多盗匪，巢穴多在太湖中。李芾追寻踪迹得知其出没之所，使盗匪惊骇散离。

咸淳元年（1265），李芾调任临安府尹。当时权相贾似道主持朝政，前任府尹事无巨细都事先禀告才去实行，唯独李芾不禀报什么。福王府有逼人致死的事，贾似道竭力营救。李芾写信再三申明自己的观点，最终将犯法之人依法处置。李芾曾经外出视察火攻战具的生产情况，发现有人不生产这种战具，就问他为什么，回答道：“是贾似道的家人。”李芾立即用杖责打他。贾似道知道后大怒，让谏官黄万石以贪赃罪诬告李芾，使朝廷罢免了他。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死，贾似道立了一个4岁的小孩赵为皇帝。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自襄阳南侵，渡过长江，占领鄂州。伯颜率主力东下，直奔临安，沿途宋军纷纷投降。消息传来，南宋王朝大惊，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并要贾似道出兵抗元。贾似道不得已，拖到德佑元年（1275）才出兵，不久便兵败芜湖。宋朝廷不得不将他罢官。

元军攻取鄂州，朝廷起用李芾任湖南提刑。时湖南各县盗寇骚扰，百姓大多四散奔逃。李芾下令所属各部征调百姓武装自卫，县里授予他们一面黑旗，下令道：“作乱者斩于旗下。”人们最终顺从服气。李芾另召集民兵在衡阳一带做防守准备。贾似道兵败芜湖后，朝廷恢复了李芾的官职，让他执掌潭州兼任湖南安抚使。当时湖北州郡都已被元军占领，他的朋友劝他别去上任，李芾流泪道：“我怎能在考虑自身的问题上犯糊涂呢？只因我世代蒙受国恩，现在幸亏朝廷任用我，我更应该把全家奉献给国家。”当时他的爱女死了，他痛哭一场就上任去了。这时，元朝右丞相阿里海牙已经攻下江陵，便抽出一部分兵力戍守常德，然后集中力量进攻潭州。

德佑元年（1275）七月，李芾来到潭州。这时潭州的军队被调走将尽，而元军游骑已经进入湘阴、益阳诸县。仓卒中李芾招募了不到3000人。李芾命刘孝忠统率各军。元兵围攻潭州。李芾派大将於兴带兵在湘阴迎敌，后於兴不幸中箭身亡。九月，李芾命另一大将吴继明率兵抵抗，但元军攻势太猛，宋军还没来得及出城，元军已包围了潭州。在此情况下，李芾意气昂扬登上城楼，亲自迎敌，与诸将分地守御。百姓不管老弱也都出来，协助作战。

十月，元兵攻打西壁，刘孝忠等人奋力迎战，李芾冒着流箭和滚石的危险亲自督战。城中箭用完了，库存的旧箭箭羽都坏了，李芾遂命令收集民间羽扇备办箭羽。又苦于没有盐吃，李芾便取出府中所积盐席，焚烧提取食盐供给。对于受伤的将士，他都亲自去安抚慰劳，每天用忠义之道勉励将士。死伤的人后来多到堆叠在一起，人们还是登城拼死一战。元军方面有来招降的，李芾便下令杀了他示众。

十二月，潭州城形势更加危急，一些士兵哭着问李芾：“形势如此危急，我们死不足惜，但是百姓怎么办呢？”李芾恐此言动摇军心，遂佯装大怒，说：“国家平时之所以优厚养兵，就是为了今天，所以要前仆后继地死守。再有动摇军心者，我就杀了他。”除夕那天，元兵登上潭州城楼。刚打退，元兵又像蚂蚁一样附墙而登。

长沙人尹谷，授官衡州，因元兵围城，未赴任所，和李芾一道守城，他听说元兵登城，从容为他的儿子举行冠礼以后，和他的家人一道举火自焚。李芾得知后，极为感动，命人以酒洒地以示祭奠。然后留宾客辅佐饮酒，还亲自书写“尽忠”作为号召，饮酒一直到天亮，宾客辅佐才出来。参议杨震投花园水池而死。客散以后，李芾坐在熊湘阁召部属沈忠道：“破城以后，我当死节，但家里人也不可受辱于敌人，你先杀他们，然后杀我。”沈忠伏地叩头，说他不能这样做，李芾却坚决要他照办。沈忠不得已号泣遵命，先将李芾全家用酒灌醉，然后一一手刃，共死19人。然后来见李芾，李芾从容“引颈受刃”.

此事被朝廷知道后，封李芾为端明殿大学士，谥号“忠节”.李芾在熊湘阁死难的悲壮事迹，明学士李东阳的《长沙竹枝词》中有“无人不祭李潭州”之句，表述了长沙人对李芾的景仰与哀悼之情。明成化年间修建李忠节公祠时，李东阳曾有记。崇祯癸未年，祠毁于兵火。后清赵申乔又重建祠于小西门内路边井。今阁虽不存，然而熊湘阁这个名字，却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事。

《宋史·李芾传》评价李芾：“芾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临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强力过人，自旦治事至暮无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复起视事。望之凛然犹神明，而好贤礼士，即之温然，虽一艺小善亦惓惓奖荐之。平生居官廉，及摈斥，家无余赀。”

3、平定吴三桂的长沙决战

清康熙十二年（1673）冬，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不旋踵而下贵州后，吴三桂随即分兵，北路直指四川，东路图下湖南。次年初，东路吴军即入湖南，连陷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常德、衡州（今衡阳）。

当吴军还远在沅州一带时，驻守长沙的偏沅巡抚卢振就擅自放弃守土之责，弃地潜逃。三月初，洞庭湖滨重镇岳州（今岳阳）也失陷。随后，吴军沿长江布置防御工事，企图“划江而国”,将主力、精锐近20万人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与清军对峙。吴三桂还传檄福建、广东，邀约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一起举兵反清，获得他们的响应，三藩同叛的局面形成。此外，广西、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亦叛清予以响应。

面对叛者四起的局面，刚即位不久的康熙帝虽然年轻，但在决策方面却像一位深谙韬略的老手，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平叛部署，并始终将反叛阵营的主力吴三桂视为主要敌人。湖南因吴三桂军主力的盘踞而成为双方角斗的主战场，而长沙乃“武昌咽喉之地，又为武冈、宝庆州郡水陆要途，且壤连粤西”,又系偏沅巡抚驻地，更是吴军的粮食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清廷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即将长沙锁定为与吴三桂军决战之地。

攻取长沙的作战部署，康熙帝初定从西面进攻，“速取常德，以断长沙后路”.但因吴军沿长江以南防守严密，又集兵7万据守岳州，难以进取，遂调整为从北、东两面进攻，谕令将军尼雅翰率兵赴江西，与副都统甘度海兵合并，率袁临总兵赵应奎由袁州进长沙，夹攻岳州。但各路统帅观望、畏缩，至康熙十三年（1674）底，清军夺取岳州的行动始终毫无进展。

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康熙帝谕令“由袁州取长沙，断贼粮道，夹攻岳州”,并下令由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执行，同时暂停对岳州的进攻。岳乐在接到速取长沙谕旨时，认为江西叛军仍然纷扰不已，人心未定，若率师东进，则江西兵单可虑，遂奏请先平江西，然后移师湖南。康熙帝权衡战略全局，一方面重申应“分兵留守要害，速取长沙”,另一方面亦允准岳乐“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之疏请。从江西方向直接规复长沙，是灭吴战略部署的关键调整，是基于“先灭吴逆为要”所做出的战略考量。而针对清军的战略，吴三桂以7万兵力、总兵10余人、猓猓兵3000人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意在保障长沙的安全。

先定江西、再取湖南的战略定下后，岳乐在江西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并基本稳定了江西的形势。在此情况下，康熙帝于九月十五日发出了“乘冬月速取长沙”的谕旨。岳乐不敢等闲视之，开始着手攻打长沙的准备，奏请提督赵国祚、都督陈平各率所属，“随臣进讨”,并请发新造西洋炮20门，“为攻剿之用”.为保证此战胜利，康熙帝同时命令在荆州和岳州地区的各军将领，“协力齐进，断贼粮道，夹攻长沙”,“如机有可取，即取岳州”.岳乐遵“速取长沙”之旨，由袁州挥军西进。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岳乐恢复萍乡，取醴陵，直捣长沙，于南门外金盆岭、老虎坡等处安营立栅，筑长围，延袤20余里，围困吴军。双方在城外展开激战，吴军将领马宝、夏国相兵败，退入长沙城内；清军追至城下，围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擐金甲登云梯而上，与猓猓相持。马宝自后并猓猓于城下，而断其梯。清兵竞抢王子之尸，致毙数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弥岭，掘濠而守。

平定吴三桂清军扎营地——金盆岭吴三桂得知长沙军情紧急，亲领大军自松滋移屯于隔江之岳麓山，遣胡国柱等入长沙城中固守，令马宝、王绪守城外，另调韩大任、高得捷分陷吉安、醴陵，切断岳乐大军后路。岳乐部清兵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西南，呈半圆形，绵延数十里。吴军出城西布阵，结营岳麓山，同样横亘数十里。吴三桂并表示要亲自同岳乐决战，但被将领们苦苦劝住。双方各发兵十九路对决。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清、吴两军杀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双方血战至中午，忽降大雨，遂各自收兵而退。此战清军虽失利稍多，但从此打破了湖南战场的僵持局面。

此后，清军虽一直围困长沙，但并没有实现合围。为了配合岳乐大军进围长沙的行动，康熙帝命贝勒尚善从荆州分兵自陆路趋长沙，副都统阿进泰奉命率部由通城赴长沙；征南将军穆占也奉命速趋长沙，接应安亲王部队，并于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赶至浏阳与长沙之间的官山，随即屯兵阿弥岭。此时清军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聚结约十万人马，与吴军人数大致相当，略占优势。康熙帝必欲夺取长沙而后已，除调兵遣将外，又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军需。除指示江西、安徽速将所需船只转送长沙外，又命长沙就近督造，指示兵部挑选肥壮马匹，并拨新铸红衣炮20门，派人护送到长沙。

穆占军赶到长沙后，与吴军展开激战。三月初一日，穆占率兵逼近长沙城池，吴军出城，摆列挨牌、鸟枪迎战。穆占军前锋大败吴军，直抵城下，护军骁骑官兵尾随前进。但受吴军战象冲击等，穆占军受阻而退。闻讯有新的清军增援长沙，吴三桂赶忙又从松滋前线率部回援，屯驻河西岳麓山，遣马宝等屯城外，“于城外周遭筑濠，布拒木蒺藜，出象阵以死守”.这时吴军已丢失吉安，清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大军直逼近长沙五里山扎营。吴三桂愤恨不已。

随后，双方续有战事，清军多次击败吴军。面对岳乐、穆占等清军的联合围攻，加之士气的低落，为摆脱受困长沙的窘境，吴三桂锐意南下，诱使敌方分兵各处，虽奏效一时，但总的形势并不乐观。而对清朝廷来说，长沙的形势趋缓，岳州吴军孤立无援，给清军以反攻岳州、长沙之机。此时吴军水师将领林兴珠等降清，且建言水陆联合围困岳州，以断长沙、衡州之道。康熙帝欣然采纳。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吴应麒无意也无力坚守，于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十八日弃城而逃，清军将岳州收复。

清军收复岳州后，康熙即传谕各统兵将军，“水陆并进，乘机急取湘阴，即望长沙进发”.挟辎重逃奔长沙的吴应麒，不敢多作停留，于正月二十九日烧毁船只，弃城逃跑，率残部投向辰州，胡国柱也随同吴应麒撤出长沙，屯兵辰龙关。二月初一日，岳乐进入长沙城安抚百姓。在失陷将近六年、清军围攻亦近三年之后，长沙终于失而复得。随后，清军展开收复其他尚被吴军占领的失地，至康熙十九年（1680）五月沅州克复，湖南全境告平。

4、太平军长沙之战

19世纪中叶，当西方资本主义正迅速发展之时，清王朝却由盛而衰，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衰亡的道路。特别是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内原已十分激烈的社会矛盾在这时也更为尖锐，并于道光末年由广西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湖南邻近广西，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初期双方激战的战场。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从广西攻入湖南，一路势不可挡，几个月时间就连克湘南道州、永明、江华、嘉禾、桂阳、郴州等各州县，摆脱了清军的围堵追击，部队人数也猛增至数万人。清朝当局料定太平军会经衡州北上，遂调集大军于衡州与郴州一带，准备南攻北击，将太平军一举消灭在湘南。太平军洞察到清廷的企图，决定乘清军麇集湘南而省城守备空虚之机，攻打长沙。

七月，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率所部1000余人，取道攸县、醴陵，奔袭长沙，于二十七日进抵长沙城南石马铺，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长沙之战。时驻守石马铺的清军是刚从陕西赶到的西安镇绿营兵和浏阳乡勇，萧朝贵乘其立足未稳，于次日发动突袭。激战半日，破营七八里，毙敌900余人，阵斩清军总兵福成、副将尹培立，浏阳乡勇见状作鸟兽散。太平军随即进占长沙城外黄土岭、金盆岭、妙高峰各要塞。

驻守长沙的清朝当局浑浑噩噩，还以为太平军将攻打衡州，然后浮湘江而下。时有探报来报，谓太平军已至醴陵。提督鲍起豹竟认为是制造谣言，有意“摇动人心”,要将其就地正法。及至太平军兵临城下，城内官绅一无所知。后有一陕西兵，满身披血，飞奔而至，鲍起豹才慌忙下令关闭城门。

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已被调职，新任巡抚张亮基尚在自常德来长沙的途中，故守城布防皆由帮办大臣罗绕典和鲍起豹负责。他们除下令抚标各营士兵均登城防御外，又命收买亡命之徒，出城烧毁城外居民住宅。驻守碧湘街、里仁坡、社坛岭、灵官渡的太平军，则对他们予以打击。

击破城外清军后，太平军占领了近城各处，控制了坚固民房和制高点，开始炮轰长沙城，昼夜攻城。枪炮火箭如密雨流星，轰声如雷，震动数十里。清军无计可施，从善化县城隍庙中请出定湘王神像，抬至城楼，由鲍起豹等轮流守护，以求庇佑。但太平军兵力单薄，难以展开四面围攻。萧朝贵身先士卒，执旗督战，不料为炮击中，重伤而亡。其遗体安葬于靠近妙高峰下的老龙潭，后由于叛兵揭发，被清军掘出，惨遭焚戮。

长沙城突遭太平军袭击，清朝当局异常震惊，急调各路兵马增援。至八月底，城内清军已达四五万人，其文武大员有帮办大臣一人、巡抚二人、提督四人、总兵八人，还有副将、道府十数人，诸多将帅麇聚一城，蔚为壮观。与太平军作战的老对手清朝副将邓绍良、提督向荣，又先后赶到了长沙。清军的指挥和防守力量都已大大加强。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在郴州闻知长沙受挫，于八月十日率全军奔赴长沙。二十二日，其前锋赶到，当天就与原攻城部队会合，发动猛烈攻击。数千太平军分路直趋城外东南角的蔡公坟要地，并从东面抄敌后路。清军守将和春、秦定三、江忠源等率部反击，被太平军打败，参将任大贵被击毙，副将德安受伤，江忠源也险些丧命。情急之下，向荣冒险启用旧存的五千斤大炮，自天心阁上发炮，轰毁近城民房，使太平军失去掩护场所，不能逼城攻击。

八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杨秀清率本部赶到，分兵三路猛攻城南，清军亦分三路抵抗，战斗甚为激烈，后因清军增援，太平军败退回营。此时，清军加强了城外东南的布防，从天心阁至新开铺一带扎营结垒，正前以向荣会同各营深掘壕沟。太平军数万人马屯扎城南，背水而战，三面受敌。洪秀全、杨秀清遂改变战略，分兵西渡，占领河西地区，作为进攻长沙和继续转进的阵地。九月初五日，翼王石达开率数千太平军自朱张渡、南湖港、猴子石渡过湘江，占领水陆洲，又进占靳江、龙回潭、岳麓山一带，并搭造浮桥，使两岸连成一体。

太平军西渡，清军十分惊恐，急忙派兵渡江，但遭到石达开部的顽强阻击，十次进攻都被打退。十八日，向荣亲率3000人攻上水陆洲。埋伏在洲上树林中的太平军以轻骑诱敌，向荣中伏，仅以身免，所部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与此同时，东岸太平军也继续发起了进攻。从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太平军在城南奎星楼和金鸡桥一带挖掘地道十多处，实以火药，先后在奎星楼、月城和天后宫处实施了三次爆破，轰塌城墙五至七丈，然后从缺口大举登城。一时，全城鼎沸，一片混乱。许多清兵脱去军装，混入居民中向北门奔逃。清军和春、江忠源等督兵拼死抵抗，迅速将缺口堵塞。正在巡抚张亮基幕府的左宗棠，从士绅黄冕、孙鼎臣等处筹措饷银12万两，令以石块填塞缺口，并规定凡抛石一块赏钱一千文，顿时稳固了城防。

到十月十九日，太平军攻打长沙已经81天，既不能歼灭城外之敌，也不能合围破城，而清朝援军不断赶来，形势将十分被动。太平军审时度势，按照洪秀全“直前冲锋，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决定撤出长沙，长驱北进。是日夜半，暴雨初歇，暮色苍茫，城外火光烛天，号角齐鸣。城中官绅莫不疑惧，及至天明，登城了望，城外寂然无声，派人前往察看，太平军营垒皆空，灶灰犹热，寻其去向，则已由浮桥西去。此后即进击宁乡，攻克益阳、岳州，进攻武昌。长沙城由此成为太平军入湘征战以来唯一没有被攻破的城池。

洪秀全在长沙期间，一面与杨秀清一起指挥作战，一面继续整军建制，设置了编辑实录的诏书衙，整编了部队。太平军名将赖汉英、林凤祥、李开芳、曾水养等，被分别提拔为指挥、将军、侍卫。太平天国的玉玺，也是在这里颁制的。

5、湘军与“湘运之兴”

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朝统治者及地主士绅大为震恐。清政府为此调动大批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命令各地举办团练，作为镇压太平军和绥靖地方的补充力量。湖南巡抚张亮基即采纳幕僚左宗棠的建议，奏请让在籍守制的原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咸丰帝随即下旨，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供职京师，历任礼、兵、工、刑、吏部侍郎。他平时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对于清朝政治的腐败、官场的昏庸深恶痛绝，曾多次上书，主张改革。咸丰二年（1852），他因母丧回籍守制。奉到咸丰帝谕旨之后，曾国藩曾犹豫再三，后在友人郭嵩焘、胞弟曾国荃的敦劝下，决定“墨绖从戎”,以实现其“澄清天下之志”.是年十二月，曾国藩即前往省城长沙，就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开始了他创建湘军的生涯。

办团练以靖地方而助军力，自宋以来即有之。清乾隆、嘉庆时期，曾用之镇压着名的川陕楚三省白莲教大起义。而曾国藩深知，目前的八旗、绿营已经腐败透顶，“怯于战阵，勇于残民”,“胜则争功，败不相救”,而一般的团练未经正规训练，根本不足以对付太平军，而且侵扰乡里，不得人心。因此他主张“改弦更张”“赤地立新”,即“委明干乡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勇一二千名，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创办一支完全不同于团练的地方武装。曾国藩到达长沙以后，即与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僚左宗棠反复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并将罗泽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泸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并发粮饷，统称“大团”.

然后，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提出了他将训练官勇、别立一军的主张。在得到咸丰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的朱批以后，曾国藩开始对官勇进行“束伍练技”,云集长沙的各地练勇，经过选择、裁汰，便组成了湘军最初的队伍。

咸丰三年（1853）六月，太平军进攻南昌，正在江西作战的江忠源要求湖南支援。曾国藩派罗泽南领兵3000人前往救援。这是湘军第一次与太平军对垒，初次作战，湘军损失惨重。曾国藩与江忠源商量练勇万人，训练也更加严格，以期养成艰难百战之师。这年秋，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咸丰帝的批准，湘军的规模改为水、陆各5000人。八月，曾国藩离开长沙，前往衡州练军。咸丰四年（1854）正月，湘军水、陆两师各10营5000人练成，从衡州出师。曾国藩还为此撰写了着名的《讨粤匪檄》，开始了与太平天国长达十年的战争。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在组织上，以“有血气”的书生为骨干，招收勇敢、朴实的农民为兵。他们之间有着师生、亲友等种种地域和血缘关系，从而避免了绿营“将不知兵”“相互无干”的弊病，保证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在给养上，湘军的军饷一般都高于绿营，使从军者得以赡养身家、乐于从军、敢于作战，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善于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他的日记中有许多他考察属下的记载，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等等。通过这一方法，曾国藩聚集了一大批在各方面第一流的人才，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

湘军出师以后，首先迎战太平军西征部队。咸丰四年二月，太平军第二次进击湖南，先后占领岳州、湘阴、宁乡、湘潭，并进驻长沙西北60里的靖港，试图组成包围之势，夺取长沙。曾国藩统率湘军自衡州抵达长沙，面临太平军日益逼近的形势，分别出兵攻击靖港、宁乡和湘潭。三月，曾国藩率水师往攻靖港，却遭太平军迎头痛击。曾国藩兵败气急，投水自尽，被左右救起，连夜退回长沙。但是，由罗泽南、塔齐布、彭玉麟带领的水、陆各部，却在湘潭大败太平军，攻克湘潭，取得大捷。西征太平军只得撤除长沙之围。湘军乘胜追击，又攻克湘阴、岳州，从此太平军退出湖南。七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出省作战，与太平军争夺湖北、江西。

咸丰五年（1855），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次年又夺取江西重镇九江。咸丰十年（1860），曾国荃率湘军精锐团团包围长江重镇安庆，深沟固垒，外拒援军，内困守敌，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攻克安庆，取得了对太平军战争的关键性胜利。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军事，指挥湘军分兵三路，向长江下游发起进攻。左宗棠率楚军由江西进浙江，命李鸿章以湘军四营为基础组建淮军，出击江苏；曾国荃则率所部湘军吉字营，沿江而下，直指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失败。

其后，湘军又在清王朝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南苗民起义、西南西北回民起义的战争中，殊死作战，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现后来的“同治中兴”局面立下汗马功劳。

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主要将领，十分注意战后的恢复和建设，并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近代交通，发起洋务运动，使中国逐步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

19世纪70——90年代，我国陷入严重的边疆危机。湘军为抵抗外来侵略、扞卫国家领土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统率以所部湘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一举收复了已经沦陷十年的新疆广大领土。十年后，湘军英勇地投入到抗击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保卫了西南边疆和东南海岛台湾。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湘军又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

湘军的兴起，对于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而对湖南一省而言，影响则更为深远。由于湘军的兴起，一大批湖湘人士脱颖而出，成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在晚清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舞台上大显身手。据不完全统计，湘军将帅中，担任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即多达27人，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刘坤一、曾国荃等。前人曾经概括说，清朝“中兴将帅，十九湖湘”.有人认为，湘军之兴，即是湘运之兴。

6、长沙开埠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岳州（今岳阳）开埠后，因岳州商货寥寥，生意冷落，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再开长沙”,欲通过长沙把经济触角伸向湖南更深的腹地。同时，清政府也开始“自开口岸”的准备和“约开口岸”的交涉。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次年美、日两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上述条约。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长沙正式开埠，属全国80处“约开商埠”之一。《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明确规定西门外“沿河地段，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也就是说，外商可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后来蔓延到整个西城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但工程巡捕可由华官自办，最终在整个长沙市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掌握着长沙海关。海关设在风景如画的水陆洲，海关税务司由美国人夏立士担任。德、英、美、日等国在长沙开设了领事馆。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日本日清洋行3家经营的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内河航道。

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这些洋行的经营范围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行业界限，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以致洋货充斥长沙市场。输入的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为大宗，还有白糖、海味、药品等，均由长沙销往省内各城乡市场。1904——1911年，长沙开埠的前8年，长沙海关进口洋货共3388万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的642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长223倍。洋货的大量倾销，逐渐排斥了土货，打击了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此时，长沙市场逐渐被各国所分割。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到宣统元年（1909）长沙已有洋货号40余家。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收购他们所急需的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倍子和矿产品等。外销物资大部分是初级原料，价格低廉。长沙开埠后的进出口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例如，每百斤五倍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采摘、加工、装箱的劳动工食，而德、英、美等国向我国输入以五倍于原料的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又如矿产品，由于湖南民族工矿业的衰弱，铅砂售至洋商，屡受压制。锑砂从之前每吨300余金，跌至六七十金。

外商以长沙为据点从湖南全省夺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和矿砂等工业原料，但同时也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沙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晴雨表，长沙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不少外商来长沙从事粮食贸易，或贩卖至粤、鄂、川等邻省，或转运外洋，1904年半年中，经长沙海关出口的谷米即有133万石。此后，湖南当局曾禁运出口，自民国初年解禁，出口又有所回升，增至年200万石之巨，占全省年产量的8%.商业收购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生锑、白铅等矿砂也是长沙开埠后的大宗出口产品，1904年下半年即达2万担，价值约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0%.至1908年达到高峰。自开埠以来湖南对外贸易首次出现出超，出口超过进口50余万关平两。

湖南一批爱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力，就在长沙开埠当年，禹之谟将他在湖潭的“湘利黔”织布厂迁往长沙荷花池，并附设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棉织品和工艺品，在市场颇为畅销。长沙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甘心大批的初级原材料被外商贱价掠走。1908年，梁焕奎、梁端甫兄弟将久通公司正式扩充，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设立炼锑厂，开始提炼纯锑。1909年由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三人发起组织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并获清政府允准。据统计，1903——1911年，即清末的最后9年，湖南共创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17074万银元。比戊戌维新时期大为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属商办性质，改变了陈宝箴当政时期以官办为主的状况。除了上述大企业外，一些地主、绅士和商人，也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小企业，或附股于铁路公司和矿务总公司，成为它们的中、小股东，借此跻身于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据记载，宣统二年（1910）前10个月，在湘路公司入股1000——5000元的股东达149人，入股500元以上的多达数百人。

随着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形成，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体现他们经济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1906年正式成立了完全商办的商务总会。曾任淮盐公所总董的大盐商郑先靖、“急图抵制”外商创办湖南电灯公司的大商人兼产业资本家陈文玮、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分别任前四届总理。1910年又有湖南工业总会问世。这些机构和团体的先后出现，不仅反映了长沙开埠以后湖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说明随之而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1、维新运动——全国最具朝气的省城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被誉为“全国最具朝气的省份”,而这则缘自长沙各种维新活动的蓬勃兴起。

早在1895年，谭嗣同即自筹资金在家乡浏阳成立算学社，他是湖南开展新学的先驱。1897年4月间，他又完成了《仁学》这部惊世骇俗之作。1898年2月12日，在南京任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回到浏阳安置了家眷，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约，赴长沙图谋改革。在长沙，谭嗣同与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人久别重逢，共商维新变法大计，一致认为维新变法的关键是文化教育。

湖南时务学堂本来是王先谦等人建议经陈宝箴批准筹办的，其办学宗旨以宋明理学为根本，再辅以西学。谭嗣同感到这个宗旨必须改变，认为应把时务学堂改造成替湖南培养维新运动人才的基地。时务学堂招收了200多名学生，租借三贵街原刘权之府第正式开学。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行政事务工作，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西文总教习，唐才常、欧渠甲、韩文举、叶觉迈、许奎垣等为分教习。时务学堂的学习内容，以融会中西、宣传变法维新为主。梁启超借传统阐发维新，撰写了《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同时积极宣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撰写了《谈西学书法》。谭嗣同则刊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加上按语，暗中散发给学生，激发学生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引导学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向往。唐才常以王船山等人的思想学说启迪诸生，从《日知录》等中引申其绪，发挥民族思想，为维新事业播发舆论。

时务学堂故址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创设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南学会。该会的名称由来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尚未彻底瓜分中国之前，迅速实现维新变法，“思保湖南之独立”,进而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其公开宗旨是：专以“开睿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实际上凡遇地方上的兴革事项，均进行议论并提出具体方案，起到了议会的职能。它在全省各州县设南学会分会，其成员分为议事会友、讲坛会友、通讯会友三种，遍布各行各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它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演，然后根据听讲者提出的疑问进行定期解答。讲演的内容始终围绕维新变法这个中心，涉及方方面面。

湖南维新志士还在长沙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维新的报刊，主要有《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创刊于1897年4月，是湖南最早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主笔唐才常及梁启超等人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主张在中国“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议论深刻，言辞激烈。本来陈宝箴要把它办成“邸抄”一类的报纸，谭嗣同力主改革和充实内容，使之成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宣传工具。

谭嗣同还和熊希龄发起成立延年学会，主张免除一切请客、拜客及其他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改变社会风气，革除陋习旧俗。谭嗣同专门写了《延年会叙》，提倡移风易俗，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内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多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他还认为应允许商民开矿山、筑铁路、行轮船、办工厂，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并直接支持内河小轮船公司、湘粤铁路、发电厂等项目的兴办筹建。

长沙在维新变法中标新立异，最早设立课吏馆、保卫局等新政机构，建立新式军事教育机构和近代军工企业。课吏馆成立于1898年2月，是根据梁启超的建议而设立的整顿吏治的机构，旨在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以“造就人才、整顿法术”.保卫局是湖南开明官绅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而设立的机构，旨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为、索罪犯”,以保护“官绅士商种种利益”.在军事上，湖南维新志士于1898年3月将长沙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仿照天津、湖北的有关规则，培养新式军官。同年7月，陈宝箴又奏请设立制造机弹两厂，购置机器、制造机弹，以作改造军队装备之用。

湖南维新运动在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领导下声势浩大，但立刻遭到了洋务派和顽固守旧派的联合攻击与破坏，一场改革与反改革、要求维新变法与反对维新变法的斗争在湖南展开。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张之洞看到《湘报》上发表提倡民权、设立议院的文章时，立即致电陈宝箴和学政徐仁铸说：“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陈宝箴受到张之洞的指责，连忙要熊希龄将刊载易鼐撰文的《湘报》统统收回，并决定删掉这个栏目，改刊“古今有关名言”,恢复以“三纲四维”为根本。欧阳中鹄亦指责谭嗣同在编发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按语推崇过头。

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城南书院院长、岳麓书院主讲王先谦及土豪劣绅刘凤苞、叶德辉、汪槩等人。王先谦唆使岳麓书院的斋长宾凤阳等人上书说：湖南本来民风朴素，自从维新派到时务讲堂讲学以后，湖南民心“顿为一变”,使学生成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他还联络刘凤苞、叶德辉等人向湖南巡抚呈递《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逞其邪学，放厥淫词”.他们诬蔑南学会和《湘报》，逼走皮锡瑞，迫害樊锥。

面对顽固守旧派的嚣张气焰，谭嗣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唐才常准备联络哥老会作为继续抗争展开变法的后盾。梁启超感到湖南守旧势力太凶恶，自己流寓在此后果难料，想尽快离开长沙。临行前，谭嗣同、唐才常赶来将一方精雕细刻的浏阳菊花石砚送给梁启超。此砚乃唐才常采制，谭嗣同作铭文并请人镂刻其上：“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湖南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使湖南人受到了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他们中的许多杰出人物成为后来湖南乃至全国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

2、华兴会——“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为起点，其发展的显着特点是先从国外发轫，后向国内渗透。而“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的，则是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创立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拒俄运动结束后，黄兴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身份从日本回国，筹划两湖地区的武装反清斗争。随后，受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先期留学生、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之聘，经武昌回到长沙，主持该学堂新办的师范速成班，同时在经正、修业、实业和民立第一女中、安徽旅湘中学兼任教员，以教书作掩护，暗中开展民主革命活动。在居留长沙的岁月里，黄兴利用明德学堂教员的身份，创办了一所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长沙城内一时“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同时，他还大量翻印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散发到军商各界，与社会各界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黄兴的革命活动，遭到地方保守绅士的控告，幸遇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等人担保得以解围。此后，为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革命，也为使明德学堂不受牵连，黄兴遂辞去明德学堂教师之职。

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贺自己三十寿辰为名，邀约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杨毓麟、宋教仁、谭人凤、周震鳞等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拟定在长沙连升街设立机关。但为避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其骨干均为公司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会员证，会员通信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12人外，另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同时还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留日归国的学生和明德、修业、实业等学堂的学生，也有少数新军和巡防营的进步人士，这些人构成了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之后，华兴会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渌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他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华兴会还在省外设立“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其活动超出湖南一省。为筹集起义经费，黄兴变卖了自己在长沙县凉塘的祖屋及祖遗田产300余石，广大会员也纷纷捐款。通过努力，共筹得军费5万元，通过“上海爱国协会”从国外购买长枪500支、手枪200支。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华兴会还利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制造了一些炸弹。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长沙起义大计，决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玉皇殿行礼庆贺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兵分5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同时响应，占领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会晤中，马福益让党徒埋在篝火土坑内的鸡已煨熟，香味扑鼻，大家痛饮畅谈至天明时分才辞别。归途中，黄兴满怀革命豪情，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湘中一夜雪，天外乱云飞。”

随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集资筹款，购买枪支，印发革命书刊，加强联络工作，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04年9月24日正值中秋节，浏阳县普迹市（今普迹镇）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衔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之后，马福益频繁往来于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加强训练会党，候令发动起义。

然而，由于起义准备工作没有重视保密，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已被官方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将普迹市开会的消息通过王先谦密告官府后，当局便开始侦缉和搜捕华兴会成员。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10月24日，湖南巡防陆元鼎下令逮捕黄兴，军警立即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恰好外出未归，警察又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璋家的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黄兴坐轿出门，混过军警的关卡，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匿近一周时间。在采取一系列保护革命同志的措施后，11月初，黄兴由黄吉亭护送，易装搭乘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武汉，再辗转至上海，之后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事败后，马福益避走湘西，于次年再谋举义，事败被捕，1905年4月2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40岁。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终止。

1905年夏，孙中山到日本会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议联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华兴会会员绝大多数先后加盟入会，其主要成员均成为同盟会的领导骨干。

华兴会的成立和起事，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兴起，对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华兴会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而且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3、武昌起义长沙首应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同盟会会员胡燮槐赶到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报告武昌首义的消息，并告知清军就要大举南下，要求湖南革命党人按“两湖（湖南、湖北）同盟”的约定迅速举义响应。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再派蓝综、庞光志带着武昌起义总司令、湖南澧县人蒋翊武的介绍信来到长沙，召集湖南革命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蓝、庞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到会同志听了，极为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0月13日晚，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党代表与黄锳、左学谦等立宪派绅士连续开会，商议共同发难的办法，决定18日起义。以长沙城内放火为号，城外新军见火即跑步进城，并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会上还推定了各标、营起义的指挥人员，以及策动抚台衙门卫队和联络、通知会党的负责人。

革命派和立宪派绅士的行动引起了湖南地方当局的警觉，湖南巡抚余诚格拟有“格杀勿论”一纸，上列33人，在已知的28人名单中，包括焦达峰、陈作新等19名革命党人，以及龙璋、常治、文斐、易宗羲、粟戡时、王猷等9位立宪派绅士。

为准备18日的起义，长沙革命党人成立了指挥机构，分别运动会党和新军，联络各界共同行动。10月15日，焦达峰带领洪江会头目数人从浏阳赶到长沙，在太平街孚嘉巷四正社机关商讨会党与新军协调行动的问题。10月16日，焦达峰在玉皇坪陈作新家召集紧急会议，部署18日起事的具体事宜。会议确定焦达峰为总指挥，并指定了各部的分指挥。

10月18日，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起义，但是由于官军防备极严，城内驻军未能响应。加之，焦达峰考虑到会党人员还未到齐，遂于是日召集陈作新等各界代表100多人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起义推迟举行，议定由炮兵营李金山举火为号，各营见火起，同时响应起义。

10月19日，长沙风声日紧，街头岗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加之洪江会兵马估计要23日才能赶到长沙。焦达峰、陈作新与黄瑛、左学谦及新军、巡防营代表再次商议起义办法，决定改在10月23日起义。

不料21日清晨，有关起义的机密被泄露，巡抚余诚格闻报后决定于次日将长沙新军全部调往株洲，然后紧闭城门，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时迫事危，焦达峰、陈作新等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提前到22日举行。

10月22日晨，炮队负责人李金山接到协统将炮队即日开赴醴陵的命令，他火速奔告四十九标负责人革命党人安定超。安定超一面派人火速通知五十标以及马、步、炮、工、辎各部和巡防营，一面发哨集合自己的部队，约定以对天鸣枪三响为号。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赶到协操坪集合，同时将四十九标二营军装库打开，取出枪械弹药。每人发给白布臂章一块、子弹10发，由安定超传达起义有关事项。他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咨议局。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然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分途出发。

三声枪响，最先响应的是炮队、马队，接着各部紧跟，分两路直扑城内。一路由彭友胜率领的五十标等义军由北门入城，另一路由安定超率领的四十九标等义军自小吴门入城。安定超率军欲入城，但见城门紧闭，守城部队不知底细，双方相持。正在此时，前一天晚上回城的工程队负责人赖楚，因不知提前起事，听见枪响，欲从小吴门出城回营，见城门虽闭，但未落锁，立即用肩膀扛开横木，打开城门，义军一枪未放进入东城，并分头直扑藩署、官钱局、军装库、营务处等重要部门。彭友胜率领北路军进攻北门，一路不但未遇任何抵抗，守城的巡防营反而打开城门，列队举枪向义军致敬，并加入起义洪流。新军从容占领了荷花池军装局。入城两军在咨议局会师之后，于中午时分从东、西辕门展开了对巡抚衙门的攻击。与此同时，焦达峰、陈作新等战时统筹部的成员也赶到巡抚衙门外，亲自指挥擒拿巡抚余诚格与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战斗。

其时，黄锳、左学谦等立宪派绅士配合新军攻城，特在自治公所、富训学堂、贾太傅祠等处放火策应，谭延闿等在地方素具重要影响的立宪派绅士亦开始转向革命。余诚格在起义军冲入抚署前，即由左侧孝廉堂穿壁潜逃，后逃往上海。其他重要官员纷作鸟兽散。黄忠浩在又一村被炮兵营李金山擒获，旋被带至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寿、帮办王充江等四人顽抗被戮。抚台衙门前的龙旗换上了象征革命胜利的“汉”字大旗，长沙胜利光复。

辛亥义军占领长沙城头炮台后留影长沙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与此同时，立宪派也活跃起来。他们首先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了参议院，举谭延闿为院长，接着又在都督府设立民政、军政两部，分由谭延闿、黄鸾鸣为部长。军政府成立以后，迅即传檄全省，号召各地反正，各道、府、州、县闻风响应，到11月5日，全省除常德以西地区外，全部光复。清王朝在湖南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紧接着军政府着手镇压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新秩序，扫除陋习，倡导新风，并派湘军援鄂，支援全国的光复斗争。

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辛亥长沙起义，是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壮举，巩固了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加速了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崩溃。

4、新民学会与《湘江评论》

1915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张贴出一份八裁湘纸油印、兰亭帖古典文体的《征友启事》：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征友启事在当时的长沙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慢慢地，在毛泽东周围聚集了陈章甫、罗学瓒、罗章龙、萧子升等十几位有志有为的热血青年。他们不屑于谈论身边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类社会、中国、世界等大事。其中心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类似的讨论，自1915年后的两三年间，不下一百次。到1917年冬，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准备，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三、邹蕴真、张昆第、陈书农、邹彝鼎、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共13人，聚会于岳麓山下蔡和森寓所“沩痴寄庐”,举行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会章采“大学之道在新民”之意，定名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萧子升学识丰富，能文善写，能说会道，是师生公认的才子，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被选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的会务工作实际上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旧址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大多是长沙中等学校毕业或者肄业的学生，学会内部充溢着求知、发展、创造和开发的精神。学会会章要求每个会员必须做到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要有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傲的精神，如有不正当行为或故意违反会章者，经多数会员议决，开除出会。

学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强调：会员要多发展，但标准要严，不能降低，一定要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在1920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上，又规定会员必须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凡新会员入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和“服从真理”等条件。

新民学会的会员们时常相聚湘江边、爱晚亭，抒发爱国情怀，畅谈社会改造；积极组织会员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地，考察乡间风土人情，关注社会现状；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接受先进文化，开阔认知视野；开展抵制日货和驱张运动，掀起爱国热潮；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学主义、温和方式的共产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思潮中，不断碰撞，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式革命道路的信念。历经艰辛曲折的探索，新民学会由刚成立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和“求友互助”的学术团体，发展成为当时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并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沙的成立在思想和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开始明确“外交、内政问题”（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军阀）须同时解决，提出了“国民行动的两个根本主张”:一为抵制日货；二为农、工、商、学联合起来参与国家大事，要求彻底的社会革命。只有“人民的自主自决，才能有民族的自决”.受此思想影响，一批长沙的知识分子已感到“社会改革”“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于是掀起了研究新思潮的浪潮。

在省学联的领导下，长沙各校学生创办的各类新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和少数雅礼大学学生合办的《新湖南》、周南女子学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学校的《明德周刊》、楚怡小学的《体育周报》、甲种工业学校的《工业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等。其中，尤以毛泽东等创办的《湘江评论》最负盛名。

《湘江评论》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由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毛泽东任主编，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创刊号。它仿效北京《每周评论》的形式，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很短的杂文）、“新文艺”等栏目。刊物创刊之时，投稿的人很少，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会员便亲自担任撰稿人。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数畏缩的说话，于今一切都要改观。”《创刊宣言》《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中慷慨陈词：“国家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就是民众大联合。”并呼吁所有进步民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指出《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在《宣言》结尾充满激情地放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

《湘江评论》还热情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它所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包括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张扬个性，扫除一切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然而，社会上一般守旧分子，则认为它是“怪人怪论”,是“无稽之谈”,是“大逆不道”.

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的第五期刚刚印刷尚未发行，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1919年12月以后，毛泽东等利用长沙《大公报》等继续大量地发表文章，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进行无情抨击。

虽然《湘江评论》仅出了4期即遭封禁，但它在长沙学生运动史和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湖南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5、毛泽东长沙建党

20世纪初，中国大地蛰伏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嬗变。最早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1月，他们交流了关于建党的意见，并相约在上海、北京分别开展活动。1920年春，毛泽东因长沙“驱张”运动在北京寻求声援时，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密切接触。

5月，毛泽东由北京抵达上海。在上海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同陈独秀多次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的问题。这时，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召集旅沪的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举行会议，明确发展新会员必须找纯洁、诚恳、有奋斗精神、能服从真理的同志，并决定学会采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踏踏实实的态度开展工作。

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通过新民学会会员联络进步分子，积极开展建党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与此同时，蔡和森等新民学会成员到法国后，通过“猛看猛译”马克思着作，对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有了精深的理解，认为建党是必须“即刻着手”进行之事。7月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率先提出“组织共产党”,并向国内的毛泽东等传递信息，且多次通信，相互沟通、探讨、磋商建党事宜。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9月16日，蔡和森又和毛泽东通信，强调：“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希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国内的毛泽东等则通过认真研究，得出与蔡和森一致的认识：“……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且向旅法会员通报了国内筹建党组织的情况，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熊瑾玎、陈书农等新民学会会员也都认为“有组党之必要”.至此，组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成为实际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是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陈独秀曾致信毛泽东，明确请他在长沙建立与上海同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先后寄来上海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

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拥有100多名会员，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很多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1920年冬，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知识分子中诞生了，最初成员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6人。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党组织转发的通知和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及给每位代表的约100元路费。通知要求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派出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6月29日傍晚，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悄悄搭上了一艘轮船，从长沙小西门码头出发。当时，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船，必须到武汉中转。到达上海时，因距实际开会时间还早，毛泽东又去杭州、南京等地游历了一番。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7月31日，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担任书记员。一大召开之际，全国仅有共产党员50多名，其中湘籍党员就有10多名，除长沙早期地方组织的成员外，还有北京、上海早期地方组织的成员李达、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林伯渠、何孟雄、缪伯英、李中等。

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返回长沙，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据萧三回忆：“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曾被戏称为三十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中共湖南支部的书记是毛泽东，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党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夏曦等10人。

当时，毛泽东等只能采取极其隐蔽的方式和采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开展党的领导工作，而以销售进步书刊而着名的文化书社实际上成为党的重要工作机关和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贺民范等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党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1922年7月之前都能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在长沙、安源、衡阳建立了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5月底，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立三）为委员。党的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正如何叔衡当时所预言的，长沙早期中共党员们“好比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至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长沙城区有中共党员3000人，长沙县、浏阳县、宁乡县和长沙近郊区有党员约3200人。长沙也因此成为大革命时期全省乃至全国工人运动最活跃、农民运动最迅猛的地区之一。

6、《湖南省宪法》——开中国制宪先河

1920年初，中国出现风靡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且发展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地方自治的思潮就已露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内忧外患使清王朝无法照旧实行统治，为了应对危机，清政府决定以立宪作为“救世良方”.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御前会议正式颁发“预备立宪仿行宪政”上谕，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清政府实行“立宪”运动，有着明显的消弭革命、巩固统治的目的，但却拉开了中国君主立宪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宪政大幕。

联省自治运动的基本主张是，先由各省自制省宪法，依法自组政府，实行省自治，在此基础上，再互派代表开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组织中央政府，完成国家统一。此种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和平统一、民主参政、顺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联治运动思潮的出现，说明自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已深入人心。一些地方军阀也接过“联省自治”的口号，高唱民治、和平、统一的曲调，以便达到他们实行割据的目的。在此潮流中，湖南最早举起“联省自治”的旗帜，成为全国联治运动的先驱。

联治运动前，湖南处于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之下。皖系军阀张敬尧是在护法战争时，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后，于1918年3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进驻湖南的。张入湘后实行极为暴虐的统治，长沙人民深受其害，恨之入骨，称其为“张毒”.1920年“驱张运动”后，谭延闿打着“湘人救湘”“湘人治湘”的招牌入湘主政。此时蹂躏湖南两年多的直、皖、奉、鲁等各系北洋军阀和黔、桂等省西南军队全部退出湖南，直皖战争已正式爆发，粤桂战争一触即发，南北双方均自顾不暇，不可能对湖南进行武力干涉，正是湖南自治的好时机。

毛泽东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立即提出了改造湖南、保境自治的主张，湖南各界相继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湖南民治促进会等社会团体，提出“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的口号，主张“湘人自决主义”,要求实行湖南人民的自决自治。面对湖南人民自下而上强烈的自治要求，1920年7月22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布“祃电”,并于8月16日在长沙《大公报》上以“要电”正式公布，宣布废除北洋军阀政府所加于湖南的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省长，随后决定邀请湖南官绅召开自治会议，制定宪法。

10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湖南各界代表377人联名提出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建设新湖南的建议。一些知名湘绅也提出了实行省自治，再联省立国的主张。谭延闿虽还想一意孤行，但没多久湘军发生内讧。谭延闿迫于内外压力，于11月让出总司令的职务，交给总指挥赵恒惕。

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后，操纵省政府与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协议定下《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1921年1月25日，取消省政府所组“制宪筹备处”,成立“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随即拟定了制宪计划，将制宪分为起草、审查、公决三阶段进行，即组织省宪法规定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宪法起草后，另组宪法审查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加以审查修正；最后公诸全省人民，由人民投票，如获通过，则宪法成立。

1921年12月1——11日，《湖南省宪法》举行全省公民总投票，票上标明“可决”与“否决”两个选项，结果“可”字票18158875张，“否”字票575230张，《湖南省宪法》以绝大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

省宪法的实施从选举省议员、改选省议会开始。1922年1月7日，竞选活动展开。3月30日选举结束，最终全省75个县选出议员163人。5月1日，湖南第一届省议会自行集会，选举林支宇为议长，孔昭绶、雷震寰为副议长。第二项工作是选举省长。1922年8月20日，省议会预选省长。在三天预选中，赵恒惕得133票，熊希龄得115票，李汉丞得89票，谭延闿得87票，田应诏得76票，彭允彝得65票，宋鹤庚得80票，都取得候选人资格。然后交由全省县议员投票表决，以得票最多者当选省长。湖南全省共有县议员2761人，9月10日选举，出席投票者2593人，赵恒惕得赞成票1581张，当选省长。

1922年1月1日，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公布之日，赵恒惕命人以黄纸书写宪法全文，张贴在一个特制的亭子中，由军警开道，用八人大轿抬着游行市街。还开放各个衙署，任人参观，“以示民主之意”.长沙造币厂赶制了“湖南省宪成立纪念”的银币、铜币，以资纪念。1922年12月28日，赵恒惕正式向省议会“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省长之职权”,由此就任由《湖南省宪法》所产生的中国首位“民选省长”,并组成了第一个行宪政府。

《湖南省宪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公民广泛的自由权利，把选举权、被选举权普及到全省男女，对省长权力加以约束，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民主内容，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军阀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迫切要求。《湖南省宪法》是当时全国“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的一部比较正式的宪法，为其他各省制定宪法提供了蓝本。当时，全国不少省份受湖南的影响，也以制定省宪法相号召，所采取的制宪程序和宪法草案内容，有许多与湖南相近似，只是都未能见诸实行。

赵恒惕制定省宪法，推行省自治，实际上是实行地方割据，为南北统一派所深忌。高唱“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乘1923年援赵（恒惕）败谭（延闿）之机，要挟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自治。双方僵持数月，最终决定仍维持湖南自治局面，但须对省宪法加以修改。1924年10月10日，宪法会议开幕，历时40天完成修改工作，于次年5月13日公布《修正湖南省宪法》。修正的省宪法削弱了省的“自治”地位，将虚位省长制改为省长独裁制，并削减了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机会。至此，湖南自治终以军阀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救国方案在湖南的实践宣告失败。

7、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上半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纷纷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疯狂地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全国一片腥风血雨。在长沙，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史称“马日事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即着名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至此，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进入具体筹划和准备阶段。

会后，毛泽东和彭公达奉命回到湖南宣传贯彻中央的新政策并改组中共湖南省委。12日，经过乔装打扮的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在城内四处察看。他看到到处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缉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布告。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策划、组织、发动好这次湖南的秋收起义。由于当时湘军唐生智部大部分被调东征讨蒋，湘西有黔军扰乱牵制，湘南又要围剿许克祥叛乱部队，致使长沙及周边各县的反动兵力相对薄弱，是策动起义的有利时期。

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当前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的主要任务。于是，毛泽东迫切地想掌握当前农民对土地的诉求。他立马赶到了板仓的清泰乡，顾不上与妻子杨开慧及三个儿子相聚两三天的机会，每天穿行于田间地头了解农民对土地的需求。15日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又及时听取了从韶山来的几位农民对乡村情况的汇报。这些，让毛泽东对这次起义的土地政策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8月16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改组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选出彭公达任省委书记，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王一飞、滕代远7人为新省委委员。

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潘家坪沈家大屋、丝茅冲朱家花园等地多次召开会议。毛泽东与新省委成员首先策划和制定出秋收起义的纲领及行动计划，随后对起义的军事、土地、政权、区域、宣传等问题进行了逐项讨论。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要“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重视军事”.他对近几个月来的所见所闻加以分析，认为孙中山、蒋介石等都是靠军事作支撑起家的，而我们党以往只偏重当国民党的帮手，做些民众工作，以至于现在被反动派赶尽杀绝，所有的权益都损失殆尽了，不可谓不是惨痛的教训。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全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他将这几天去农村的调查情况与大家说明，指出如果现在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所有农民的需要。在政权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坚决的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他将回到长沙后在国民党省政府前看到的民众表现说了一遍，认为不能再打国民党这面旗子了，这是一面“黑旗”,再打革命必定会失败。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红旗，让民众完全在红旗的领导之下。讨论区域问题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全省的情况，说明以当前党所掌握的实力只能缩小暴动范围，集中力量放在一两个区域发动起义。否则，力量分散，会全盘失利。

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将起义的重要区域缩小为长沙及周边的七个县。但中央对湖南省委的几项举措予以了否定，给出的三条回复是：起义不能过多地注重军事，重心是发动农民起来抗争；当前中央的土地政策是只限于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现时的政权形式也不适合抛弃国民党的旗帜。

后来的事实证明湖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在8月30日的会议上，大家对秋收起义各项计划进行了最后梳理，以确保万无一失。毛泽东被任命为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当晚，毛泽东与一同来到长沙的妻子杨开慧做了个简单的道别，叮嘱她先回乡下与孩子们住一阵子，等他率部打回长沙后再相聚。可是，也许毛泽东一生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是俩人的生死之别。随后，毛泽东在省委安排的毛泽民的护送下，化装成火车工人的样子，坐上了从长沙开往安源的火车。

在安源完成组建前敌委员会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毛泽东就急赴百余公里外的铜鼓领导第三团。当到达浏铜边境的张坊一带时，毛泽东与随行的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遭到了凶残的地主团防队的扣押，险些丢掉性命。后经潘心源的掩护，机智脱险的毛泽东艰难地赶到了部队。当晚毛泽东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想到即将爆发的起义，一时意起挥毫写下了着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了。部队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并攻陷了多座城镇，建立起代表广大民众的红色政权。但由于敌军优势兵力围堵，各路起义部队相继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不再攻打长沙，并率部于9月19日会师浏阳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原文华书院、时里仁学校教室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着重讨论部队会师后进军方向这个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和道路的重大问题。前委书记毛泽东和师长余洒度在会上分别作了较为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认为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革命武装现在能待的地方，主张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去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保存实力，坚持武装斗争。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总指挥卢德铭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粤赣三省交界的边区转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9月21日清晨，起义部队在里仁学校操坪举行了会师大会，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南下。10月27日，秋收起义部队历时49天，转战千里，历尽艰辛，最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秋收起义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拿起枪杆子，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开端。

8、长沙会战——抗日战争的英雄史诗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湖南地区骤然成为抗战的前线。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武汉失守以后撤退来湘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受命以后，开始采取应变措施。

11月初，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做出动员市民疏散的决定。此后，大批的市民和机关、团体、学校从长沙撤离。11月11日夜，日军攻陷岳阳。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张治中立即命令制定“焚城计划”,由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负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担任放火总指挥，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实施放火任务。11月13日凌晨2时许，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警备二团士兵看到火光，便一齐行动，四下放火。霎时间，冲天的火焰接二连三燃起。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燃到17日，整整烧了五天之久。据事后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大火的有3000余人。同时，这场大火使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顷刻之间变为一片废墟。全城90%的街道严重受灾，80%以上的房屋被毁。数十年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长沙、南京与日本的广岛、长崎和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城市。

按照计划，放火焚烧长沙，是长沙在遭日军进攻而且“失陷”的情况下才实行的。可是大火以后，前线安稳如故，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国内外舆论大哗，要求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于11月16日夜从韶关赶回长沙紧急处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九战区军法分监部于18日对酆悌、徐崑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三犯进行预审。次日，又由军委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最后分别以“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擅离职守、率警逃遁”,将三人均判处死刑，于20日执行。对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军政当局相关责任人员，也分别给予了处分。22日，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善后工作随即全面展开。经过几个月的善后，长沙的社会秩序得以慢慢恢复。

但不到一年时间，在烈火中重生的长沙，又迎来了更大的考验，战争的阴云迅速笼罩在长沙上空。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爆发。日本积极调整和加强在华军事力量，决定对国民党第九战区实施打击，妄图迫使中国政府屈服，“解决中国事变”.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别在赣北、鄂南和湘北地区向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第九战区在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的指挥下，实行“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战略方针，展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

9月14日，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向我赣北会埠防线发起进攻，我第六十军雄踞有利山地奋起抵抗。22日，集结在鄂南通城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向我第二十七集团军阵地进犯。两路日军均系为策应其主力在湘北战场的作战，企图分由浏阳、平江会攻长沙，但都被我军坚决地阻拦于赣北、平江一带。

湘北战场为会战的主战场，而新墙河则为我湘北第一道防线。18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向新墙河北岸发起猛烈攻击，先以炮火猛轰，继以步兵、战车冲锋。我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九五师坚守阵地，英勇反击，战斗异常激烈。23日，日军以数十架飞机、近百门大炮配合，又施放大量毒瓦斯和烟幕弹，再次发动猛攻，突破我军防线。随后，日军分头东进、南下，先后渡过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其一部于9月下旬窜抵长沙外围，实已进入我军伏击圈。至9月底，孤军深入的日军已胶着于长沙城外，既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而所带粮弹也已用尽，其赣北、湘北部队又遭我军打击。10月1日，冈村宁次只得下令撤退。薛岳立即严令各部全力追击，中国空军也从成都机场起飞，轰炸武汉日军机场，10月7日，日军被赶过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24天，我军歼灭日军近2万人，击毁日机70余架，击沉日军汽艇100多艘，取得胜利。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调集12万军队，并配备强大火力和大量骑兵，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发动了对长沙更大规模的进攻。薛岳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长沙及其周围地区部署约30万大军，计划“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反击而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进犯岳阳大云山，我第四十军立起抵抗。18日凌晨，日军集中第三、四、六、十三、三十三师团主力，在新墙河北岸长达20公里的阵线展开猛烈进攻。由于第九战区对于日军进攻的规模估计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因而在会战前期，处处被动、节节失利。至22日，日军迅速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防线，于27日晚攻入长沙。在这紧要关头，我战守各军仍奋勇抗击，薛岳亦镇定沉着，果断迅速地指挥我军从各个方面向长沙集结。国民党最高当局也命令第三、五、六、七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攻击。9月底，长沙附近的日军已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遂于10月1日突围北撤。我军急起直追，围追堵截，杀伤大量日军。10月8日，日军全部退过新墙河，双方又回复到战前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军先败后胜，又一次挫败了日军妄图消灭我军主力、打击我抗战意志、迫使我方屈服的阴谋。战后，日军不得不承认：此次长沙作战，“没有给予重庆军以应有的打击，相反地，更加促进了在这块大地上掀起了全民防御的高潮”.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扩大。日军为摧毁我第九战区战斗力，又集中12万兵力，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进攻。大战在即，薛岳详察敌情，并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天炉战”战略。

12月23日晨，日军第三、六、四十师团及军直属各部队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兵分八路，猛攻新墙河防线。我第二十、五十八军依既设阵地英勇阻击。次日下午，日军渡过新墙河。我一三三师于南岸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战事至为激烈。27日，我军在消耗敌军后，奉命向东南转移。日军见包围我军的计划落空，气急败坏，继续南下。1942年1月1日，其先头部队第三师团进至长沙南郊，准备一举攻占长沙。是日，日本空军还送来了准备竖立于长沙城的大幅太阳旗，而外国记者团也已飞临长沙上空。此时，我第十军奉命守卫长沙。蒋介石鉴于日寇大举进攻长沙，特电令两广部队驰援长沙，还从全国仅有的两个野战重炮旅中抽出一旅开赴长沙，进驻岳麓山阵地。

1月1日中午，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从南郊向猴子石、金盆岭、阿弥岭我预十师第一线阵地猛攻。至黄昏时，我军阵地被突破，预十师退守黄土岭、修械所、侯家塘第二线阵地，拼死作战。3日拂晓，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参加攻城。我第十军将士坚决抵抗，以万余兵力，击退日军近5万人连续四天的猛烈进攻。我岳麓山炮兵亦配合有力，发炮猛轰。至4日下午，日军伤亡惨重，势已不支，只得撤退。我外围各路大军则已分别进抵各指定地点，按照薛岳下达的命令，分别自东向西、由南而北、从西向东、自北而南，向溃逃之敌展开全面攻击。日军惊慌失措，狼狈北窜，处处遭到我军痛击。我军先后在长沙县磨盘洲、朗梨市、福临铺、影珠山等地，围歼残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最后残余的日军，还是靠南下援军和空军的掩护，并施放毒气弹，才得以逃脱。1月15日，日军逃回新墙河北岸。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杀敌5万余人，又一次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大获全胜。这是自太平洋战争以来，同盟国一连串失败中，反法西斯阵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英、美盟军。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英、美高层人士纷纷致电祝贺，英、美两国立即宣布给我国贷款。1942年1月3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同盟国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盟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44年5月至9月上旬又爆发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史称“长衡会战”）。此次会战，我抗日将士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顽强抵抗，虽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给日军以重创。

9、程、陈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与桂系有宿怨的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辖湘赣两省，以钳制桂系。程潜来长沙就任后，分化瓦解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挤走了冤家赵恒惕，改组了省参议会，扩充了军队。于是，程潜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于一身。

在解放军胜利进军、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程潜本人举棋不定的情形下，湖南省工委统战策反工作小组成立，由湖南大学讲师身份的中共党员余志宏任组长，中共地下党员刘寿祺、涂西畴为组员。余志宏首先将曾任程潜秘书处处长的方叔章作为突破口，向其阐述党的统战政策，然后请方劝说程潜。1948年8月，程潜的族弟程星龄举家回到长沙。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在余志宏的陪同下与他会面，赞扬他反蒋拥共的立场，鼓励他为长沙的和平事业多作贡献。为了广泛争取中上层人士，余志宏和程星龄等商议，组织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以及银行界知名人士唐文燮每周举行一次时事座谈会。经余志宏安排，又在岳麓山下桃子湖方叔章住宅举行了家宴，邀请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萧敏颂，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程星龄等人，漫谈当前局势。事后，萧作霖、邓介松将这次便宴上的谈话情况告知程潜。

1948年年底，程潜与程星龄进行了一次长谈，开始表明他决心脱离蒋介石政权走和平道路的意愿，并委托程星龄代表他找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联系。但由于他被中共公布为43名头等战犯之一，对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反应强烈，仍担心中共与他算旧账。为了消除他的顾虑，程星龄向他正式转达了省工委的承诺：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程潜坚决站在人民方面，不仅不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待遇。程星龄还写信请程潜的长子、进步人士程博洪从上海来长沙，一起促使程潜弃旧图新。

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与桂系抗衡、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程潜把目光瞄准了既是老乡又有师生之谊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当时，陈明仁还暂兼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不久又兼任由第七十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合并而成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正好这时白崇禧想拉他和程潜一起倒蒋，程潜那边又有请，于是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部来湖南编训，司令部设在长沙望城坡。程潜为他设宴洗尘。饭后，陈明仁面带愧色地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他的老校长，不料程潜淡然一笑：“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则诚恳地说：“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不久，程潜又同陈明仁密谈，坦言走和平道路的想法。陈明仁沉思良久，对程潜交底：“今后我只同您保持联系。”

1949年5月，湖南大学进步教授李达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从长沙赴北平，向毛泽东转达了程潜希望走和平道路的意愿。毛泽东进一步做出和平解放长沙的部署。5月初，成立了包括三方面代表但没有正式命名的三人小组——余志宏代表中共，程星龄代表程潜，李君九代表陈明仁。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商请湖南名士章士钊、刘斐南下香港，配合南方分局做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又选调吉林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和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赴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参与策划和平解放长沙的工作。5月7日，党中央社会部派中共党员周竹安由上海飞抵长沙，建立了由周竹安领导的秘密电台和策反情报小组，中共中央与程潜的往来电报都由此传递。

随着时机不断成熟，省工委敦促程潜、陈明仁联合拟就“起义备忘录”,并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化装成商人，将其送到汉口华中局转报中共中央。程、陈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一俟时期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立即电示四野“陈兵湘鄂边界”,并于7月4日复电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意见，均属可行……如遏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

1949年5月16日，白崇禧来到长沙，将指挥所设在藩正街，命陈明仁坚守长沙，扬言要把长沙变成四平第二。为了防止程潜起义，白崇禧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敦促程潜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被程潜“婉言谢绝”后，又策划把程潜和湖南地方部队调到广西去，也被程潜“金蝉脱壳”.

7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劲光率领的第十二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长沙县春华山一带，而陈明仁的部队则停驻在距黄花以西约十来里一带。7月21日，陈明仁下令停止对湘中游击队的围剿。29日，程潜也由邵阳秘密返回长沙，抓紧审定起义的通电文稿，部署起义后政权建设的有关工作。李明灏到长沙后，与程潜、陈明仁具体商讨了和平起义的事宜。

8月2日，陈明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要求，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部队撤出长沙城郊各交通要道。3日，陈明仁派军事代表携带长沙附近驻军地图前往春华山解放军驻地，商谈和平接管长沙事宜。同日，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及林彪和本省各军政机关，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即日成立以程潜为主任委员的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同时由军政委员会推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第一兵团改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由陈明仁任司令官。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与此同时，程潜、陈明仁还分别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将士书》等文告，号召全省军民一致联合起来，把湖南和平运动引向深入，以便缩短战争，迅速实现全国解放。

8月5日下午8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先头部队从小吴门进入市区，长沙人民彻夜无眠，欢庆自己的盛大节日。8月19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8月25日，早在1949年4月组建于开封的中共长沙市委与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长沙市工委会师，正式成立新的中共长沙市委。8月30日，长沙市举行了隆重的和平解放庆祝大会。

1、谭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浏阳人，着名政治家、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被梁启超赞誉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城南澜眠胡同。父亲谭继洵，历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由于家境殷实，谭嗣同5岁就启蒙读书，13岁跟随父亲第一次回到浏阳，为母亲扫墓，之后便留在家中拜师学文，先后师从浏阳着名学者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人。

谭嗣同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着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同时，谭嗣同还拜了王正谊（大刀王五）与胡致廷（通臂猿胡七）两位武师，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受到江湖侠士打抱不平、行侠仗义等优良品质的感染。1883年，谭嗣同在湖北与妻子李闰完婚。此后他放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历时十年，行程八万多里，游历了全国各地。祖国崇山峻岭的雄伟磅礴、广袤山川的锦绣妩丽，开阔了他的眼界，扩大了他的胸怀。而沿途百姓的啼寒号饥、灾民蜂拥、农田荒芜、市井萧条的悲惨情景，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次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并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谭嗣同决意“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向变法寻找出路。1895年，谭嗣同回到浏阳，与欧阳中鹄、唐才常一起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科技团体——算学馆。算学馆的教学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又采用了西方学校方法，独具特色，这也使得谭嗣同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

1896年，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南京候补知府。这一年里，他或闭门读书，或与同志友人研讨学术，议论天下大事，自称“作吏一年，无异入山”.他开始构思并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一部着作《仁学》。《仁学》以中国文化为根基，融汇佛学、基督教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博采众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从哲学的高度来阐述“自由、平等、博爱”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他在《仁学》中指出：“变化”“日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变化、日新则存，反之则亡，并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抨击，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着作，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早期代表作之一。书写成后，当时未发表，只在朋友中传看。谭嗣同殉难前，将书稿交给梁启超保管。1899年和1901年，梁启超等人将其分别在日本和上海刊登发行。谭嗣同因此与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佛学彗星”.

1897年，谭嗣同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和好友唐才常一起回到湖南推行新政。他先后在湖南参与成立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培养了一大批变法人才。与此同时，谭嗣同与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于1898年4月在长沙创办了《湘报》，宣扬维新变法思想。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湘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三足鼎立，堪称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大维新报刊，对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劝她“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授以四品“军机章京”,使其直接加入新政的决策机构，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变法运动遭到了顽固派的阻挠，新旧两党的斗争更加激烈。以光绪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斗争日益激烈，已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慈禧太后与亲信密谋，欲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光绪帝。得知消息后的谭嗣同于9月18日夜间独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住处，欲策动握有军权的袁世凯围禁颐和园，杀荣禄、囚慈禧，以解皇上危难。不料，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搜捕新党。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因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见大势已去，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后，曾劝谭嗣同一同出逃，但被其拒绝。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他的师父大刀王五也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决心已定，拒绝出走，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24日黎明时分，谭嗣同命仆人敞开会馆大门，自己安然品茶，坐等官兵拘捕。在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用煤屑在墙上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下午3点半钟，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赴刑场。谭嗣同悲歌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1899年，他的遗骸被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着作被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气吞万里的豪迈，如划过黑暗夜空的彗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不息的热血儿郎。

2、黄兴——辛亥革命“孙黄并称”

黄兴（1874——1916），1874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村（今长沙县黄兴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派名仁牧，原名轸，字岳生，号觐五，又号觐吾。后改名兴，号竞武，字克强，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青年黄兴黄兴是中国伟大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与孙中山并称“开国二杰”,着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等。

黄兴5岁启蒙便嗜好读书，八九岁时即以文名闻乡里。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1896年再应县试中秀才，1898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0年春，黄兴入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与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湖南同学组织“土曜会”,鼓励大家“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1903年4月29日，因沙俄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军，黄兴组织500多名留学生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声讨沙俄罪行，与蓝天蔚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同年夏回长沙主持明德速成师范班，宣传民族革命。

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三十寿辰为由，邀集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等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宅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1904年2月15日，国内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正式成立，黄兴被公推为会长。该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议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大庆时在长沙起义，后因风声走漏，起义未举，黄兴从长沙转至上海再赴日本。尽管这次长沙起义失败了，但它却震动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从此，革命风潮“弥漫三湘”,黄兴成为反清革命的领袖。

1905年7月下旬，黄兴在日本经革命挚友宫崎寅藏介绍，和孙中山会见，商定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确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之后，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7年。黄兴则主要多次直接领导国内武装起义，虽屡遭挫折，仍愈挫愈勇。

1905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赴广西桂林，深入清军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在策反郭人漳举兵未果之后，黄兴经香港到新加坡，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建立同盟会分会。1906年底，经黄兴力劝，已升任钦州边防督办的郭人漳同意响应起义，但在1907年9月3日黄兴于钦州发动的防城起义中，郭人漳背信弃义，起义很快失败。12月2日，黄兴发动镇南关起义，派黄明堂进攻镇南关，占领三炮台。黄兴亲自参战，因援军未到，激战几昼夜后，率余部退入安南。

1908年3月27日，黄兴等人率200多名华侨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2万清军周旋月余，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1908年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黄兴任云南国民军总司令，亲往河口督师，因指挥失误，起义很快便失败了。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黄兴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于次年春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同盟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由于提前发难，起义又告失败。11月3日，黄兴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行起义。会后，黄兴与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群岛各地华侨中募款。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香港，在跑马地35号成立统筹部，任该部部长。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主持发难会议，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城，黄兴、赵声任革命军正副总指挥。4月23日，黄兴从香港前往广州，设秘密机关部于越华街小东营5号，将原定十路进攻改为四路进攻，合攻两广总督衙门。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亲率敢死队120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焚烧督署。在与清军李准卫队的遭遇战中，黄兴被打断右手两个指头，仍指挥义军分三路突围，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同盟会会员徐宗汉将其救出并护送至香港就医。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殓遗体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赴鄂主持大计。10月28日，黄兴乘轮船由香港经上海抵达武汉。当晚，黄兴渡江，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率部与清军鏖战。之后，黄兴赴汉阳，在伯牙台设总司令部指挥战斗。在极其艰难的形势下，黄兴在汉口、汉阳率部苦战20余日后，退至武昌。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4日，聚集上海的独立各省代表组织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黄兴坚辞不就。17日，各省代表改举黄兴为副元帅，暂行大元帅一职，后因孙中山已在回国途中，黄兴未赴南京就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黄兴任陆军部总长，负责全部军事工作，兼参谋本部总长。4月1日，黄兴改任南京留守，主持南方各军的整编。1912年7月22日，黄兴就任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副会长。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为理事。1912年11月28日，黄兴接受袁世凯委任之川粤汉铁路督办一职，12月16日，自长沙赴汉口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新职。黄兴不辞劳苦，宣传并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曾亲自担任湖南大同矿业公司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考察矿务，投资入股、参与发起创办中华汽船股份公司等10多个经济实体。1912年，他在长沙设立贫儿院（今黄兴小学）。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后，黄兴将惨案通告全国。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即日通电就职。后因徐州失守，黄兴于7月29日乘船流亡日本。1914年2月，黄兴在东京创办浩然庐与政法学校，培养干部。6月23日，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被选为协理。在重新组党问题上，黄兴与孙中山发生重大分歧，应孙中山的要求，黄兴于6月30日由日本搭乘轮船赴美国。此后，黄兴寓居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地亚，积极从事反袁宣传，与蔡锷联系，策动各派力量联合讨袁，并为组织讨袁军出谋划策，筹集军饷。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次日即单独署名发布讣告，并亲自治丧。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撰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1917年4月15日，黄兴被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3、刘少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1898——1969），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宁乡县花明楼一个农民家庭。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刘少奇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了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他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前往华北，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开展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了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受毛泽东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局面。

1931年，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3年3月，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做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新中国建立初期，刘少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导土地改革运动。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问题，大力倡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先后主持召开了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109次常委会会议，主持制定了一大批重要的法律，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刘少奇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府报告，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刘少奇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深入农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他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对面临的困难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提出战胜困难的有力措施，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刘少奇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这些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刘少奇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刘少奇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着作。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错误地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蒙冤致死。生前，他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98年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6000多人出席了大会，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着的功勋，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4、胡耀邦——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1915——1989），1915年11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人民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1927年9月，胡耀邦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求学时，秋收起义爆发。12岁的胡耀邦与他的表兄杨勇趴在学校操场的围墙上，聆听了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的一番讲话，从此他的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1929年，胡耀邦秘密加入共青团，之后被中共湘东特委选拔，担任儿童局局长。1933年他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同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10月，他参加长征。1937年5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5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责。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主动请求到前方工作，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委，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中央军委直属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和军区政委。从1952年起，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63年，他带职下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和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同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遭到严重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组织领导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主持制定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这一重要观点，再次遭到四人帮的错误批判。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思考问题，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作用。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禁锢，推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大刀阔斧地着手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300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恢复组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他主持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着的改革开放先锋。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创造的“大包干”形式。1982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调动了全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城市改革中，胡耀邦也是继邓小平之后，最早主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名的领导人之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迈出了认识上的重大一步。

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特殊的开放政策。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准兴建大连、秦皇岛、宁波、青岛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遏制当时否定特区的声浪，胡耀邦提出“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成为了特区从事改革试验和创造性工作的指导思想。1983年1月，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他坚持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新形势下，胡耀邦为党的建设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也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去世。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永远怀念这位坚持真理、赤诚率真、心系人民的卓越领导人。

5、魅力朱镕基

朱镕基与劳安结婚照朱镕基（1928——），1928年10月1日出生于长沙县安沙镇棠坡。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明末由甘肃岷州、福建漳州、云南、湖南武冈，辗转迁到棠坡定居。

朱镕基天资聪颖，勤奋上进。他先就读于朱氏家族兴办的时中学校，后因母亲病故，遂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朱家花园，就读于崇德小学。1941年2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1944年10月，考入国立八中永绥（现花垣县）高中分校。1946年7月，转学到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47年，以湖南最高分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先后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1948年冬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沙县朱镕基祖屋——恬园1951年，朱镕基和其他几百名清华毕业生一道，奔赴重工业基地东北。他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销，作为100余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之一，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朱镕基奉调新筹组的国家计委，先后任燃动局、综合局组长，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1958年4月，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朱镕基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数理化教员，后调任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1975年再次下放到国家计委在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调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任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同年9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党籍。1979年，朱镕基调国家经委，先后任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朱镕基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年底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1988年4月当选为上海市市长，1989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朱镕基倚重法制加铁腕治吏、重典治乱、高压反贪的执政风格，在上海刮起了“廉政风暴”;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返老还童”;大胆推出财权、事权下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强力推行以“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为标志的“高效廉洁政府”;坚持“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理念，拍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动浦东开放开发。主政上海期间，朱镕基妥善解决了“菜篮子”、交通、住房三大主要民生工程，解决了上海一系列紧迫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开创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先河。

1991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务院经贸办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7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此期间，他强力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过热，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引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1997年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3月17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主抓全国工业交通期间，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使纠缠企业、困扰经济、积重难返的“三角债”得以迅速缓解。从1992年开始，全国出现新一轮经济过热情况。他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宏观调控措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美国《全球财经》曾评选出全球12位对金融业最具影响力的人士，朱镕基名列第二。

他任总理伊始，便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严重挑战，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遭遇到少见的困扰和威胁。但他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了金融风波对中国财政经济的破坏，兑现了中国政府“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后一轮中美谈判中，朱镕基亲临现场，坐镇指挥。他坚持原则，带领中国代表团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使这场最关键的战役取得双赢的结果，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从而使入世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谈判的最终成功铺平了道路。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朱镕基推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全国粮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严厉打击走私犯罪等顽症的攻坚，均取得显着效果。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全国先后严肃查处了厦门远华、湛江等震动全国的走私大案。他还严肃查处各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数字腐败”.特别是朱镕基怒斥被洪水冲垮的九江长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称为经典国骂。

1999年4月，朱镕基作为中国总理出访美国、加拿大，获得圆满成功，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总理的政治风度和卓越才华。2004年12月7日，他被授予“欧洲中小企业奖”.

从2009年开始，他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多角度记录了其在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任上领导改革发展实行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6、大爱雷锋

雷锋（1940——1962），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长沙县望岳乡（今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雷锋一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1943——1947年，雷锋的祖父、父亲、哥哥、弟弟、母亲等5位亲人相继离开人世，雷锋不满7岁就成为一名可怜的孤儿。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雷锋在苦难的童年积聚在内心的强烈改变命运的愿望爆发了出来。孤儿的命运，使得他没有机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孝敬”这种人类最起码的道德感情转移到了周围所有人的身上。他感恩新社会让他拥有了快乐、自由以及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从此走上了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1950年，在乡政府的关怀下，10岁的雷锋开始上学。1956年夏天，雷锋小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雷锋表达了自己人生的三个理想，那就是做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

8月，雷锋留在乡政府当通讯员，三个月之后被推荐到中共望城县委担任县委书记的通讯员。县委书记特别喜欢这个积极向上的年轻人，经常给雷锋讲革命故事、英雄人物事迹，启迪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由于工作积极肯干，表现突出，雷锋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

1958年，鞍山钢铁公司来湖南望城招收青年工人，雷锋报名到鞍钢当一名炼钢工人。在填写招工登记表的时候，雷锋第一次将雷正兴的名字改为雷锋。就这样雷锋第一次远离故乡，来到了辽宁鞍山。

雷锋在团山湖的时候学会了开拖拉机，他到鞍钢后被分配到了鞍钢化工总厂当推土机手，可是驾驶的C-80号推土机是苏式重型机械，驾驶座前长短不一的操作杆有七八个，驾驶起来震动力大，劳动强度也大。由于雷锋个子比较矮小，坐着开车看不见前面推土机的铲子，他就站着开，但场地不平，脑袋随着颠簸的车子在车棚盖上撞得发晕，他就猫着腰干，这种姿势累得人腰酸背痛，但他拒绝了车间主任给他换小车子的建议，顺利通过了推土机手的考核。C-80号推土机如今已被命名为“雷锋号”,并永久保存在了鞍钢。

弓长岭50年前是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地方，那里最冷时气温达到零下30℃。当时焦化厂需要一批技术骨干和青年工人前往弓长岭支援建设，雷锋主动请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加入到了弓长岭的建设队伍。他曾带领同志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雷锋在鞍钢工作一年零两个月时间，18次被评为节约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3次荣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1960年1月8日，雷锋入伍参军，开始了军营生活。入伍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好几年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我真感到万分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在超强的新兵集训中，雷锋从不落后。他起早贪黑，苦练投弹技术，坚持锻炼身体，集训结束，雷锋到运输连当上了一名汽车兵。在部队，雷锋进步十分迅速。1960年11月，他被批准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说：“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要在一切实际行动中贯彻。”

他帮助战友洗衣服，到建筑工地义务劳动，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200元钱全部拿出来捐给需要帮助的人……从1960年底开始，雷锋就走出军营，走出抚顺，应邀到各个部队和学校做典型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了，做好事的机会也就多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一天，他冒雨去沈阳。为了赶早车，他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干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他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他想都没想，脱下身上的雨衣就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她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他见小女孩冷得直发抖，就把自己的贴身衬衣脱下来给她穿上。他估计她们没吃早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他便把她们送到家里。

1961年5月，雷锋当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大代表。8月初，雷锋参加完人代会回到连里就担任了二排四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四班成了“四好班”,雷锋也成了全连的四好班长。雷锋入伍两年零八个月，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受团、营嘉奖多次。

1962年8月15日，天色阴霾，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驶着汽车，从山区工地赶回部队驻地。雷锋见汽车上沾满了泥水，准备把汽车开到营房后去洗干净，他看到路不好走，为安全起见，就站在过道边指挥乔安山倒车。不料在拐弯处，汽车的左后轮突然滑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车身一歪，碰倒了一根战士们平时用来晒衣服的方木柱子。正在全神贯注指挥倒车的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柱子砸中太阳穴，倒在地上……部队团党委以最快的速度实施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大脑溢血，雷锋于当日12点多停止了呼吸，年仅22岁。

雷锋殉职后，几万人涌到部队，想最后看一眼雷锋。当时的抚顺市委书记毅然捐出了为母亲备办的寿材。原本准备在部队举行的追悼会，因要求参加的群众太多，不得不改成全市公祭，十万人为一个22岁的普通士兵洒泪送行，并护送灵柩到烈士陵园。

1963年3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为雷锋同志题词。半个多世纪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蓬勃兴起、长盛不衰。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以及他用生命铸就的价值坐标和道德情怀，闪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恒久地照耀着全世界每一个心灵。

《长沙史话》是由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一本地方普及性通俗史志读物，旨在让世人对长沙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上的“长沙”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远古时期，三苗族就在长沙建国。殷商之世，长沙属扬越之地。战国时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秦置长沙郡，郡界约为今湘、资两水流域及相邻的湖北、江西、两广部分地域。汉设长沙国，辖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五郡。唐代，长沙为湖南道治所。清代以后，长沙为湖南省省会。

虽然长沙地域随时代变迁不断变化，但长沙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始终未变。因此，我们在编纂中不是简单地叙说长沙的历史故事，而是着力于反映长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而在对各个历史时期取材时作了必要的取舍。同时，考虑到《长沙史话》是一本当代城市史话，本书所列历史事件和人物仅限于今天的长沙区域范围。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乡，知史爱民。为了让长沙人民更好地了解长沙历史，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在全市开展《长沙史话》“六进”活动，即“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进军营”,这是对本书编纂人员的极大支持和鼓舞，也使我们更感责任重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必定有许多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习加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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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习加 / 主编

来源：2014年12月《长沙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