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荡平太平天国和推动洋务运动上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组织、军事、政治才干，对政治权谋，对伦理道德、选人用人均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实践，也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
要走科举之路，八股文是不得不写的，舍此便无由得功名利禄。曾国藩自小攻读儒家经典，虽然他在科举场中也受过挫折，举人进士都是考了几次，发扬了屡败屡战 的精神才考上。但他毕竟二十八岁便中了进士，比起别人来真是幸运万分，应该感恩才对，可他偏偏要说自己不喜欢八股文。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他只是名列三 甲，赐“同进士出身”有关。这个三甲进士，被人讥为与“如夫人”即小老婆等，这对他的心灵是一种伤害，故对八股文颇有微词。
他曾在家书中说：“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这 种态度，与他热衷科举一功名、屡挫屡考的个性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他的儿子在他的庇荫下，不走科举之路亦有富贵之路可走，无须耗尽心力去写八股文，而且当时 办洋务才是时髦之举。曾国藩计虑周全，方发此论，若无此背景，他绝不会讲这种话。真个是到哪山唱哪山之歌，曾国藩之不诚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不是一 概反对八股文，而是反对那些匆匆写就的考卷闱墨和截搭小题。他在家信中说：“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因 为闱墨考卷皆是严守规矩之作，不比平常练习尚有自由度，可发挥性情。他对六弟温甫说：“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 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他还结合自己的所历所为说：“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来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 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曾国蒋全集·家书(一)》)小题，尤其是截搭题撩头去尾，随意截搭，使得经文句不成句，意义全变，脱离了程朱传注规范的思想框架，使八股文的载道功能大减，且这种题极难作，规定太多，对思想束缚极大，一动笔就要提防触犯规则，曾国藩反对它们还是有道理的。但他年轻时却是一个“锐意功名，意气自豪”(刘蓉《养晦堂文集》第三卷)的人，当年写八股文耗尽心血，今日却去道长说短．此人的虚伪由此可见一端。说他是个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大概是不错的。
不过，曾国藩的八股文还是写得好的，这与他精研过理学有关。八股文载的便是程朱理学之道。虽然他与其他政治人物一样，具有多重性格，文与人往往是脱离的。 但真也好假也好，为功名前程计，在他的笔下，自然会恪遵传注，深发题理，在内容上恪守理学正宗。其文便说理深入透彻，有着较强的经学色彩。这也是他能较顺 利地走完科举之路，考中进士的主要原因。
其次，他的八股文讲究义法，条理明晰，读来声调铿锵，气势雄浑。这得力于他有着深湛的古文功底。他曾深研过唐宋古文，推崇韩愈之文，又是桐城派古文作家，作古文讲究义理、词章、考据。他是以作古文的方法来作八股时文的，所以，他的八股文具有古文的色彩。
他的八股文还讲究有补于世，这与他为文不仅强调“义理、词章、考据”，还主张要讲究“经济”有很大关系。故其八股文往往借题以言世事，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人与文的两重性，在曾国藩的八股文中体现得十分清楚。（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