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大组成部分，在其自身发展历史上，特别是清代以来对中国乃至世界，自然包括西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奋发有为的湖湘子弟屡出阳关，前赴后继经略西域，文化戍边逐步深入，使西域这个多元文化的特殊地域融合丰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千百年来，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融合发展的主旋律愈唱愈高，领袖群伦，本文则着重阐述晚近历史上中原文化重大组成部分之湖湘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发展情况。

 

　　一、一寸河山一寸血

　　依据目前资料，湖湘文化西域行最早可追溯到清代中叶的“方神祭祀”，它源于为保卫喀什徕宁城而壮烈殉国的湖湘勇士黄定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亚浩罕国支持波罗尼都孙子张格尔入侵南疆，结果两次入侵两次败逃。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在浩罕国与英国唆使下再次率数千浩罕军人进犯喀什，伊犁将军兼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坚守徕宁城：“杀死八百余人，带伤者不计其数”。张格尔凶焰受挫，便水淹徕宁，他驱兵在克孜勒河高岸处筑拦河坝，水势猛烈，迫近城垛，一旦城墙垮口，万余生灵将成鱼鳖。危急关头，黄定湘跃入水中，随后潜入深水凿开坝土，洪水溃堤而落，但他却杳无踪迹。

　　黄桂芳（1801－1826），字定湘，出生长沙，21岁那年，兄定沅与屈姓人家争水伤人性命，定湘为兄顶罪自首，官府念其孝悌，降等减刑，“流放安置远方，终身不返”。他被发配甘肃凉州（今武威）充军，五年后换防到喀什，不久以身殉国，年仅26岁。次年春，清军收复喀什。道光八年(1828年)初生擒张格尔，6月在北京午门问斩，黄定湘义无反顾勇退恶水事迹传遍天山南北。官员嘉其忠义果敢，百姓感其解厄祛难，于是各县纷纷建立“方神庙”（护佑四方之神），祈求一方平安，南至和田、喀什，北到伊犁、哈密一带都可以找到。

　　传说其名声之响亮、求拜之灵验可以与内地关帝庙、岳王庙相媲美，后人甚至赋予他某种超自然力量：“慷慨赴义者有如是者乎？生而正直，殁乃神明。凡民间疾病、急难、水火、虫荒，祷之者辄奇应。庙祀遍新疆，名曰‘方神’，盖本《诗》之‘来方礼祀’也”。地方官吏与百姓每逢月初一和节日都进庙上香，不仅汉族人民对之供奉不绝，就连穆斯林群众也对此神供奉不已，突破了民族和宗教信仰界限，据《拜城县志》记载：“南路（天山以南)各城汉、回(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争奉香火。”

　　黄定湘成为新疆独有的各族人民共同崇拜的神灵，在该地宗教史上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南疆民众崇敬方神的习俗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当时喀什方神庙，堂宇阔大，前廊迂折，立柱高耸，所供神像身披战袍，英武有余。今疏勒县城内第二小学所在街道，当年就被称作“方神庙巷子”，直到新中国建立初，那里还耸立着一座巨大的“方神庙”。今伊宁市第三中学初中部左面临街处的方神庙坐西面东，正方形砖木结构，规模不大。庙宇简朴坚固，除正殿外有南北厢房供一方之神。“方神”原本并不是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从人化为神，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极其悲壮而动人的传奇故事。

　　同治四年（1865年），浩罕匪首阿古柏随张格尔之子入侵喀什噶尔，随后天山南北四处告急，有识之士不得不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完整而战，最后出现了左宗棠、刘锦棠、曾纪泽铁腕收复塞外大片国土的壮举。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二十三岁结婚时就在新房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楹联以铭心志。林则徐与贺长龄曾是陶澍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故早知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当时林则徐请左宗棠前往云贵总督幕府，但左宗棠因故回信婉辞。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回福建，途经贵州、湖南，在湖南派人去湘阴邀请左宗棠。两人一见如故，畅谈天下大事，从西北塞防到与东南海防，从舆地兵法到办理洋务，从新疆屯田到滇中战乱，故结为忘年之交。林则徐将发配新疆期间整理出来的资料和所绘地图赠给他，并以新疆防务相托：“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临行前，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怀着杜鹃滴血心境抛下一番话：“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并以一联相赠，表达一种旷达心境和对左宗棠的殷切期望：“苟利家国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

　　左宗棠当然知道这两句话的分量，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志，实在愧对林公，愧对知己！”他毕生将此作为座右铭，不忘林公嘱咐和期待，而以陶澍、林则徐衣钵者自居。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七城汗国），宣布脱离清廷，大英帝国与之狼狈为奸，妄图侵吞新疆。1871年，沙俄又强占伊犁。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此时三朝重臣李鸿章因海防欲弃塞防，慈禧等犹豫不决，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左宗棠上《统筹新疆全局疏》据理力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在他看来，“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甚虞，且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最后他被委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光绪二年 (1876年)三月，左宗棠自兰州移师肃州(酒泉)，坐镇河西运筹帷幄。西征军主要由湘军刘锦棠、金顺和张曜部组成，总兵力六七万人，由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次年左宗棠以六十七岁高龄，抬榇出师，亲自部署粮饷的筹集、采办和转运，以确保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刘锦棠、金顺兵分两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主力军占据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兵锋直指乌鲁木齐；张曜部由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由巴里坤进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师后合攻辟展（今鄯善）和吐鲁番。至月底，清军先后攻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等地，拿下玛纳斯城，荡平北路，扼住南疆门户。十月，西征军刘锦棠部征战一千余公里，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十二月中旬至次年一月初，又相继收复南疆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和喀什噶尔，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回归祖国怀抱。至此，借助英、俄支持分裂国家的叛乱活动乃告平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十四个部落争相内附，左宗棠则出屯哈密，以武力为外交后盾，助曾纪泽收回伊犁。

　　左宗棠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他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放弃了还乡念头。在乌鲁木齐昭忠祠有一副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可透视他纵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的悲壮心态：“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一个人一旦将自己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弃地，撑起民族脊梁的人格自然耸立。

　　假如没有左宗棠的极力争取和后来的丰功伟业，新疆就会一去不复返，西北战略缓冲地带消失，列强虎视眈眈的黄河、长江流域就唾手可得。史学界有人认为，收复中华六分之一大好河山的左宗棠是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也推崇备至：“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林则徐于茫茫人海中找到左宗棠，视作日后平定新疆的唯一人选，可谓慧眼识英雄，这一点曾国藩也不否认：“有君国有屏障，无君断无新疆，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左宗棠力收复新疆，光绪帝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族人民为感念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恩德，乃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焚香礼拜。

　　左文襄祠（左公祠）修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为的是纪念左宗棠率军出关收复新疆故土业绩。它位于今东风路天山百货大楼后身一带，祠堂分前后两院，由戏院、厢院组成，坐东向西；祠前两侧各陈设石鼓一座，有停车场。祠堂大门上方写着“左文襄祠”牌匾，前院是南北两排厢房，正中祠堂门楣上悬挂着一块横匾，是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亲笔题词：“功宗久祀”，门侧有多幅楹联，陈迪南所题为：

　　提挈自西东，帕首靴刀，十年戎马书生老；

　　指挥定中外，塞云边月，万里寒鸦相国祠。

　　概述新疆平叛事迹，颂扬驱敌历史功勋，爱国忠魂呵护中夹杂功业难再的慨叹。左宗棠祠堂内正中悬挂着左宗棠画像。官府要员在每年春节和清明节前后，要到左公祠祭祀。老百姓尤其是天津杨柳青人，也要到左公祠祭祀。因为当年是左宗棠把天津人首次从家乡随军带到新疆安家落户，杨柳青版画从此在塞外代代相传。三十年代后改为左公祠小学，四十年代改为市立十二小学，如今遗址荡然无存，英雄的漠视也算中国为最。

　　刘锦棠协助左宗棠担当起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他的历史存在也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刘锦棠（1844－1894年），字毅斋，湖南湘乡人。1876年6月，左宗棠的先头部队刘锦棠率领百营湘军浩荡入疆，湘军登上六道湾山梁，在山梁的制高点架起大炮，结果只轰了一炮侵略者即抱头逃窜，收复了乌鲁木齐，所以谓之“一炮成功”。第二年又攻克达坂、托克逊、库车、拜城等城，歼灭阿古柏叛军。刘锦棠指挥的这次战争，被历史学家列为“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之一，后因功升兵部右侍郎。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建立新疆省，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兼钦差大臣，同时被封为男爵，加太子太保头衔。后又为新疆治理创下了赫赫业绩，去世于任所。

　　铁门关屹立在天山支脉霍拉山与库鲁克塔格山夹峙的孔雀河南口处，控扼西域咽喉千余年，历史上是沟通南北疆的门户，也是兵家凭险踞守之要地。清军攻下铁门关后，阿古柏自知大势已去，在库尔勒自杀身亡，刘锦棠为纪念此役顺利欣然题词：“襟山带河”。第二年五月喀喇沙尔直隶厅同知杨廷珍派石匠将这四个大字刻在霍拉山3米高绝壁上，清政府则在此建栅栏予以保护，民国又有人予以维护，故至今历历在目。 “铁门关”三字由共和国王震将军题写，与关旁绝壁上镌刻的“襟山带河”四个隶书大字相互辉映，透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印证了几代湖湘子弟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概。

　　1982年，人们在喀什疏附县木什乡的明姚洛古城战场遗址上，发现了一块年代久远而字迹可辨的石碑。碑文大意是：清光绪三年（1887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军将领刘锦棠部在此歼灭阿古柏与白彦虎残部，使南疆重新置于清朝的管辖之下，特立碑志功。此碑已由文物部门转送到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此后，为了纪念清军大败阿古柏光复喀什的战绩，喀什回、汉两城都修建了刘公祠，供各族人民拜谒一代名将刘锦棠。

　　光绪二年，湘军激战达坂城，攻克阿克苏，12月猎猎战旗在喀什高高飘扬，而此时徕宁城尚未修复，因此广大湘军就开辟了东高营房作为屯兵之所。

　　在左宗棠、刘锦棠等所率清军军事胜利保障之下，湘人曾纪泽才能在外交上游刃有余，为中国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曾纪泽 (1839-1890) ，字颉刚，清末外交家，湖南湘乡荷叶塘（今属双峰）人，曾国藩之长子，有《曾惠敏公全集》行世。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华夏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侵占了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昏庸无能的崇厚慑于沙俄帝国淫威，竟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儿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清政府委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改订条约。在谈判过程中，面对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官员热梅尼等外交老手，曾纪泽据理力争。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割地与否的问题上，沙俄软硬兼施，百般刁难，拒绝改订原约，曾纪泽尽力推翻《里瓦儿亚条约》。布策提出，如果中国索还特克斯川，则必须割让沿海地方补偿俄国的损失，曾纪泽回击俄方代表掷地有声：“我想从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热梅尼企图以战争威吓，公然要曾纪泽永远不索伊犁，曾纪泽针锋相对地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说得热梅尼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由于曾纪泽的据理力争，加以左宗棠等的鼎力相助，沙俄只得放弃《里瓦儿亚条约》，同意改订原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该条约仍不平等，但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并在设立领事馆和通商方面争回了不少权益。

　　近代史上，湖湘文化不仅对西域历史演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改变了近现代西北边陲的历史格局和命运。方神祠、徕宁城、左公祠、东高营房等幻化成凝固无声的历史，将纷纭变幻的史实定格为瞬间，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历史、认知命运，触摸文化的心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湖湘雄杰经历了众多风风雨雨，发生了无数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故事。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他们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治理天山南北，谱下了辉煌的一页，名垂汗青、历经久远，但这仅是湘省与西域密切关系的一个侧面。

　　二、千古奇策谱新篇

　　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组织屯垦，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屯垦戍边确保了源远流长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也积累了边疆多民族地区巩固统一的许多成功经验。湘人进疆适应捍卫固有领土，开发边疆的迫切需要，再将屯垦事业推向了高峰。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徕宁城南门外，又招来近千名内地汉族商人定居经商。他们来自内地各省，其中尤以湘、川、陕、甘人为多。1832年，官府又招募随平叛清军进疆的内地商民、工匠各色人等兴办民屯，分配在恢武城四周。屯民多为湖南籍，故又称作“湘人”。

　　光绪三年（1877年），刘锦棠率军光复喀什噶尔等南疆八城，很多官兵因年老体弱，不愿再回故土，另外一批湘人也随之来到喀什等地，落脚经商，于是刘锦棠就将今疏勒县境内的大批良田分配给他们垦殖。随着他踏勘旧址，招新抚旧，开垦荒地，大兴水利，声名远播的疏勒八屯终于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初时仅有屯民320户，700余口，仍多为湘籍。

　　左宗棠二十二岁赴京赶考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屯垦：“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为解决用兵新疆的军粮供应问题，他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哈密是中原进人西域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这里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因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左宗棠大力支持，张曜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延续至今，哈密绿洲已是一片五谷丰登、安定祥和的田园风光。

　　左宗棠也借鉴史上经验，组织军队在作战间隙开荒生产。新疆远在西陲，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军队换防十分困难，必须在当地兴办屯田，培养兵源，以减少由内地去新疆换防的兵额，节省开支。他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民众，收留军中老弱士卒，并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新疆省由此正式建立。

　　左宗棠为了增加甘肃农民的收入，曾大力倡导种桑养蚕。光绪初年他就派人从浙江采购了将近百万株桑苗，分发给全省农民，从此之后兰州有了大叶桑树。

　　左宗棠还主张修筑道路，路旁种树。既是进军的需要，更是改善西北交通、改造大西北的惠民举措。左宗棠曾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修建道路是以保障运输畅通是克敌致胜的关键。

　　到了西安，他又亲对陕西巡抚马誉骥说起种树之事，誉骥欣然从命。当然，尽管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大地区普遍种树，因时间短暂，精力却集中在潼关到嘉峪关3700里长的干线上。隆无誉《西笑日觚》说：“左恪靖（左宗棠被封恪靖侯）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六百多里间，就有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戈壁沙漠上绿荫朵朵。

　　光绪四年，肃州大营主帅左宗棠要进军新疆，把罢官在家的杨昌浚调来甘肃，帮办军务，杨后任陕甘总督。次年，杨越陇西行，在河西走廊和新疆沿途看到大道两旁浓荫蔽日，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写下了题为《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前人植树，后人乘凉，为纪念左宗棠为民造福的不朽功绩，后来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植柳树称为“左公柳”。

　　此后和田、喀什等地的道台又多为湖湘子弟，他们通力合作，不懈努力，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成为清政府治理新疆的最后一排柱梁。芬兰马达汉西域考察，在叶尔羌（今莎车）碰到彭抚台就大发感慨：“他跟喀什噶尔的几乎所有官员一样，都是湖南人。”杨度《湖南少年歌》中便说：“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进入民国，湖湘子弟对西域的影响仍然巨大，现当代先后有毛泽民、邓力群、陶歭岳、王震等一大批的重要人士及八千湘女，还有一大批自愿援疆的热血青年。湖湘子弟的荣耀和骄傲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陶峙岳，湖南宁乡人，戎马先后领衔甘肃酒泉和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彭德怀提出了西北建设方案，中央随后采取了屯垦戍边政策。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首任司令员陶峙岳和政委王震，新疆军区驻疆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王震偕同陶峙岳等亲自到驻疆各部队驻地勘察土地，调查水源，制定规划，随后屯垦队伍进军塔里木，屯垦准噶尔，挺进伊犁河，遍布天山南北的荒滩秃岭，“南有阿拉尔，北有石河子”这两个军垦新城就由他们亲手创建。

　　王震将军最后连自己的骨灰也撒向了天山群峰，让英灵永驻天山南北，被誉为“当代左公”。王震曾回忆他进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道路，在那条路上他还看到“左公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