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计划正在积极进行中。这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为提振经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共同发展繁荣、造福于世界人民，进一步发扬中华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计划。现在看来，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也获得世界各国的赞许。
在我看来，这个一带一路计划，还可以说是一个重振“丝绸之路”的计划。我这里说重振，意思是说“丝绸之路”在古代曾经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现在，我们不但要在地域范围、交通工具和商业贸易的规模上，都大大超过古代，使我国与一带一路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一切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使丝绸之路比过去更加繁荣。
谈论一带一路计划，当然不同于学术研究，也不是从学术上讨论丝绸之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就够了。况且作为中西交通史的一个主要课题，这个所谓的“丝绸之路”人们已经研究得很充分，几乎没有再多说的馀地。在这里，我只想就其兴衰的历史，研讨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关系，以之作为思考线索，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以为当前的参考。
人们都知道，生产活动是人类为了生存的基本活动，而交换（具体为商业贸易）又是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古代的生产水平很原始很低，与现在不能相比。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完全没有交换（包括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易）。所以，我以为在张骞凿空以前是有中外交通和贸易的。人们已经进行过许多研究，揭示了汉代以前中外交通和贸易的证据。无论在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到东欧，或从中亚到西亚，考古都找到了能证明在汉代以前有中西交通存在的物质文化资料。
张骞通西域，其实只是一种外交活动。他西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汉朝反击匈奴的同盟者。他虽然没有成功，却初步建立了中国政府和西域各国、各民族的官方接触。这时，可能早已存在的交通和贸易才为人所知，并见诸记载。张骞在大夏时还看到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他问那里的人这些产品是怎么得来的。大夏人回答说，那是他们的商人从印度贩买来的。这表明，地跨中亚与阿富汗北部的大夏与印度有交通往来。故汉朝就想搞清印度与四川的交通所在。后来汉朝虽然设立了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秦象郡）诸郡，并遣使从这些地方出发去寻找通印度之路，但还是没有成功。不过，汉使无疑到达过今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那可说就是当时我国从华南沿海向外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了。（据《汉书·地理志》）。
在张骞出使以前，由于西北边疆有匈奴、月氏、乌孙等部族的阻隔，官方对民间自发的对外交通贸易可能无法掌控，故知之不多，缺乏记载。后来汉朝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需要，便设法去与域外国家建立起官方的往来。张骞的出使，就是这个目的。
张骞回来后，带回许多关于西域的传闻，使汉朝的官员、民众等为之醉心，纷纷上书请求出使外国。朝廷鉴于出使外国路远多险，一般人都不愿去，就一概予以批准，发给证书（passport），令其前往。这就是说，这种中外交通和贸易，除原先有的民间买卖外，又有了政府支持的贸易了。从而发展到“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数百人，少者百馀人。”域外国家也常派遣使者前来中国，进行贸易。史称“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天马多，外国使来众。”由于得到官方的允许，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政府对中外通商贸易就采取了各种支持和保护措施。如在通西域的沿线移民实边，修驿站，置亭障，立烽火台，加强警备。又在轮台、渠犁等地兴屯田，置使者护田积粟，以供给出使外国人员的粮食。到东汉班超重新统一西域后，“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译，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汉以后各个朝代，特别是唐代，也大都采取这类措施，如屯田、置驿、驻军，以保护商路安全。总之，保卫中西商道的通畅是政府重视的要务。
中西交通的发展，通商贸易和人文交流的繁荣，给中国和西域各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交流了生产技术，促进了各方生产的发展，而且各自吸收对方的文化，提高了文明水平。这些也会促进各个民族的发展进步。
如，汉代时，西域的大宛，其人民定居，从事农业，种植稻、麦等农作物，盛产苜蓿、葡萄以及其他各种蔬果。张骞就从该国带回了苜蓿、葡萄等农作物，《史记·大宛列传》称：汉朝使者将葡萄、苜蓿的种子带回，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以致）离宫别观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西域出产的胡麻、蚕豆、石榴、大蒜、洋葱、芫荽（yan-sui）也都先后传入内地。除此之外，以后在不同时期，还有西瓜、胡萝卜、棉花也相继传入。（所有带胡字的作物多半来自西域）。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实际上都离不开这些农作物。这不是对我国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吗？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时，乌孙曾遣使向汉朝报谢，并以良马数十匹入贡。汉武帝又从张骞的报告中得知，大宛也盛产良马，因与匈奴作战缺少这类良马，就派李广利率大军伐大宛，索取大宛马。以后西域产的良种马真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这可以说，西域传来的马匹在汉朝的国防建设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文化交流方面，首先要谈到的是佛教的传入。据藏文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七十年代，就有一僧人毗卢折那从克什米尔到于阗传播佛教。以后，在公元初东汉时期，佛教又传到中国内地。相传在公元前2年（东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时都称佛为浮屠，佛经即为浮屠经。）。一般即以这个事件作为佛经传入汉朝的证明。东汉安帝末年（公元113年），新疆疏勒王臣磐已是一个佛教徒。
僧人作为传教者前来中国多半与商队同行。这些僧人和商人往往就在内地定居下来，他们不但传播宗教，而且带来西域的文化。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生活。
无论是官方的通商贸易和民间的买卖活动，在政局安定，没有内乱和战争的情况下，就会繁荣兴旺，反之，如果国家分裂割据，战争不息，对外也有战事，那商业贸易就会要受到影响。当然，也不至于完全断绝。因为商业是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所不可少的。即使再危险，也有人去做买卖。利润会驱使商人去冒险。所以，我们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中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不但仍然活跃，而且更为发展了。（因当时各个割据政权的统治范围达不到域外的地方，所以我这里主要以中国西域的事例来说明这点。）
以宗教为例，佛教在东汉初期传入中国。经过约二百年，中国进入了三国、魏晋和南北朝的时期。对老百姓说来，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汉末董卓之乱，随意屠杀百姓，“饥饿寇略，积尸盈路。”“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也说：“（在董卓之乱时，山东诸郡互）相吞灭。（黄巾起义时）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致使中原大地“白骨蔽平原”,造成“千里无人烟”的惨象。当然，在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人民遭受的苦难，也不次于三国时。
以宗教为例，佛教在东汉初期传入中国。经过约二百年，中国进入了三国、魏晋和南北朝的时期。对老百姓说来，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汉末董卓之乱，随意屠杀百姓，“饥饿寇略，积尸盈路。”“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也说：“（在董卓之乱时，山东诸郡互）相吞灭。（黄巾起义时）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致使中原大地“白骨蔽平原”,造成“千里无人烟”的惨象。当然，在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人民遭受的苦难，也不次于三国时。
在如此多灾多难的岁月中，人民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办法，只有向边远地区逃亡。逃亡的主要方向或是向南，或是向西，而以向西为主。向西去，去河陇地区，或更西之地。河西地区不仅社会较安定，经济较繁荣，而且文化也较发达。陈寅恪先生就曾说：“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因为自“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当时，“河陇地区在北朝区域内本为文化甚高区域……历来不独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为国防军事之要区。”故自 “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性质……保存了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继前启后），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以上均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1954年版，）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所以早在东汉后期，那里就出现了张芝（？—192）这样的大书法家，被称为草圣。连王羲之也尊敬他，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过庭《书谱》） 王羲之自认要达到张芝的水平，还需要像他那样临池，下一番苦功夫。
这样，河陇地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兴盛之地，就成了中原汉族人民避难之所，也是中国文明进一步西传的渠道、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导致人民流离逃亡，已如前述。同时，周围边疆内外的民族迁入境内的也不少。《晋书·文帝纪》称魏末晋初时，归附内迁的少数族达“八百七十馀万口”.（王仲荦先生认为这个数字有些夸张，但他对边疆各族内徙的历史和经过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见其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江统《徙戎论》也说：“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据《洛阳伽蓝记》一书的记载，当时有来自东夷、北夷、西夷的人居住在洛阳。称西夷之“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暮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参见范祥雍校注本，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从此，还可以看到洛阳的胡人，不但众多，而且他们居住的环境也建设得很优美。
在北魏时期，洛阳有万馀家归化胡人居住。故陈寅恪先生认为，当时洛阳的胡化就很深。后来北魏分为东、西魏，东魏迁都至邺（今河北临漳县），洛阳的胡人亦随之东迁。继东魏的北齐，其首府邺都承袭北魏洛阳之遗风，也胡化甚深。
十六国时期，许多地方王朝乃少数族所建。如后汉的建立者刘渊是匈奴人，北凉首领沮渠蒙逊是匈奴族的卢水胡，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中亚塔什干人，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的建立者慕容氏是鲜卑族，西秦首领乞伏国仁和南凉首领秃发乌孤①也是鲜卑族，前秦的建立者苻氏为氐人，后凉首领吕光也是氐人，后秦首领姚苌是羌人，等等。这些少数族的首领有的既没有文化，甚至连汉字也不识。他们只会烧杀抢掠以夺取权力。但在当权后则羡慕汉文化而实行汉化政策。如“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七页）--① 秃发、拓跋、偷发、吐蕃，皆一词之异译。（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第5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北魏的建立者是鲜卑拓跋部人。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却是一个力主汉化的皇帝。汉化的实质是要仿照汉族的办法来进行统治，证明自己非外来王朝，而是继承以前中国正统王朝的一个王朝。他迁都洛阳，禁胡服，禁止使用鲜卑语，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改官制，改律令等等，无一不是仿照汉族的统治方式。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
关于胡化与汉化的问题，陈寅恪先生谈得较多。从前面所述，我们见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汉人被胡化，也有胡人被汉化。而且，在北朝地区，汉人的胡化现象还很严重。但最后孰为优胜者呢？从历史的发展看，却是胡人的汉化取胜了。终于在文化繁荣的唐朝体现出来。为何如此，我以为，这就要看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优。从全世界的历史看，在冷兵器时代打仗，较文明的农耕民族常常打不过野蛮的游牧民族。但后者在进入文明地区后又会被前者的文明所征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就说过：“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0页）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胡化之所以没有胜过汉化，就在于胡人之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有的少数民族连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自己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记忆。他们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等等，也几乎与汉人相混并受汉人影响，故他们在夺得政权以后，其政治（包括职官、刑律）、经济（生产、税务、财政）、文化（礼仪、音乐）、军事（兵制）和战争等一切方面都要模仿中原汉族的传统。这样一来，虽然有许多汉人胡化了，但并不能改变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
也是从《洛阳伽蓝记》这本书中的记述，我们看到在多民族杂处的洛阳，佛寺众多。这也反映了当时佛教是多麽繁盛。这说明，人民越是遭难，生活越加困苦，宗教也就越加兴盛和发展，这也可说是一个历史的规律。这个时期，佛教是更加发展了（参看《中亚通史》古代卷上，第六章，第三节）。处于苦难中的人们，除了以中国原有的本土宗教寄托其精神之外，也想从外来的佛教和其他宗教找寻解脱，而一些高僧则想去西方求法。
据记载：在公元260年，有僧人朱士行从雍州出发，去于阗搜寻大品《般若经》，后死于于阗。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五世纪初，又有法显、宋云和惠生等高僧前往西域求经。法显于公元400年（后秦姚兴弘始二年）西行求法。他到了鄯善，龟兹，于阗，疏勒等地。公元402年，法显还到达北天竺。404年，又有后秦僧智猛与沙门十五人从长安出发，去印度求法。法显于412年回国。前后十五年，游历二十九国，写成《佛国记》一书。公元436年，北魏曾派遣董琬，高明去中亚。公元518年，北魏僧人惠生和宋云奉灵太后之命前往五天竺求经。他们历经吐谷浑，鄯善，且末，于阗，朱驹波，汉盘陀，越葱岭，到中亚和印度，取得佛经170部回来。
除了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外，还有西域的众多佛教徒来中国传教。知名的有：竺佛朔，安玄，康孟祥，竺大力，支谦，（印度僧）维祗难，竺律炎，康僧会，（印度僧）昙柯伽罗，天竺僧康僧铠，安息僧昙谛，竺法护，竺叔兰，无罗叉，竺道潜，佛图澄，竺道潜，（西域僧）帛尸梨蜜多罗，道安，支遁，慧常，进行，慧辩，（西域僧）竺昙无兰，（罽宾僧）伽跋澄，（西域僧）鸠摩罗佛提，（西域僧）鸠摩罗什，（印度僧）昙摩卑，竺佛念，（罽宾僧）僧伽婆提，（兜怯勒僧）昙摩难提，道安，竺佛念，僧伽婆提，慧远，（罽宾僧）佛陀耶舍，佛陀跋陀，昙无懴，等。这些人，凡名字前面带支字的都是月氏人，带康字的是康国人，带安字的是安息人，带竺字的是印度人，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鸠摩罗什，支谦，道安，支遁，道安，慧远，等。
他们来中国，除了传教外，主要是译经。译经的地方，最早的是洛阳，接着还有长安，武昌，建康（建业），庐山，敦煌，襄阳，姑臧等地。由于他们的翻译，使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的佛典，得以传到中国并得到保存。这既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给中国的思想和哲学添加了新的因子而更加丰富。因佛教不但是一种信仰，佛教经典还包含深远的思辨理论和哲学思想。其与中国传统哲理相结合，显然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是有益的。
但是，佛教的传播仅靠宣讲经文是不够的，普通的群众也不可能去读那么多高深的佛典。实际上，我们看到，还有绘画、雕塑也被用来作为宣传教义的有力方式。这些雕塑绘画的内容，多是佛像和佛传故事，或表现供养人虔诚的画像。如，在广泛兴建的寺院中都有塑像和绘画。在新疆的阿克苏、库车、吐鲁番等地，在敦煌千佛洞、麦积山、洛阳龙门、山西大同云冈等地，我们都看到人工挖掘出来的供僧人静修和信众拜佛的佛洞，及其中塑造的佛像和壁画。这些佛教遗迹反映出有印度或西方希腊的雕塑和绘画技法的传入，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总之，从公元304年匈奴族的刘渊称汉王到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中原，一共是135年。在这135年中，有众多边疆民族和域外人员入居内地。到北魏统一中原时，内地多民族杂处的局面已经形成。再从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原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又是150年。这两段加起来一共是285年。这285年，可说是作为经济文化交流渠道的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可说是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因为各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的文化，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其文化也都随之传来。他们与中原传统文化实现大交流，互相补充，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这也就使得中华文化的内容大为丰富了。又由于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进而互相同化。从而使得中华民族总体上更加发展壮大了。民族同化这种情况在汉代及汉以前的史书中较少提到。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民族同化的现象便很普遍了。这也为我们进入强大辉煌的隋唐时代打下了基础。
经过此前近三百年的大融合，汉族虽然是发展增强了，但隋唐之际，在亚洲北部大陆，还是突厥部族较为强大。故隋末各地反叛称尊的群雄，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诸人，甚至唐高祖李渊，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见《通典·边防典》《唐会要·北突厥》）只是到唐朝建国十年之后，唐太宗李世民才得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打败东突厥，令四夷君长俯首称臣，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到七世纪中期，唐朝又平定西突厥，统一西域，设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并进一步西扩，于公元658年将今中亚地区列入唐朝的版图。唐朝遂成为中国中古历史上一个极其强盛的王朝。
唐朝既开拓疆土，版图扩大，“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新唐书·西域传》）。所谓八蕃，俱冒万里前来朝贡（实为贸易）。唐朝的对外交通渠道也更加发达了。不但是历史久远的陆上交通（所谓丝绸之路），就是海上交通也更全面了。如，唐德宗时的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旧唐书·贾耽传》）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后史家据之叙述当时入四夷之路共达七条。包括通西域（今新疆地区）和中亚西亚的路线，北通回鹘的路线，东通新罗与日本的路线、经海路和陆路以及经塔里木盆地通印度的路线、等等。这也就把现在所谓的丝绸之路都包括进去了。既有如此发达的对外交通渠道，唐朝时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就空前繁荣起来。
但唐朝的根据地，其首府和政治中心是在关中的长安，故其关注的主要点和国防的重点还是在西北即中亚方面。因为关中是王畿，故安西四镇为国防之要地，唐朝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朝不能不“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三三页）所以有关的记载就以中亚方面的较多。
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无论从城市的规模、建筑的壮丽、商业贸易的繁荣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看，都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当时居住在长安的不仅有国内各个民族的人们，而且有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中亚、西亚的各种宗教的传教者和信徒。有来自日本和新罗的留学生与遣唐使，有真腊、波斯、大食（阿拉伯）、罗马等各国的外交使者或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寓居长安的外国人甚至可以在那里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据记载，在唐朝盛时，长安城内居民有三十馀万户之多。如一户以五口计算，就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官员、宫眷、官宦及其家属、士兵和留学生，总共大约有一百七八十万人。
南宋儒学大家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因唐朝王室杂有鲜卑族的血统，而且唐朝统治集团中的宰相和高级官员也多为鲜卑后裔。故他们比较没有民族偏见，也没有歧视不同民族的政策。所以，唐朝对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都是很尊重、宽容的，其政策是很开放的。因此，唐朝对外国外族的纷繁多样的文化，就能够吸收接纳，使唐朝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文化大国。
如以音乐而言，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乐”并称。乐被视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为官民所一致重视。而雅乐被视为同于礼仪，因国家举行各种典礼仪式，如祭天神、地祗、圜丘、方泽、宗庙、五郊、朝贺、飨宴、王公出入、接见外使等等，都要奏乐。以上这些都只是雅乐，民乐在外。到晋朝永嘉之后，王室南迁，北方少数民族割据相继，至元魏统一，遂使中国南北的音乐都受到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以致“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一。祖孝孙语。）所谓吴楚之音就包括清商乐（《旧唐书·音乐二》：清乐者，南朝旧乐也。……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胡戎乐则包括西凉乐、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北狄乐等等。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琵琶，箜篌（源于埃及），横笛（也称羌笛），五弦琴，羯鼓（源出月氏），觱篥（一种用芦苇制作的管弦乐器），铜钹，贝等，不但随之传入，且为官民广泛爱好。甚至太常雅乐也渗入了胡乐。如，隋开皇二年（公元590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就曾上言称：“礼崩乐壞，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高祖也曾针对当时人们在亲宾饮宴中好用胡乐，说：“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故陈寅恪先生就曾说：“隋代上自宫廷，下至民众，实际上最流行之音乐即龟兹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一二一页）可见胡乐已经成了最流行的音乐了。
当时，统治阶级帝王将相都喜爱音乐（记得三国时的周瑜是音乐家，唐玄宗李隆基是音乐、戏剧的祖师爷）。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出了许多歌唱家、演奏家，他们甚至可以其高超的歌声与演奏技巧而被赐以高位，开府为官。《隋书·音乐志》称：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又，《北齐书·恩倖传》：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亦至仪同，开府封王。又，唐玄宗时，有一歌唱家名叫韦青，竟官至金吾将军。当时还有三个著名的人物，即李彭年、李鹤年与李龟年三兄弟。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吹笛者李谟、许云封。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文宗时任教坊副使的云朝霞官至润州司马。武宗时有歌唱家南不嫌。由于官方的提倡与促进，导致了唐代文学艺术的大发展。
从七世纪中期（太宗于630年称天可汗）到八世纪中期（755年安禄山叛乱）这约一百年，可说是唐朝的全盛时期。但在这段时期中，世界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总起来就是：阿拉伯方面，622年，伊斯兰纪元开始。632年，穆罕默德死。阿拉伯于654年灭波斯，随后越过阿姆河入侵中亚。751年，唐在西域与大食战，败于怛拉斯。
中国造纸技术西传。阿拉伯势力接近中国。吐蕃方面，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663年，吐蕃取吐谷浑青海地。670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以上中国、吐蕃与阿拉伯三方面的大事都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的。从此可以看出，唐代中国的外患主要是在西北方面。而其中“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有）最大之影响。”（陈寅恪语）当时唐朝的对策往往是联大食以制吐蕃。但在互相争斗中，吐蕃与唐朝几乎是同时衰落了。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也在750年取代了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文明昌盛的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是这个时期最美好的篇章。
比利时史学家皮朗认为，七世纪末阿拉伯人崛起，切断了西欧和东方的贸易，使查理曼国家变成完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所以他认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转引自马克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284页），这话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阿拉伯人扩展所引起的战乱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多少还是有所影响的。就中国的情况看，阿拉伯人向中亚的入侵，加上中国西北的吐蕃为了夺取四镇而入侵西域，的确使中原地区通西域之路曾经为之断隔。侭管当时中国与中近东还有海上的交通。但没有西欧与东方的直接交通。
如，到公元八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攻陷河湟，使得从内地去西域的交通断绝。自天宝以后，唐朝派驻安西、北庭等地的地方官员要向朝廷奏事，都须绕道，经过今外蒙回纥地区来长安。西域使人之居留在长安者，欲回去也因归路断绝而不可能。所以唐朝政府规定，对居留长安难以回国的外国人等，政府发给他们以生活津贴，使其衣食无虞。即“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这成为国家的一项巨大的开支。而这些外国人因长安的生活较其本国优裕甚多，也留恋不愿回去。居留久的，甚至达四十馀年，皆娶妻生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家立业，不愿归国。
到唐德宗年间（贞元三年），当时的宰相李泌了解到这种情况，就下令检查居留的老外（胡人）情况，凡查明胡客之占有田宅者，皆停止发给生活津贴。这次检查，竟查出有四千馀人。这些被查出的外国人，听说要停止他们的生活津贴，就向政府申诉。李泌的回复是：外国朝贡使者必须遣送归国，欲取陆路归者，可假道于回纥；或经海道归亦可。如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结果，胡客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的。仰给于鸿胪的胡客减至十馀人，使国家节省开支达五十万缗。
但唐朝政府对归国的外国人，却不准许他们将其在华娶得的妻子带回国。据《唐会要》（卷一百）记载：（早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藩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按，汉胡通婚，律无明禁。此敕是唐王朝为了保障唐地妇女不致沦落为异域成为婢妾而发的。从现在那些嫁到中东国家的妇女的境遇，就可以令我们了解当时唐朝此一规定的必要。
从八世纪后期开始，应当可以说是所谓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弊的时期。当时的唐朝，外因怛拉斯之战失败而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内有黄巢之乱和南诏攻蜀为患（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不但南北运输之路一度遭到阻断，对外交通亦改由回鹘与海路为主了。因八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方便已超过了陆路。故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诸色杂胡，取海路来的更多。
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文化甚是发达，但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却十分仰慕。先知穆罕默德就有一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故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汇聚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因有各种有利的条件，故侨居或定居于中国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万计。
阿拉伯穆斯林是很会经商的。他们的足迹可谓遍及于天下。穆斯林还有一个朝觐制度。他们即使耗资巨大，经历险阻，也要前往麦加朝觐。这也使他们要开拓各种道路，不也就是开拓了商路（丝绸之路）了吗？
由于穆斯林朝觐制度和国际交往的开展，穆斯林的朝觐者、出使者和商人们经行的范围也就日益广阔。向东，经陆路和水路可到达中国；向南，可到达非洲的南端，向北，经中亚和里海可到达俄国；向西，可到达大西洋的沿岸。十世纪末的地理书《世界境域志》提到，在公元821年，阿拉伯旅行家塔明姆曾东游到了九姓古思人的地区。（见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002页，序言），阿拉伯旅行家之到达九姓古思人的地区，被作为难能的事件而被特别记录下来，就说明当时从中亚西亚东去的道路是充满艰难险阻的。
这种商路险阻以至断绝的状况，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在中国，唐朝在751年败于怛拉斯战役以后，又于755年发生安史之乱。为了平乱，唐朝将其戍守西域的军队全部撤回。763年，吐蕃又攻陷河湟，并一度短期攻陷长安。这就使丝绸之路为之阻断，东西交通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几乎成为不可能。吐蕃既强大，乃进攻西域，企图夺取小勃律以图四镇。曾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则居功骄傲，暴横为虐。帮助唐朝镇压黄巢的沙陀，乘乱发展自己的势力，建立后晋，后唐和后汉。相继形成五代十国分立的局面。之后宋朝虽实现统一，结束了这种分裂，但仍是孱弱无能，北有辽、金与之对峙，西有吐蕃、党项、西夏、畏兀儿各自割据一方。在中亚，也是地方王朝林立，萨曼王朝由盛到衰，伊斯兰的喀拉汗王朝内乱不宁。十二世纪中叶，西辽征服中亚，但仍与花剌子模敌对，互相交战。上述这些状况，要到蒙古征服中亚、西亚，统一中国，使中西交通畅通，丝绸之路才得重新出现其往日的繁荣。
总之，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虽几度繁荣几度衰落，其对构建中西交通、发展中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沟通中外文化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中国已不同于以往，故能提出远胜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宏伟设想。也有实现这一设想的政治经济实力。（作者为我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