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事功成就的文化积淀与学术涵养探究】刘少虎2014年4期总98
2015-01-03 17:04:26   来源：   评论：0 点击：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 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並称“晚清四大名臣”。左宗棠因抗击西方列强侵略而被誉为“民族英雄”。
左宗棠自幼家习儒家经传，十九岁求学于湖南名儒贺熙龄，一年后乡试中榜，后投身仕途，官居兵部郎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严守御“外患”与除“内忧”的忠君爱民思想，精心求学，积极探求“上慰宸辰，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时匡世”的途径；先后参与和指挥了围剿太平军、陕甘捻军及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清史稿·左宗棠传》评价：“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更有时人评价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然而，左宗棠如此辉煌之事功与业绩，乃是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为依托而建立的。
 
一、“恪以程朱为宗”的学术旨趣
 
受晚清湘学传统的影响，左宗棠服膺宋学，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尊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而对汉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他指出：“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窥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匙，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之膏盲，而一以朱子为归”，以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1]并达到“入宋儒之堂奥”[2] 的目标。 
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受到了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被“诱以义理经世之学”，故左宗棠在书院潜心“寻绎汉宋儒先遗书”[3]，继承和发挥程朱义理之学，奠定了他修、齐、治、平的基础。
第一，承袭程朱理学的理气思想，形成其文治武功的世界观。左宗棠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法相通。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4] 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
第二，主张去人情之逸乐，维护天理的理气观。左宗棠认为：“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5]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提出“性受于天”的性理学说。左宗棠把性与道联系起来，认为：“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显然，这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还说：“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6] 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 
第四，特别注重“涵养须用敬”的修身方法。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7] 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穷理而致知。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8]
第五，提出灭利取义的义利观。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左宗棠在青壮年居家时期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义利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十分痛恨那种见利忘义之人，不过，他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利益追求。他认为道光末年的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不过名与利，而实际上“唯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人们大都“徇私灭公，适己自便”。而在求利的手段上，“以其廉耻易之而已” [9]，因此，在世风日下，运气日衰。为了拯救时弊，昌明“天理”，左宗棠再三强调灭利取义的重要性，要求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必须“衷诸义”，以利中之义，私中之公为转移。
 
二、“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的学术特色
 
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经致用，讲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之“经邦济世”，讲求实事求是，“经世”，用《左传》和《周礼》的话来说，就是“经国家”、“经邦国”。其基本内涵包括积极入世、直面社会的人生价值取向，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并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和表现路径。这不仅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最重要的内涵特征。左宗棠的治学充满了显著的经世致用特色。
科举考试失败后，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春榜即放，点检南归，睹实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得乎。”[10]当时的左宗棠不过22岁，此后一直致力于地理学、军事学和农学等经世致用之学研究。
　　左宗棠18岁时，对地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曾购得顾祖禹《方舆纪要》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水道提纲》等书，进行了潜心细致的研究。由于时代变迁，过去地理记载与图籍错误甚多，他决心重绘一套新的全国地图，为此夜以继日绘制全国省府地图，历史变革、古今变迁由明至元、宋，上溯“禹贡”九州。事繁工细，精益求精，左宗棠先绘出草图，再由心灵手巧的妻子周诒端绘成正图，一年努力终于完成。贺熙龄称他“六朝花月毫端掃，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得古人情”[11]。左宗棠也不无自信：“季高近弃辞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12]。后来他在陶府当塾师，又将《图书集成》中康熙舆图及乾隆内府舆图进行对照，纠正早年绘图的错误，可见左宗棠在地理学上所下功夫之深。
　　第二门是军事学。左宗棠在研究地理的同时重视军事知识的研究与积累，把学习地理与军事紧密结合起来。读顾氏《方舆纪要》“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对《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也指出有考证疏略和不足之处，却认为此书“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源叹顾亭林在军事地理学上多言攻而少言守，左宗棠却说“山川形势，攻守随时局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而可通也”[13]。这些独到见解在他后来的军事实践中得到证明。左宗棠认为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统帅临战的指挥才能，同时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外交综合实力，因此在备战中注意选将、练兵、筹饷、战略、战术各方面。如新疆用兵时采取“缓进急战”方针，保证了战争的胜利，是近代史上谋略胆识兼备的卓越军事家。左宗棠多次不无得意地说：“历古以来，戎马书生，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如宗棠者也。”[14] 左宗棠年轻时就把地理学与军事学结合研究，功底深厚，为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众多中兴名臣所不能及。
　　第三门学问即农学。左宗棠曾经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训，有善策还是耕田。”可知他极重农业。三次会试失败便绝意科举，在《与谭文卿中丞书》中云：“弟自戊戍罢第归来，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15] 研究古代区种之法，著《广区田图说》。道光二十三年(1843)拿出多年教书积蓄白银900两，在湘阴县东乡柳家冲买田70亩并建成农庄，自书其门额曰“柳庄”。次年举家从湘潭迁回湘阴，自号“湘上农人”，开始经营农业。他采用古时区种之法指导农作物栽培，栽种水稻、茶、桑、竹等作物，以尽地利。因种植、管理得法，收获颇丰，仅茶叶收入不到两年就缴清了全部课税。他写信说：“耕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出茁，流水淙淙，时鸟变声，草心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妻周诒端亦作诗：“清时贤俊无遗逸，今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16] 他安于农耕，乐于田园风光，准备作长期打算，躬耕垄亩，不求闻达；但也自视甚高，以孔明自居，怀才待时而动。他整理农学研究加上实践积累的经验，拟著《朴存阁农书》传世。
　　这些实用之学对左宗棠一生影响很大。后来他所到之处，关心民生疾苦，重视农业恢复生产，植树修路，兴修水利，广施惠政。
 
三、“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洋务思想
 
第一，直接继承了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
左宗棠对《海国图志》赞叹不已，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17] 他还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18]，光绪元年（1875 年），魏源族孙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焘重新刊刻《海国图志》，请左宗棠为是书作序。左基于对魏源的崇敬心理，在“序”中写道：“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诸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他还认为自己在同治年间即实践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而左宗棠能对《海国图志》备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有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他从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等“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对《海国图志》“以西人谈西事”的追求，标志着他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在不断深化。
第二，左宗棠深刻阐述了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有能傲以无也。”他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大势的事实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人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巧妙地对所谓本末观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他指出创办船政局，雇佣外国员匠教造轮船，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防海必须使用海船，而过去乃至目前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揖无法与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俄国、美国等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
第三，左宗棠进一步发挥“中体西用”的理论
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传统的“道器”、“本末”、“体用”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左宗棠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接着强调指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顾”，“明体达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 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 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左宗棠还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
综上所述，左宗棠渴望通过“内圣”以达到“外王”的目的，他研读经史，信奉程朱理学，主张经世致用与向西方学习。其实，左宗棠曾说，他“不为名儒，即为名将”，展示出其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表明他是怀有成就“名儒”抱负的。他还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也说明他把自己纳入通儒学的文化人圈内。左宗棠从幼年起便诵读《论语》、《孟子》，兼读《大注》，青少年时代一面学制艺，应科举，一面研学经世有用之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他对儒家学说尊崇备至，表示要“纳轨躬儒行”，强调“儒术盛而世教修”。他尤其重视程朱理学，决心“恪以程朱为宗”，将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通经致用”发扬光大，反复强调“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实学，主张“实事求是”。因左宗棠所处时代的缘由，西学东渐的风风雨雨已对中国原有的以儒学独尊于思想文化界的结构予以冲击，左宗棠很快适应了新的文化氛围，反对当时居正统地位的“严夷夏之大防”，视西学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思想，承继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新型文化观。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注  释：
[1][4][6][9][1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
[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7年版。
[3][10][13] [15]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
[5]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光绪十六年刊本。
[7]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8]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光绪十六年刊本。
[11] 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12] 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诗》，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14] 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
[17]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Ｏ，光绪十六年刊本。
[18]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光绪十六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