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双髻合掌金立俑

晋代合掌金俑

名称：双髻合掌金立俑

时代：晋代               

规格：高1.7厘米，重约9克

级别：二级

来源：长沙仰天湖晋墓出土

今藏：长沙市博物馆       

金玉赐吉祥

——晋代合掌金俑赏析

    中国人历来重视身后之事，“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经久不衰，由此而衍生的各种礼仪和专用之物，也是竭尽所能，不避其奢，同样，这些遗物也为我们探索古代人们的生存和信仰状态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证据，下面，就让我们从一件小小的陪葬品来谈谈魏晋的丧葬吧。

黄金，以它的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使古今中外的人们趋之若鹜，富丽堂皇的黄金制品也为历代所珍爱。中国人认识和使用黄金由来已久，金器对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渗透也涵盖了各个方面，尤其是经过各代能工巧匠的天才创意，美丽的金器被赋予了更多时代文明的印记，千百年的沉淀使它们具有太多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揣摩，这件晋代合掌金立佣，便是如此。

这件金俑出土于长沙市仰天湖一带的晋代墓葬中，高1.7厘米，重约9克，人物身穿宽大长袍，面部轮廓明显，头上有两个对称的发髻，双手作合十状，脚蹬当时流行的高头靴。金人侧面可以看到一个横向贯通的穿孔，应为墓主人佩戴之物。金俑虽然体量微小，却构图完整，生动有趣，是晋代金器中比较典型的作品。

面对这样一个憨态可掬的小金俑，我们不禁好奇：墓主人为何要佩戴它？它为何要做双手合十的动作？在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为何要以名贵的金器来陪葬？下面就让我们来试着解开其中的秘密。

从现有的考古研究来看，魏晋时期的金银器发展处于一个较为低潮的时期，这时期，历史文献记述中的黄金、白银数量锐减，考古出土的金银器物的数量也不多，已知的器物种类与战国、汉代相比发生了重大改变。整体看来，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金器生产的衰落时期,一方面，黄金产量减少,这源于战乱频繁而导致开采冶炼规模萎缩，进而使器物制作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佛教兴盛耗费了大量金银，因此，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一时期金器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较秦汉时期有明显的差距。

从文献来看，即便是当时的宫廷金银贮藏也较少，皇帝封赏金器的记载明显减少，《南齐书》曾记载了萧宝卷的宠妃“潘氏服舆，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双,直百七十万。”连皇室所需金银都要在民间收购，说明在当时金子比较稀少。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更加疑惑：在金器这么珍稀的时代，墓主人为何使用这样的贵重之物呢？解答这个问题，要从古人对于金器“吉祥”寓意的追求谈起。

“金玉赐吉祥”是一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反映出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黄金美玉的美好寄托。从汉代精美奢华的“金缕玉衣”到唐代金器发展的高峰，人们对金玉近乎狂热的追求，并非仅仅因为昂贵的价值和华美的外观，更在意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神秘，认为金玉之物有助于延年益寿和死后升仙，这种观念在上层社会长期流行，即使对于使用金银的社会地位有所要求，人们仍然对“金玉”的使用非常热衷，那么处于汉唐之间的魏晋时期，在思想百花齐放的社会大背景中，在经济实力的支持下，有人以金器作为陪葬之物以期在阴间升仙便不足为奇。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魏晋时期丧葬习俗的变化。一个时代主流的丧葬习俗,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的具体体现。魏晋时期是中国丧葬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传统的厚葬思想在这时受到全面的挑战,薄葬在一定地区和时期内，颇为流行。

要知道，中国人的厚葬之风由来已久，从商周乃至秦汉帝王墓葬的奢华无比就可见一斑，尤其是当儒家礼法思想占据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后,厚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浓重的厚葬文化，秦汉时期到达高峰。当历史来到魏晋，却进入一个特殊时期，薄葬在局部和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主流。这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是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社会的动荡,生活的困窘,物质的缺乏,加之大小贵族之墓伐盗猖獗,无疑给厚葬带来沉重的打击。而且，很多大族和士人都以反传统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标新立异以显示人格魅力，反对厚葬、以薄葬来展示自己的反传统观念,成为一种时尚。因此，魏晋时期，薄葬在不少社会阶层中得以推广,逐步形成一种社会风习。

那么，东晋以降，薄葬虽蔚然成风，士族高门倡导薄葬，金、银器物等奢侈品自然在被禁入圹之列，但为何在这个墓葬中要随葬这么珍贵的“金人”呢？这可能得益于当时南方地区经济的恢复。

与战乱频仍的北方相比，南朝偏隅一方，随着战事的减少，南方地区社会经济渐渐恢复，随之而起的，便是奢靡之风又逐渐兴起，富庶的经济给上层贵族的享乐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风气由俭入奢，金银器皿的使用在南朝日渐广泛，这应该是这件小金俑所能出现的时代背景。

又该如何理解金俑的合掌动作呢？这可能与当时佛教盛行有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大肆兴建佛寺,以金银为华丽的装饰,不惜工本用金铸佛造像加以摩拜。在这种信仰影响下，人们对墓葬中寄托美好愿望的金器加以雕饰，使其呈现一定的佛教仪式，达到将两种信仰综合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前面提到，魏晋是金器发展的薄弱时期，但与更早的秦汉时期相比，此时的金银器开始注重精细物品的制作,工艺也更为讲究。长沙南郊魏晋墓葬中的金器，无论是头饰还是首饰，在体量和重量方面，都显示出金器微小化的趋势，这样的转变可能与战乱时期为方便携带金银迁徙有关。战乱导致的流民迁徙，极大地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金银这样贵金属的制作业，这时期的金银器普遍较小，文中这件金俑正是符合这样的特征。

民间金银手工业的兴起和异域文化的影响也是魏晋时期金银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对于后来唐代金器发展的高峰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魏晋时期多年的战乱导致官府控制的手工业部门衰落，很多工匠流落民间，给官方金银制作带了很大影响，却又自然地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给金银工艺在民间的普及创造了契机。这样在民间的普及是前代不具备的，而这也带来了深深的影响，中国金银器制造正孕育着新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高超阶段，无论是“五胡乱华”还是继起的“人口大迁徙”，战乱中各民族物质文化的交融也成为了这个战乱年代的“副产品”，虽然这件金俑未能完全体现这个历史印记，却是研究那个时代无法忽视的背景。

之后的事情想必大家已然知晓，经历了魏晋时期金器工艺的发展与在民间的普及，中国古代金器在唐代迎来了第一次高峰，无论是矿石的开采、冶炼还是器皿的制作，都大大超越前期，国泰民安、财富聚集和相对自由的大唐帝国，奢靡之风日盛，人们对于金银器的追求也更甚以往，加之“丝绸之路”的通畅和“万国来朝”所带来的中亚、西亚金银器大量涌入，种种因素的推动使得唐代金器以前所未有的辉煌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而这一切，都与魏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以及金器制作工艺的转型和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代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顶峰，精美的陕西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和海中沉睡千年的“黑石号”沉船金银器，都是唐代金银器的代表之作，而这正是在魏晋金银工艺的普及、进步下传承而来。 

参考文献：

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220。

2.《南齐书·东昏侯本纪》

3.黄云鹤：《魏晋时期薄葬思想探析》，《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 年6 月。

撰文：王文彬

供稿：长沙市博物馆 李历松

来源：2015年《悠远的印记：长沙文物精品漫谈》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