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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与佛教】王兴国2014年4期总98
2015-01-03 17:14:54   来源:   评论:0 点击:

曾国荃在湘军領袖中,曾国荃对佛教教义了解是比较多的,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也比较多。他曾与其幕僚、著名佛教居士赵烈文经常谈论佛教教义。他在光绪二年(1876)四月致其仲兄曾国潢的信中说过:近明于学佛之理,方

曾国荃

在湘军領袖中,曾国荃对佛教教义了解是比较多的,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也比较多。他曾与其幕僚、著名佛教居士赵烈文经常谈论佛教教义。他在光绪二年(1876)四月致其仲兄曾国潢的信中说过:“近明于学佛之理,方以求解五十三年以前之孽障,为孜孜不遑,未暇新增意志,倘再修造有得,道心坚定,斯不至于自误耳。”[《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38页。]曾氏生于1824年,至1876年正好53岁。“孽障”亦作“业障”,是一个佛教用语,指妨碍修行的罪恶。在佛教看来,杀人就是一个最大的“孽障”。曾国荃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杀人无数。这封信表明,在他“明于学佛之理”以后,对这个“孽障”已经有所认识,所以他在修行实践中,力图有所补救,并且特别注意修复被战争破坏了佛教寺庙和刻印佛教经典。
在太平军所过之处,许多佛教寺庙均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曾氏即捐资二万两,重建南岳上封寺。[《曾国荃年表》,《曾国荃全集》第六册,第173页。]上峰寺位于南岳峰顶,创建于隋大业(605—618)年间。传说,曾国藩、曾国荃的父母连生几个女儿之后,到上封寺求子,得“双珠齐在手,光彩耀神州”之卦,后来便生有多子。湘军初建之时,曾氏兄弟也曾来上封寺求得吉卦。可见,曾氏出资修上封寺含有替父母和自己兄弟还愿的性质。光绪七年(1881),曾氏又捐资修建衡山悬钟石乌金寺;又捐银二万两,重修南岳大庙。[《曾国荃年表》,《曾国荃全集》第六册,第182页。]乌金寺,光绪《南岳志》作“乌岑寺”,光绪《衡山县志》作“乌金寺”,两志均注明“在岳山后”,即在南岳后山,而没有介绍其具体情况。郭嵩焘光绪七年四月十五日日记载,当日曾国荃约郭嵩焘、郭崑焘兄弟及李元度等人“会议修南岳庙工程,并邀邹少松观察至。沅老以票银二万属少松言之中丞(时湖南巡抚为李鸿章之兄李瀚章,邹少松可能为其幕僚),拨衡州及雷家市两处厘局钱三万串,而令次青(李元度)急停湘潭船捐及七月后烧香捐。惟沅老能有此伟举,工程经费亦可无忧短乏矣。”[《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162页。]南岳庙所供奉的主神是南岳圣帝,大庙的两侧有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宫观各八座。同治十二年(1873)大庙失于火,据郭嵩焘所写的《重修〈南岳志〉序》,这次修复是从光绪五年开始的,李元度“独任修复之功”,花了五年时间才告成。[ 郭嵩焘:《重修〈南岳志〉序》,《郭嵩焘诗文集》,第85页。]曾国荃之所以在光绪七年召开会议,是因为重修过程中遇到经费缺乏。曾氏捐资后,所以有“令次青急停湘潭船捐及七月后烧香捐”之举。
曾国荃所捐修佛教寺庙,以南京毗卢寺最为有名。毗卢寺位于南京市汉府街,创建于明嘉靖年间(1552—1566),因寺中供奉毗卢遮那佛,故名。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光绪十年(1884)曾国荃任两江总督,发起修复并扩建毗卢寺。曾氏为何要修毗卢寺?据说,同治年间曾氏到南岳衡山烧香拜佛时,在齐公岩与江苏镇江籍的海峰和尚相见,海峰识破曾国荃拜佛心意,点悟了国荃。曾国荃便说:“以后如我督任两江,为你造庵。”曾氏任两江总督后便招海峰至南京择地造寺,经商量,决定在原毗卢庵址建寺。曾国荃率先捐款捐物,湘军诸将也捐巨资。寺内的建筑分两条中轴线,一条大中轴、一条小中轴。大中轴以现在的大雄宝殿为中心,大中轴线正前方是照壁、哼哈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楼;小中轴线在大雄宝殿东,它的建筑从前到后是斋堂、毗卢殿、万佛楼、禅堂、塔院、菜地。整个寺院的规模东至清西河,西至大悲巷,北至太平桥,南至汉府街,当时堪称金陵第一大寺。寺内最著名的建筑有万佛楼和观音楼,万佛楼内供三千尊鎏金佛像,楼中间有一座木塔,塔顶和塔角是观音三十二应身和四大天王组成。观音楼内供奉一尊唐代禅坐千手观音圣像。在建寺的过程中还特制造了一批寺院所用物品,如现存的荷花缸,及万佛楼、观音楼、大雄宝殿等重要殿堂的屋檐滴水,都雕一龙九凤;寺内所用殿堂木料,均从湖南运到南京。

南京毗卢寺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参加修建毗卢寺的有一位和尚叫芳田(1856—1936),法名密崇,湖南人。青年时代曾在左宗棠所部湘军中任事,后来厌倦军旅生涯,萌发离俗出世之想。24岁时投入浙江海宁荐福寺出家,翌年到扬州高旻寺受具足戒,开始研究戒律。随后又到镇江金山寺参修。光绪十四年(1888)参与中兴毗卢寺,协助曾国荃和海峰和尚数年经营,规模粗具。光绪十九年,就任毗卢寺住持,严行戒律,订立寺规,率众苦修。光绪二十八年退居,由印魁法师继任。[ 于凌波:《现代佛教人物辞典》,佛光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第704页。]
由于毗卢寺处于南京市中心,又靠近总督府和后来的总统府,所以自清末至民国年间,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据点。宣统元年(1909),请谛闲大师来寺主讲天台宗教义。民国元年(1912),太虚大师抵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设办事处于毗卢寺。1931年4月,中国佛教会会址由上海迁往南京毗卢寺,由太虚、仁山、王一亭、谢铸陈等常委主持会务。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太虚大师创立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于1946年4月由陪都重庆迁回南京毗卢寺,太虚和赵朴初等住会办公。[ 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76、280页。]同年9月,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由南京卧佛寺迁至毗卢寺,常务理事长太虚和总干事长卫立民住会办公。1947年5月26日,在南京毗卢寺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推举章嘉活佛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江都雪嵩法师任秘书长。
据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初九日记:“早饭后,谒沅浦宫保(曾国荃),久谭释老名理。宫保欲刻内典,命为列单,余略书十余种,并允下游为觅底本。”[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30页。]早在同治元年(1862)赵烈文就曾鼓动曾国藩领衔刻印《船山遗书》[ 曾国藩在《致欧阳兆熊》说:“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属鄙人为之倡。弟以达官刻书,强作解事,譬如贫儿暴富,初学着靴,举止终觉生涩。然亦不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则诬也。”(《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57页)],后来由曾国荃捐资,在安庆设局进行并最后在南京刊出。这次谈话时,杨文会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已于前一年成立,所以赵氏与曾国荃谈论刻印佛经的问题事出有因。赵氏在提出上述“十余种”佛教经论书单之后,接着又于十二月初八日写了一个46种共400卷的经论书单寄曾国荃。[ 赵氏此日日记:“写沅浦师信,寄去佛经单帐。”(《能静居日记》第2册,第1136页)]曾氏收到书单之后,于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五日给赵氏的复信中提出了一个在湖南创设书局刻印佛经的构想:

所示经论四十六种,诚如来书所云,不必拘定全藏,反以多而见滞。即此四百卷梓行于时,亦已增一千五百光明于大千世界矣。竺典沦熄,得阁下挈而起之,将使一切众生出大火聚入清凉池,较之银龙简金涂塔,其福德尤为假普也。窃计板片纸张,湘省为便,工匠宜取吴中人。惟设局专刊内典,虽立志自坚,然不欲多闻訾议,只宜开镌经史,而以释家各种参互其中,亦可次第刊竣。阁下到金陵后,姑与张啸山广文商之,或者啸侣而来。啸山总校儒书,阁下总校佛书,成此法会,亦佳事也。至经费非巨万不可,拟约善男子百人,各出二百金,集腋为裘,可得二万金。虽非旦夕可就,然中秋前后必可得半,明年夏、秋可望汇齐。书亦非旦夕可成,然必得两君子允许,主持此事,乃可兴工。鄙人但称作一劝捐之人耳。如蒙允许,则请两君子携带底本、顾摹手民南来,三、四月间局设南岳山之麓,清静幽闲,不过三年,则四百卷之释典与百余卷之儒书,均可告成。如经费不敷,尚可于善男子百人之外多为劝募,总不至停工待饷耳。倘两君子不能拚三年之力,亲来主持此事,则鄙人诸事蒙昧,亦不免望洋兴叹,悔而思返矣。仍祈毅然任此艰难,不惮烦琐,料理手民及校勘之事,则善果成于兹议矣。[《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66—467页。]

曾国荃书法

曾国荃的这封信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赵烈文提出这个书目时,正值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之际,所以肯定与杨文会等人商量过,与之拟刻的经书有所分工。二,曾氏作为一位儒学出身的达官倡导刻佛经,“不欲多闻訾议”,所以设局时不想公然以刻经为名,“只宜开镌经史,而以释家各种参互其中”。三、信中所说的“张啸山”即张文虎(1808—1885),江苏南汇人。他曾充曾国藩的幕僚,也曾参加曾国荃出资刊刻的《船山全书》编校工作。所以曾氏对他很了解,故请赵烈文一定要将他一道请来湖南,一个总校儒书,一个总校佛书。四、“倘两君子不能拚三年之力,亲来主持此事,则鄙人诸事蒙昧,亦不免望洋兴叹,悔而思返矣。”是说如果赵、张两人不能抽出三年的时间专办此事,则在湖南设局刻印佛教经论一事,只好作罢。可能就是因为此两人当时均无法集中这么长的来办此事,所以曾国荃的这个构想当时没有实现。
四年之后,即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逝世,曾国荃和曾纪泽便委托曹耀湘在长沙主持传忠书局,开始是专门刻印出版曾国藩著作,光绪二年(1876),曾氏著作刻印已接近尾声[ 曾国荃在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致曾纪泽的信中说:“《文正公集》闻已刻成开刷,望侄亲看一遍乃送人,是为至荷。或候至明正月乃送人,尤妙。”(《曾国荃全集》第五册,第456页)],所以他们又支持曹氏创办了长沙刻经处。这一作法正好体现了曾国荃上述致赵烈文信中所表述的思想,即打着出儒书的招牌,实际上主要刻印佛书。传忠书局与长沙刻经处在长沙市上黎家坡遐龄庵合署办公,而其主持人曹耀湘既博通儒道又精研佛典,既可总校儒书,又可总校佛书。所以传忠书局在出版了曾国藩的全集后,曹氏的精力虽然主要是以长沙刻经处的名义出版佛教经论,同时又以传忠书局的名义出版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典籍。两个出版机构的经费主要是曾氏叔侄提供的。据寻霖先生《湖南刻书史》介绍,长沙刻经处所刻印的佛教典籍版式与金陵刻经处所刻相同,一般为10行20字;其所刻经书,多镌有“龙城曾氏施资敬刊”的字样。湖南省湘乡市古称龙城,曾氏指曾国荃、曾纪泽家族。长沙刻经处所刻的佛教典籍能查考刻印年代者有:光绪二年(1876):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注解》一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解》一卷,《贤首五教仪开蒙》一卷,《贤首五教断证三觉拣滥图》一卷,《法界宗莲花章》一卷,《华严镜灯章》一卷。光绪三年(1877):刻《大乘起信论疏》二卷(据张华著《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教思想转型》一书“附录二:金陵刻经处杨文会时代所刻经籍一览表”记载,1876年曾出版马鸣造论、真谛译文、宗密录注、祙宏重辑《大乘起信论疏》,该表在备注中说:“该经是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的长沙刻经处所刻。”)[ 张华:《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教思想转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光绪四年(1878):刻《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四卷,《地藏菩萨本愿经》二卷,《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一卷,《佛说盂兰盆经》一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占察善恶业报经》二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一卷。光绪五年(1879):刻《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三卷,《释摩诃般若波罗密经觉意三昧》一卷,《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一卷,《紫柏大师法语节录》一卷,《录净土晨钟法语一则》,《禅关策进》一卷,《佛说四十二章经》一卷,《佛遗教经》一卷,《佛说弥勒下生经》一卷,《金仙诗录》二卷。光绪六年(1880):刻《大乘止观法门》四卷,《法界观》一卷,《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光绪七年(1881):刻《增集人天眼目》二卷,《金刚般若经疏》一卷,《坛经》一卷。光绪八年(1882):刻《相宗八要直解》八卷,《三昧水忏》三卷,《维摩经疏会本》八卷。(李肖聃说:“《维摩经疏》,宋后久佚不传,南北二藏及清代《龙藏》均未收蓄,而朝鲜独有传本。耀湘托人钞取,刻之长沙。”[《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1页。]此刻印本即《维摩经疏会本》)。光绪九年(1883):刻《护法论》一卷。光绪十二年(1886):刻《佛法金汤编》十六卷。光绪十四年(1888):刻《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大乘般若出三界要集经》一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二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五灯会元》五十七卷、目录三卷(由叶德辉等人捐资)。1916年刻《法界观》一卷,《佛说弥勒下生经》一卷,《佛说出家功德经》一卷。1917年刻《大珠禅师语录》二卷。1918年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略疏》一卷。此外还刻有一批不知刻印年月的佛教典籍。入民国后,湖南佛教界于上林寺设长沙经书流通处,原长沙刻经处刻板即移藏于此,继续刊印发售。[ 据湖南图书馆寻霖先生所提供《湖南刻书史》书稿。]比较长沙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在这时期所刻经论,除合作所刻之外,大体上不重复,可见两家在刻经时的确是有分工的。曹耀湘的外甥吴嘉瑞从其学佛,成为一位著名佛学家,谭嗣同尊他为自己学佛的“第一导师”。民国成立之后,吴嘉瑞在长沙创立湖南省佛学会,并出任会长。“当时会场在黎家坡遐龄庵,所办讲演流通等事,极有成绩。一时政学名流,皆如蜂拥。盖实开各省佛学界之先河也。”[《湖南佛学会的进行》(录自《湖南公报》),《海潮音》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九册第659页。
]
曾国荃还为一些佛教寺庙題写匾額对联。例如,位于福建省闽侯县(福州市)南通镇新岐村的岐山寺,因火被焚。后来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恩赐,因得以重新修复,光绪钦赐寺名“岐山万寿仁瑞寺”并赐镇山宝物三件,拨府库金银若干,半副鸾驾,一路浩浩荡荡由京城北京运往岐山,并降旨:“着两江总督曾国荃具体督办。”曾氏喜不自胜,随携夫人共同前往进香,一路来到了岐山仁瑞寺。后应岐山主持高僧之邀,为新落成的“大雄宝殿”题写了匾额。此外,湖南一些寺庙也有曾国荃所写的对联或匾額。
上述情况表明,曾国荃在佛教方面的所作所为,对于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作者为我馆馆员)

注释:
《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38页。
《曾国荃年表》,《曾国荃全集》第六册,第173页。
《曾国荃年表》,《曾国荃全集》第六册,第182页。
《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162页。
 郭嵩焘:《重修〈南岳志〉序》,《郭嵩焘诗文集》,第85页。
 于凌波:《现代佛教人物辞典》,佛光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第704页。
 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76、280页。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30页。
 曾国藩在《致欧阳兆熊》说:“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属鄙人为之倡。弟以达官刻书,强作解事,譬如贫儿暴富,初学着靴,举止终觉生涩。然亦不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则诬也。”(《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57页)
 赵氏此日日记:“写沅浦师信,寄去佛经单帐。”(《能静居日记》第2册,第1136页)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66—467页。
 曾国荃在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致曾纪泽的信中说:“《文正公集》闻已刻成开刷,望侄亲看一遍乃送人,是为至荷。或候至明正月乃送人,尤妙。”(《曾国荃全集》第五册,第456页)
 张华:《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教思想转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1页。
 据湖南图书馆寻霖先生所提供《湖南刻书史》书稿。
《湖南佛学会的进行》(录自《湖南公报》),《海潮音》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九册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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