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冠
1978年年初的一天，笔者以郴县人民革命史编写成员的身份，持郴县县委宣传部介绍信，通过与湖南省政府参事室接洽，获准采访欧冠老人。之所以要采访他，是为了換一个视角反证和丰富郴县人民革命斗争史料。
欧冠（1890—1981），湖南宁远人，国民党起义将领，1955年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我是到长沙市营盘街一幢普通的旧民居（欧老的住处）寻访到他的。欧老时年88岁高龄，五短身材身体健硕，精神矍铄，两眼有神。虽是耄耋老人，却行走敏捷，思维清晰，显得精明干练。略事寒喧，我出示了省参事室的批条，並说明了我的来意。他的家人为我让座沏茶后，欧老就应约打开话匣子，很坦率地谈起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郴州的过往。以下是他的谈话记录：
民国十四年（1925），我先后在宁远、陵灵等县当团防指挥官。民国十六年〈1927）到零陵又搞了三年。
民国十七年（1928），听说朱德率部从国民党范石生十六军跑了出来，在宜章县城设了一桌酒席，邀请土豪劣绅赴宴，当场就把这些人镇压了。接着北上打郴州，把国民党驻守郴州的许克祥24师也打败赶走了。许克祥原来只是个团长，因参加蒋介石“马日事变”有功，新提拔当师长的。朱德上井冈山以后，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键见郴州“乱”得很，看我在零陵搞得好，有成绩，就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把我调到郴州来当团防指揮官。兵力不夠，我便从宁远县和道县各调了一个团来增加郴州的力量。
大概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何键要调我带队到汝城去打江西遂川，围剿井冈山红军。郴州的“老百姓”就说话了，说团防兵是防守地方安全的，现在要抽调我们这里两个团去打江西，不保本地。那这两个团就应该由省政府发饷，不能由我们地方负责。何键这才未调得我成。他原来的意图是让我协助汝城的胡凤璋防守江西（井冈山）。当时郴州为湖南第八区，我是八区保安司令，胡凤璋是副司令。胡是汝城当地的大土匪，他以他老家踞险啸聚，扎寨称王，声势很大。我未去汝城，何键便让我担任防守湘粤铁路公路的守卫工作。
自从朱德搞郴州暴动以后，郴州地面一直不安静。尤其是民国二十三年以后的几年，郴州差不多全部赤化，就连乡政府的乡长保长们也都同情游击队，支持他们。我只掌握一个把团的可靠部队，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就大搞碉堡政策，在郴州城的四面八方起了两百多座碉堡，自己死守郴州城。
郴州南面五六十里有个地方叫良田，良田西边的黄茅岭上有大股“匪”打土豪闹分田。地方上要求派兵去剿“匪”。我派了我自己的基本部队一个营（何卓任营长）去打。郴州城到黄茅一个单程九十里，一路上人烟稀少，他们並没看到游击队，原来都躲到四边的岭上去了。等天快断黑，何卓整个营被游击队包围，打了一天一夜。被游击队打得呜乎哀哉，几百个人几百条枪最后打得只剩39个人6条枪回来。连我的一个亲侄子也被打死了。
我由此知道了游击队力量大，老百姓心向他们，厉害得很。我就跑到省城来報告何键，说光是硬打是打不赢的，只能用招抚的办法来拢络游击队。何键同意了。
我返回郴州后，将保安公署改名为绥靖公署，在全郴州各地的城里乡下贴出好多布告大肆宣传，说凡是愿意接受招抚者，每交一支枪奖励光洋十块，每排子弹（5发）奖5角钱。愿意回家者发给《自新证》，保证安全决不杀害。家在外地者发给路费（最多5元）。並颁布命令，凡持《自新证》者返家沿途应受到保护……这样一搞，郴州各地接受招抚返回家乡的人甚多，汝城两、三百；宜章一百多；郴县四、五百，共有一千多号人。其中官职最大的是湘粤赣省委书记叫陈胜文（音），江西人氏。他的老婆是宜章县彭姓人，大地主出身，也是共产党员，当了共产党的一个什么副部长。陈胜文来受抚时化装成一个普通士兵，也得了《自新证》，投亲到他岳父，一个蛮有地方声望的地主家躲了一年多。听说后来又恢复了共产党的工作。事后很多人说我放走了一个共党大头子。本来抓到象他这样的共党高官是要交省里送反省院处理的。
自从搞了招抚以后，李林的游击队就很困难了。但是他就是不肯接受招抚。对他们这些死硬份子，我也莫可奈何。
江西的红军北上抗日经过郴州时，上头要我死守。我想大兵压境，凶多吉少。叫手下多买些酒肉存好，我躲进碉堡里准备等死。但红军只是从乡下借路过身，没打郴州城。他们过境后，我们讲大话了，说江西的大股红军北上了，湘南可望太平了。
在搞绥靖时，有个叫李宗保的，他有三百多人枪在永兴县马田油榨墟一带活动。我派了绥靖公署一个姓周的主任副官与他联络，他表示接受招抚。我备了蛮多酒肉犒赏他们。去给他们训话时不带一兵一卒，赌咒发愿保证绝不伤害他们。李宗保归顺后，我以绥靖直属大队同等待遇对待他们，並要求省里安排增发他们的軍饷。蒋介石派给何键的参谋长刘英古（音）便以安排军饷为借口，把李宗保及其队伍调到省里去，后在平江县把他们镇压了。这样背信弃义也太不象话了。我在湘南有点臭名声，都说我爱杀人。其实我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
1949年，解放军大军南下渡过长江，我们就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沒办法了。郴州解放前夕，形势很紧张。当时国共双方都认为，要想得到郴州就要抓着我姓欧的。我心里盘算，我们又非蒋介石之嫡系，是杂牌地方武装，向来不被看重。眼下老蒋自身难保，我又何必吊死在他这棵树上呢？识时势者为俊杰，我也应该另寻出路了。就在这时湖南新政府的省长程潜暗暗通知我，要我搜罗郴州各反动武装和土匪队伍起义。他明确跟我讲，起义是唯一的出路。我就写信给我在湘南的老对手游击大队长李林，表示愿意起义，想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李林回信表示欢迎我率部起义，並重申了共产党优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我这才彻底消除了顾虑。最后我率领两个军五个师两万多人，携带两百多挺机、驳壳，一万七千多条“九八”式步枪起义。解放大军南下郴州时，我们本地武装沒有为难他们半点。倒是从前线溃退到郴州的白崇禧残兵败将捣了点乱就慌忙往两广逃跑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安排到省参事室，生活稳定，晚年幸福。我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作者单位：郴州市苏仙区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