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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文夕大火” 3000多人丧生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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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4 09:3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人民网综合华声在线等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背景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长沙能否守住十分缺乏信心。蒋中正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在11月10日(一说12日)的会议中传达了蒋中正的思想,并组织纵火队伍。当城东南的天心阁放火时,即开始全城放火。

  过程

  1938年11月12日深夜(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或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是谜)。纵火队员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事故。

  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大火造成经济损失10多亿元,约占长沙总值的43%。政府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被大火焚毁的长沙

  事后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中正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去职。他们成为了事件的代罪羔羊。

  1938年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日军在当时并未进攻长沙。

  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有幸保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还有湘雅医院。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以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影响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少数几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成为了一片废墟。

  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史家陈寅恪亦有大量的书籍也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

  长沙人对张治中之评语: 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张治中!

  历史点评: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就这样在一场人为制造的大火中遭到了空前浩劫,地面建筑毁坏到几近于无。战后的官方统计表明,直接死于大火的市民有3000余人,全城街道、建筑90%以上被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受害最严重的当属广大百姓,他们即使逃出火海,劫后余生,但从此失去家园,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再也难觅栖身之地……

  叶剑英返回武汉,面临着日军全面进攻武汉。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军民紧急疏散。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11月5日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送走了最后一批撤离同志,然后从容离去,27日,辗转到湖南长沙。

  历史古城长沙,湖南首府,这时已取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由于日寇进逼,一片混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无心抗战,在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点官样文章,几天之后就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市民得知这一消息,更加人心惶惶。

  在长沙危急的日子里,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叶剑英还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动员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和广大军民一起坚持抗战。同时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谈协助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叶剑英受张的邀请,同意担任省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

  叶剑英在长沙期间,继续协助周恩来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加强与新四军的工作联系。

  但是,出乎意料,一场大火从天而降。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密谋“焦土抗战”、“火烧长沙”。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密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12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汩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在危难中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的安全,急忙带着办事处人员从火海中脱险。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

  这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5万多栋,居民死伤2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

  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大火中跑向城外,撤离到湘潭。对于当时的情形,邱南章回忆说:“我起来一看是满城大火,我就赶快叫周、叶起来,然后到楼下去叫司机,这时司机已经起来了,他顾不上叫我们,我说我上去叫他们两个,等我们下来一块走。我们还没下来,司机已经把车开跑了。不过那时不跑也出不来。后来我们三个人是手拉着手出来的。我们一出来就往江边上走,从江边走到马路边,这时天已经亮了。在马路边上有国民党的辎重团(现在的汽车团)的汽车,他们跑长途到长沙拉东西,停在马路边上。我们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拉东西,我说现在城里已经都烧光了,还拉什么东西呀,我们就叫他们和我们一块走,到湘潭去。他们看我们都是军官,也想走,又不想走,后来又给他们说了说,就叫他们一辆车跟我们一块走。这样我们就坐着国民党辎重团的一辆汽车走了。

  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使好端端的长沙古城横遭浩劫,城毁人伤,惨不忍睹,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作解释工作,使张治中甚为感动。

  对于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点起的这场“长沙大火”,国民党当局尽力隐瞒真相。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长沙大火一日记》中予以揭穿。

  迫于当时的压力,国民党当局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人判处死刑,给了张治中革职留任的处分。

  尽管如此,周恩来、叶剑英还是为张治中开脱罪责,对此张甚为感激,张治中在另一本书《我与共产党》中谈及此事,他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慰藉……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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