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启勋其人及其著述大略
叶启勋是湖南现代著名藏书家，关于其生平大略，《长沙市志》已有记载云，其生于1900年，卒于1972年，“系叶德辉侄。毕生从事版本目录之学，以藏书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建工部情报研究所搞文物考古工作。著有《〈说文解字〉引经系传》、《拾经楼紬书录》、《书林余话》等。……经30余年之努力，得善本300种、10余万卷。1951年，其子叶运闿代表父亲将拾经楼珍善小书100余种、3000多册、2.3万余卷，悉数捐赠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现绝大部分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善本书库。”
这个记载颇有些简略，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知悉叶启勋生于湖南长沙苏家巷，字定侯，谱名永勋，号更生居士、定父居士等等。他有许多印章，如“叶定侯”、“定侯流览所及”、“玉磵后人”、“拾经楼主人”、“拾经楼”等等。他少时即跟随伯父叶德辉学习版本目录知识，15岁时即开始拥有自己的藏书，他的藏书楼名“拾经楼”，与其叔弟叶启发“华鄂堂”在一处，二人与兄弟叶启藩共用藏书，有“中吴叶启藩叶启勋叶启藩兄弟珍藏图书”一方藏书印为证。1921年，叶启勋因事奔赴上海，在叶德辉的引荐下，结识张元济，获观涵芬楼藏书，此举令其眼界大开，大大提高了其鉴赏宋元珍本古籍的水平。1927年，叶德辉蒙难之后，叶启勋举家避难上海，名其居所曰“寄庐”。归家之后，叶启勋发现伯父观古堂藏书大量散佚，自己的藏书也遭遇了不小的损失，由此感慨“书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命也。”以为藏书无法世世保有，因而开始将从前所撰的题跋统名“拾经楼藏书题识”，从1928年开始，陆续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等刊物上。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叶启勋再次避难上海，乱后返回长沙，湖南中山图书馆馆舍和藏书大部焚毁，在叶启勋友人黄骏德和朱稚莼等人的努力下逐步恢复，叶启勋因而写下《中山图书馆观书记》一文，并捐赠《说文籀文》给中山图书馆。此后，叶启勋大力收购观古堂、东洲草堂等书籍，经过几年努力，其藏书数量和质量都更上一层楼。1934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携徐森玉等南游衡山，返程时道经长沙，特地到拾经楼访书。考《藏园游记》中1934年4月《衡庐日录》中记载有云：“（初十日）夜叶定侯来，奂彬同年之侄，富藏书，精鉴别，于目录版本考订颇勤，约游南岳回时观所藏善本。”又云：“（十六日）同森玉诣苏家巷访叶定侯，兼晤其弟东明，皆奂彬同年之侄。定侯昆仲出藏书见示，琳琅溢目，美不胜收。元本有《韵补》、《古史》、《宣和书谱》，影宋本有《重续千字文》，校本有叶石君《旧唐书》，毛斧季之《春渚纪闻》，钞本有小草斋之《猗觉寮杂记》、雁里草堂之《广川书跋》、旧钞《自堂存稿》，稿本有王鸣韶之《鹤溪文稿》。其他旧椠名钞，盈箱溢笥。余自入室，略话寒暄，即抽笔展卷，撮其大要，记于册中，凡兀坐三小时，卷不辍览，笔不停挥，仅阅五六十帙，然已烛屡见跋，目眵腕脱，疲不可支矣。其中最铭心绝品如《宣和书谱》、《重续千文》、《自堂存稿》当推为海内孤本，雁里草堂秦氏钞书尤生平所未见。惜为时苦短，不及从容校录，尽抉其佳胜以归，良用惘然。……今睹定侯插架，则精本秘籍犹能世守勿失，若芙川之于月霄然。余以诸书题识不及遍录，定侯允于异时汇写相寄，兹择其罕秘者胪于后幅，亦此行之眼福也。”在这则日记中，傅增湘盛赞叶启勋的藏书，以为他能继承叶德辉（字奂彬）的学术。1935年，傅增湘欣然为叶启勋《拾经楼群经题识》（即后来的《拾经楼紬书录》）作序，云：“长沙叶君定侯余同年生奂彬，吏部之犹子也。吏部君硕学通才……与余契合无间。尝数数为余称道定侯之贤，谓其劬学嗜古，克绍家风，余固已心识之……方惧学术之衰微，怅知交之寥落。今定侯乃能衍其世父之绪业，且骎骎光显昌大之，窃幸清芬之世守，更私喜吾道之不孤矣。”
《拾经楼紬书录》为叶启勋记载其所藏110余种古籍的题跋录，自1937年由长沙叶氏拾经楼刊行以来，广为流传，台湾有书局在20世纪60年代曾加以重印。2008年此书收入《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中，由岳麓书社出版。2014年，此书列入“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四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流传，外加湖南图书馆近年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图书多有叶启勋旧藏，因而不少人仅仅将叶启勋目为湖南现代著名藏书家，而往往忽视了叶启勋的学术贡献。
事实上，早在刊刻《拾经楼紬书录》之前，叶启勋已经在《图书馆学季刊》《金陵学报》等刊物上连载《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在这部书中，叶启勋绍承叶德辉的版本之学，对《四库全书》中所收的“经部”、“史部”书籍进行版本考释，详定优劣，给古籍研究者和整理者带来极大方便。遗憾的是，是书虽在1937年前已经完稿，但由于叶启勋生活逐渐困窘，无力进行刊刻。嗣后抗战爆发，叶启勋曾将手稿交给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但李小缘也四处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此稿也无下文，或已全佚。此外，据《长沙市志》记载，可知叶启勋还有《〈说文解字〉引经系传》，而早年他曾补遗叶德辉《说文籀文考证》一卷，这些足以证明叶启勋在《说文解字》的研究中卓有建树。他对《说文解字》有着如此深的造诣，无怪乎他曾藏了宋本《说文解字》。从叶启勋的学术兴趣，再看叶启勋的藏书，我们发现，他不单是一个藏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可惜是被逐渐世人遗忘的学者。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叶启勋的藏书遭遇重大劫难。但幸而他嗜书如命，携带一批最为珍贵的古籍出逃。此后他长期在湖南耒阳、宁乡、安化等地流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抗战胜利以后，叶启勋在曹典球主办的湖南私立文艺中学初中部任教，还曾在长沙市工务局工作。1950年，叶启勋兄弟将藏书上交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不久，叶启勋奔赴北京建筑工程部。“文革”后期，叶启勋回到长沙老家。1970年元月，这位一辈子与书为伴的湖南现代著名藏书家在长沙老家去世，享年73岁。
二、叶启勋最后的著述《阙的简史》
1949年以后，叶启勋的藏书事业停止了，但是他的学术研究还有没有推进呢？《长沙市志》仅仅记载叶启勋曾在建工部工作，至于其著述，可就没有论及了。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叶启勋此期虽无书可藏，也因为工作需要，不再做版本目录学及小学研究，却进入了建筑和考古领域的研究。1956年第12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就有叶启勋的《长沙楚墓出土“雕刻花板”名称的商讨》一文，该文讨论了1953年，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出土的“雕刻花板”问题，通过文献和实物比照，叶启勋认为这个“雕刻花板”是盛放死者的木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叶启勋为数不多的作品，由于不久之后“反右”等运动接踵而至，有人据此以为这是叶启勋生平最后的传世著述。的确，笔者曾走访过叶氏后人，了解到在历次运动中，叶启勋曾将自己的著述销毁，以至于无片纸留存。这是湖湘文化的一大损失，令人遗憾和唏嘘。
不过，就此认定《长沙楚墓出土“雕刻花板”名称的商讨》一文为叶启勋最后著述，显然还略显草率。近日，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油印本《阙的简史》一册，此书作者叶定侯，出版单位为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时间是1957年10月。叶定侯即叶启勋，他早年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文章时也常用这个名字。该书有红蓝图书章6个，从图章看，此书曾藏于陕西省建筑设计院、陕西城市设计院等单位，可知当年曾在建筑系统内部单位广泛使用。油印本《阙的简史》正文内容共计25页，附图18张，占5页。正文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远古时期的“阙”的概念，第二部分陈述战国以迄于清代的“阙”的演变轨迹，第三部分为结尾部分，呼应当时“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号召，对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并恳请大家批评指正。从现存材料看，《阙的简史》乃是1949年以后学术界关于“阙”的第一篇系统性的论文。这个小册子文字仅仅15000余字，但是仅仅征引的文献就达到了80多种，附图达到18张，几乎囊括了当时可见的文献画像和出土材料，这可见叶启勋的博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也可见他治学的严谨。当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叶启勋早年所受的小学教育是何等了不起。叶启勋追随叶德辉，对考据学兴趣颇大，早年著作几乎也全是考证性质的文章，有人以为不过是书蠹。但是从1949后叶启勋转到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国古代建筑和考古领域看，叶启勋并非榆木脑袋，也非“移动的书橱”，而是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博览群书的优势，外加自己所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而开辟出新的学术领地。
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叶启勋这位并无学历的长沙人，才能够在建工部立足，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委会”成员，与陈明达、戴念慈、杨耀、单士元、宿白、徐苹芳、陈从周、刘致平等人一道，去审定刘敦桢、傅熹年等人修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七稿。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叶启勋已经不再是一个藏书家，甚至不再是目录版本学家，而已经变成一个古建筑学家，这由《阙的简史》等著作时可以证明的。而这一点，也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另外《长沙市志》提到，叶启勋在建工部情报研究所工作，并不准确，从目前披露的材料看，叶启勋在1957年肯定是在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而1958年，建工部与建材部合并为新的建工部，这时候成立的机构是技术情报局。1965年，建工部与建材部又分家，且分别成立技术情报研究所。也就是说《长沙市志》的记载并不准确，准确的记载应该是叶启勋，新中国成立后在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1958年在技术情报局工作，1965年在技术情报所工作。
作为旧派人物，叶启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历次运动中，因家庭成分等原因，外加自己性格较为懦弱，因此，1958年之后，他不但不再有著述，反而还把从前写的手稿等都销毁了。由此看来，1957年10月出版的《阙的简史》应当是叶启勋最后的著作。不过，关于叶启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行踪和履历，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如其何时返回长沙，返回长沙之后的交游情况等等，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本文权当抛砖引玉，还请湖南文史耆旧和爱好者不吝赐教。（作者单位：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