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花  1985年11月30日，长沙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确定杜鹃花为长沙市市花的《决定》。杜鹃花是中国著名的传统名花之一，属常绿或落叶灌木，适于酸性土壤，喜阴湿，易栽培，适合庭院和家庭盆栽。其植株低矮，姿态自然，花朵茂密，色彩丰富，品种繁多。杜鹃花在长沙市栽培历史悠久，遍及城乡。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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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顺2024年10月14日更新

长沙的新闻报刊，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二十四年（1898）先后创办的《湘学报》《湘报》。清末民国时期的主要报刊有《湖南官报》、《长沙日报》、《大公报》、《湖南通俗报》、《中央日报》《国民日报》《湘江评论》《红军日报》《力报》《实践晚报》等。至1949年，长沙先后共出版过400多种新闻报刊（其中报纸280多种，时事政论期刊130多种），占湖南省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主要报刊则90％以上集中在长沙。

1949年8月15日，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中央日报》和《国民日报》后，创办《新湖南报》，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9月，《大众晚报》出版。1950～1956年，《湖南工人报》、《湖南青年报》、《湖南妇女报）先后问世。1956年7月1日，《长沙日报》出版发行，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报。有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办了报纸。1961年，《长沙日报》改为《长沙晚报》，知识性、趣味性稿件增多，晚报特点开始显露，但在“文革”期间，报社多次受到冲击，报纸几次被迫停刊或改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地区的新闻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除《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两家党委机关报外，各种类型的报纸不断创刊或复刊，到1995年，长沙地区共有公开发行的报刊40余家，内部报纸20余家，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报业结构。

驻长的中央新闻单位有新华社湖南分社，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33家报社的驻长记者站。

广播电视

长沙最早的广播电台是湖南广播电台，它于1934年5月开始播音，当时设备简陋，只能覆盖长沙市区。1937年5月筹建长沙广播电台，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后停播。长沙解放前夕，湖南广播电台西撤，市内无广播电台。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的广播电视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949年11月，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始称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翌年，分两台（省、市）播出，二台对长沙市广播，称市台。随后，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及内四区先后建立广播站，1958年，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城市和农村广播网络形成。1970年建立湖南电视台，全市都能看到电视节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广播电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4年底，建成长沙电视台，次年5月正式播出。1989年4月，长沙教育电视台正式播出。90年代以后，省、市有线电视台先后播出，有区、县广播站（台）9个，电视差转台10余个。加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台，长沙地区广播和电视的覆盖率分别达到95％和98％以上，广播电视节目日益丰富多采，收看收听节目，已成为千家万户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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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

长沙近代文化事业始于清末的维新运动。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第一座官绅合办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民国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缓慢。1949年，市区有通俗教育馆和中山图书馆各1个，有剧院、电影院8家；京剧、湘剧、花鼓戏演出团体7家；私人书店200余家。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不断发展。1950～1995年，先后建立的文化事业单位有群众艺术馆和区、县文化馆11个；街道和乡镇文化站、文化中心、文化室400多个；博物馆3个；档案馆12个；展览馆1个：公共图书馆7个；在市区新建改建的剧院、电影院27个；新建工人文化宫4个；青少年宫、少年之家6个；此外，一些行业和企事业单位还建有俱乐部。这些文化设施，为全市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长沙市有群众业余文艺组织122个。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采。有文化部门组织的全市文艺会演和专场文艺晚会；有街道和行业组织的文艺表演和歌咏比赛；有节日期间民间的传统文娱活动。大型文化活动“长沙之夏”，从1980年以来，已举办15届，内容包括综合性文艺演出、游园活动、科普体育活动。其中第三届盛况空前，参加活动人数达72万人次。绚丽多彩的长沙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次，1987年首届最为热烈，全市设活动场所100多处，参加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达1.9万人。

长沙市有专业文艺团体15个，其中京剧1个，湘剧2个，花鼓戏6个，歌剧2个，木偶皮影1个，曲艺2个，杂技1个，共有人员1000余人。这些剧团除在市内演出外，还经常下乡下厂或巡回演出。省花鼓剧院曾应邀赴美国演出传统戏《刘海戏金蟾》，获得圆满成功。木偶皮影艺术团曾赴苏联、法国等10多个国家演出，并两次参加国际木偶节，享有盛誉。为了提高专业文艺队伍的演出水平，市文化部门从1951年以来共举办戏剧会演、调演、观摩演出、评比演出30多次；还组织各剧团参加全省和全国会演、调演20多次。在这些演出中，有不少剧目和演员获奖。

长沙电影放映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黑白短片。民国初年，黑白故事片传入长沙。至1949年8月，市区有电影院8家。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事业发展迅速。至1987年，全市拥有放映单位820家，其中市区专业电影院27家，座位2.6万个，农村放映队524个。1988年后，电影放映呈下降趋势。在影片发行和制作方面，1959年成立长沙影片发行公司，负责长沙地区影片发行工作。1957年筹建湖南电影制片厂（1958年改名潇湘），以生产故事片为主，至1995年，先后拍制过《湘西剿匪记》、《一个女人的命运》等20多部影片。

长沙图书出版始于宋代的雕板刻书，清末至民国初期，石印铅印兴起，先后成立了湖南书局、思贤书局、传忠书局，出版和经营图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迁到长沙，长沙出版业出现短暂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图书出版事业不断发展，至1995年，全市有湖南、科技、文艺、美术、教育、少年儿童等综合性或专业性出版社10多家。

长沙书肄亦始于宋代。清末，书店发展到22家，民国时期，发展到220家，南阳街有“书店一条街”之称。其中开明、求知、中华等书店比较著名。新中国成立后，省市新华书店相继成立，私人书店一部分停业，一部分转业，一部分通过改造纳入新华书店。至1995年，全市新华书店营业网点已扩大到100多个，其中五一路门市部、袁家岭门市部和外文书店，都是现代化的大型书店。还有黄泥街书市和全市的个体书摊，发展也很迅速。

文学艺术

长沙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自屈贾以来，李邕、欧阳询、杜甫、刘禹锡、怀素、朱熹、张栻、李东阳、袁枚、何绍基、王先谦、王闿运等一大批文化名人都在这里活动过，留下了不朽的佳作。仅古典诗词，散见于史籍的就有近5000首。至近代，长沙是新文化运动启蒙最早的地方之一。五四运动后，长沙出版的进步刊物有10多种，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想最力。在此期间，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萧三、成仿吾、欧阳予情、田汉等人在长沙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音乐家张曙、吕骥，剧作家董每戡、黄芝冈，诗人王亚平、力扬、常任侠、孙望，都在这里进行过创作或演出活动。文化名人郭沫若、田汉为首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曾创作和上演一批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新剧。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斗争，文学家王西彦、谭丕谟、端木蕻良和作曲家宋杨创作了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和革命歌曲。

1949年12月，成立长沙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1958年市文联正式成立，并先后成立戏剧、文学、音乐、美术、民间文艺研究、曲艺、舞蹈、摄影、诗词等9个协会。40多年来，市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取得一批成果，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如莫应丰长篇小说《将军吟》获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在全国引起重视，何立伟短篇小说《百色鸟》获全国短篇小说奖。音乐、戏剧、美术等方面的创作，也有很大收获。如湘剧新创作的剧目有《打猎回书》、《追鱼记）、《园丁之歌》等；花鼓戏新创作的剧目有《双送粮》、《刘海砍樵》、《打铜锣》、《补锅》等；音乐新作有《天上太阳红彤彤》、《浏阳河》等。此外，长沙还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美术家、书法篆刻家、摄影家，如周昭怡、李立、史穆、胡六皆、吴宗严、张黎明等。

文物名胜

长沙市是楚汉名城，近代革命发源地之一，文物名胜，甲于三湘。全市共有文物保护单位96处，属于国家级和省级的就有50处。其中有的毁于战火，经市人民政府历年修葺或重建的有23处。

市区山川佳丽，环境幽美。岳麓山屏立于西，山上古木参天，林深谷静，集儒佛道文化于一山，融人文胜迹和自然景观于一体。建于西晋的麓山寺，是“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建于北宋的岳麓书院，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有“潇湘洙泗”之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山顶云麓宫，是道家“七十二洞天福地”之一，有“西南云气来衡岳”的气势。山谷爱晚亭，是全国四大名亭之一，有“霜叶红如二月花”之美。还有禹王碑、三绝碑、白鹤泉、飞来钟等古迹，有黄兴、蔡锷等名人墓葬，使名山更加生色增辉。市区中心，湘江缓缓穿过，橘子洲纵卧江心，洲头是毛主席当年“中流击水”之处；沿江东岸，已建成十里风光带。天心阁高耸城南，古垣尚留一角。开福寺建于五代，旧时风貌犹存。此外，屈子祠庙、贾谊故宅、定王台榭，仍有史迹可寻，白沙古井，涌泉至今不息。

长沙有近现代革命史迹的遗址旧址近30处，其中著名的有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新民学会旧址、自修大学旧址、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革命领袖人物的故居也很多，著名的有黄兴故居、刘少奇故居。

长沙文物遗存丰富，已发现的有距今20万年前的旧石器多件，春秋战国前遗址96处。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300件，其中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是商代的铜器精品；已发掘的3000多座楚墓，出土文物更多，其中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钢剑，把中国碳钢出现时间由战国晚期前推到春秋末叶；还出土一枝毛笔，推翻秦代蒙恬造笔之说。尤以汉墓出土文物最为珍贵。其中马王堆1、2、3号汉墓所出土之女尸（轪侯利苍之妻），栩栩如生，曾轰动全国。其随葬品有帛书、地图、乐器、漆品、纺织品、食物等3000余件，其中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被称为中国古代纺织品之最。至如魏晋以后的文物，数量亦多，如唐代铜官窑遗址，就出土各种瓷器1900多件，这些出土文物，都由省市博物馆珍藏。

1996年10月17日，在长沙市区走马楼一建筑工地古井内发现的吴国纪年简牍，数量达17万余片，记载100多万字，超过了中国以前发现简牍的总和。这批内容丰富、形制特别的简牍涉及三国时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诸方面，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交往和经济关系等等。这个大发现，可大大增补史料之阙，必定会让史学家重新改写三国孙吴的历史。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喻伟超认为，这次吴简的发现，是史无前例的，完全有资格与甲骨文、西北地区屯戍简牍、敦煌藏经阁、清朝内阁档案相提并论，将形成学术学科分支，成为国际学术界相关学者的研究课题。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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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长沙解放时，市区有公私医疗卫生机构27个，其中外国教会医院4所，公立医院4所，其余为私立医院和诊所。共有病床812张，医务人员1163人。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医疗机构的建设，全市已逐步形成综合医院、各种专科医院、厂矿职工医院（保健站）、城乡基层卫生院组成的医疗网。至1995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1100个，其中医院205个；医疗病床数21378张；卫生技术人员2.75万人，其中医生1.21万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3.12张，医生2.22人。其中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综合医院有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三医院、省人民医院，市立一、二、三、四医院；专科医院有省肿瘤医院、省精神病院、省结核病疗养院、市口腔医院和省儿童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163医院、366医院也设在长沙。另外，还有长沙急救中心、市中心血站等。

长沙中医事业源远流长。东汉末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明代杨溥及其《用药珍珠囊》，均对长沙中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先后创办50所中医院（社）。长沙解放前夕，中医事业陷入困境，市内仅余一所全省唯一的省立中医院，床位20张，职工20余人。长沙解放后，1951年11月，组成大众中医联合诊所。1957年3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在长沙成立，为全省中医药研究中心。1958年7月，由8家中西医联合诊所合并成立以中医伤、痔科为主的长沙市南区联合医院（今市立张仲景中医院）。1960年，成立湖南中医学院。1961年，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长沙开业，为全省第一所中医教学医院。1965年全市有中医251人。同时，中西医结合也得到发展。1955年8月，长沙市立医院率先开设中医门诊。随后，一些综合性医院都设立中医科（部），一些专业医院也都进行中西医结合的诊治研究。有的中医院引进现代医疗设备，中医院功能得到扩大。

长沙的卫生防疫机构都是解放后建立的。1950年2月成立市防疫委员会，1952年改组为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与此同时，各区、县都建立卫生防疫机构，组织大规模预防接种和群防群治工作，迅速控制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及地方病，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下半年起，天花在长沙绝迹，长沙成为全省最早消灭天花的地区。随后，白喉、百日咳、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等传染病，也已基本消灭或得到有效控制。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逐年下降。1988年，长沙市成为全省第一个灭鼠先进市（灭鼠工作达国家标准）。1994年，对长沙地区危害较大的血吸虫患病率下降到2％，全市宣布消灭血吸虫病。

民国时期，长沙的妇幼保健机构规模小，设备简陋，因而至解放前夕，长沙婴儿死亡率为20％，新生儿死亡率为60％，孕产妇死亡率为68.51/万。解放后，长沙各级普设妇幼保健机构，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全面加强孕产妇和婴幼儿的保健工作，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至1995年，全市有妇幼保健院2所，妇幼保健所9所，儿童医院1所，各综合性医院均设有儿科和妇科。婴儿死亡率降为2.5％，孕产妇死亡率降为29.55/10万。

体育

1840年以前，长沙的强身健体活动主要有武术、导引、蹴鞠、舞龙舞狮、龙舟竞渡、棋类等项。1913年，长沙始传入田径、篮球、足球等近代体育项目。1920年，成立长沙体育会。但民国时期，长沙有组织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极少，至何健主湘时，竞技体育才有发展。

新中国时期，长沙城乡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1951年成立长沙市体育会，1954年成立长沙市体育运动委员会。1956年，全市建立各级基层体协组织286个。60年代，累计有11万余人参加射击、摩托车、航空航海模型和军事野营等项运动。80年代以后，体育运动进入面广人多的蓬勃发展阶段，学生、职工、居民、农民体育活动都相应发展。至1995年，全市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中小学有3000多所，平均达标率为92.8％。省市体育传统学校、试点学校已发展到54所，开展的项目有田径、体操等9项。职工体育深入发展，1986年有近20万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农村体育和街道居民体育活动亦很活跃。1987年长沙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地区。1995年，全市参加各类健身活动的人数，占全市总人口的50％以上。

长沙的竞技体育在省内多居领先地位。清末至民国时期，共举行17届全省运动会，其中第七、八两届，长沙获田径、游泳、排球、网球第一名。新中国成立后，1959～1996年先后举行的第一至第八届省运会，长沙市代表团8次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其中在第八届省运会会上共获金牌79.5枚，银牌67枚，铜牌62.5枚。1959～1987年举行的第一至第六届全运会，长沙获金牌8枚。1974～1990年的第七至第十一届亚运会，长沙市共获17枚金牌、7枚银牌。1986年第十届亚运会上，女子体操选手陈翠婷获3枚金牌，马英获2枚金牌。女子射击选手文芝芳曾12次（包括6次团体）获得全国手枪射击冠军，于1986年以387环成绩平女子气手枪世界纪录。女子体操选手陆莉在第25届奥运会获高低杠金牌和平衡木银牌，跳水选手熊倪在第24届奥运会获男子跳台跳水银牌、在第26届奥运会上获男子跳板跳水金牌，为湖南省写下了在奥运会获金、银牌的纪录。在1996年5月举行的全国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上，长沙运动员朱伟明、郭洋、董启明共获7枚金牌、1枚银牌，并打破2项世界纪录。至1991年，长沙市共有专业运动员8300余名，其中国际级运动健将6名，国家级运动健将70余名；等级裁判员2746人，等级教练员近80人。

在体育设施方面，1949年以前，长沙地区仅有公共体育场4个，而且设施简陋。1950～1995年，全地区共新建、改建大型体育场（馆）30多个。1987年10月完工的贺龙体育场，是全国第一座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体育场，也是当时全国第三座大型体育场，可容纳观众5.5余人。贺龙体育馆、省体育馆、长沙体育馆以及各大学的体育场，设施都比较先进。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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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历为湖南省教育较发达的地区。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谭嗣同等创建的湖南时务学堂，开省内新学之先河。之后，长沙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至1949年底，市区有全日制高等学校2所，在校学生2685人；中级职业学校16所；普通中学45所，小学173所，在校中小学生共395万人，另有幼稚园7所。全市文盲占人口总数的26％。新中国成立后，长沙的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学校成倍增加，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经过40多年的努力，教育已取得辉煌的成就。1995年，长沙地区有各类学校3587所，在校学生106万余人，教职工8万余人。

长沙的普通高等教育远溯至北宋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近代高等教育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省城大学堂。至解放前夕，长沙公私立高等学校有国立湖南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省立克强学院、私立民国大学和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等5所。新中国时期，长沙高等教育发展迅速。1949年底，对原有大专院校进行调整，将克强、民国、音专合并到湖南大学。其时，湖大和湘雅两所高校在校学生2685人，教职工1357人。1951年3月，新建湖南农学院。1952年12月，全市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建中南矿冶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1960年，建立长沙铁道学院和湖南中医学院。至1966年7月，长沙高等学校发展到8所，在校学生18792人，教职工8330人。197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迁来长沙，改名长沙工学院（后改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新建一批高等学校，如长沙交通学院（1973）、湖南财经学院（1978）、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1983）等。至1995年，全市已有高等学校20所（不包括军事院校），在全国30个大城市中，居第11位，在校学生64866人，教职工18222人。其中，理工类7所，农业类1所，医学类3所，师范类3所，财经类4所，公安类1所，综合类1所。另有短期职业院校2所。全市高等院校中，属中央各部委办的有8所；省属各厅（局）办的11所；属长沙市办的1所。全市高等院校共有教授960人，副教授3290人，讲师7835人。有硕士授权点185个，博士授权点51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是全国重点高校。另外国防科大是全国首批成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等院校之一，也是国家首批享有进出口权的少数几个高等院校之一，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40个。50兆赫的“银河—Ⅱ”10亿次巨型通用并行计算机是该校研制成功的。

长沙最早的中学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的明德学堂。随后相继办起长沙府中学堂（1904）和周南女学堂（1905）。最早的小学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立的明耻小学堂。民国时期，长沙私立中小学之多与国内同等城市相比，“推全国之最”。当时，长沙公办中小学很少。至1949年底，全地区有普通中学45所，在校学生1.1万人，教职工1239人；小学173所，在校小学生2.85万人，教职工7810人。新中国时期，中学不断增加。1953年，全市所有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办。教育投入逐年增加，新建和改建一批学校，教师队伍不断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至1995年，全市共有普通中学391所，在校学生284050人，教职工22231人，其中专任教师17668人；小学3014所，在校学生62.37万人，教职工28282人，其中专任教师26595人，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0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农村为90％，城区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农村为60％，城区为95.5％；残疾儿童入学率为86％。长沙地区有6个县（区）被国家教委认定为“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双基合格县，占全省17个“合格县”三分之一强。

长沙中等职业教育（含师范），于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先后开办，禹之谟首建农务工艺学堂，再建湖南师范馆。民国时期，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到17所，其中工业4所，农业2所，缝纫4所，护士4所，艺术、文书、商业各1所。新中国时期，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迅速，已形成多门类、多专业，有较高技术的一个教育门类。至1995年，全市城乡共有工业、商业、金融、卫生、体育等各类中等专业学校47所，在校学生56587人，教职工6824人；技工学校34所，在校学生12575人，教职工2416人；农业职业学校77所，在校学生21064人，教职工2143人。

长沙学前教育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巡抚端方批办的湖南官立蒙养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朱剑凡创周氏家垫附设幼稚生组。民国时期，幼儿园有所发展。解放前夕，城区有私立成智、益湘、幼幼、启智、一成、心心和小雅7所幼稚园。新中国时期，幼儿教育受到重视，已形成机关办、企事业办、街道办、私人办等多种体制，有全托、日托等方式。1995年，全市共有各类幼儿园785所（城区312所），在园幼儿13.21万人（城区2.58万人），教职工7500人，其中专任教师4909人，保育员1186人。

长沙的成人教育始于民国初期。1915年，省警察厅办贫民半日学校，但未获得发展。全市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而文盲入学率仅占文盲总数的3.1％。长沙解放后，成人教育逐步发展。在扫除文盲方面，采取办各类夜校的办法，组织文盲、半文盲识字，通过持续不断地努力，1980年秋，省工农教育委员会认定长沙市为“无文盲市”，城、郊青壮年（15-40周岁）非文盲率为98％。在提高职工文化水平方面，采取办各类业余学校的办法，组织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和工人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至1995年，全市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发展到675所，其中高等学校20所，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73所，职工学校97所，乡（镇）农业学校216所，社会力量办学218所，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连续9年名列全省第一，在籍学员累计7万余人。全市的自学考试形成一个中专、大专、本科齐全和文、理、工、医、农兼备，长线、短线（应用型专业）并举的多层次、多学科、多功能的网络体系，为科教兴湘、兴市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专门技术人才。

此外，长沙特种教育机构现有盲聋哑学校1所，其前身为瞽女院（1908年由德国传教士顾蒙恩创办）和导盲学校（1916年由盲人刘先骥创立），1952年10月，两校合并为市盲聋哑学校。至1990年，该校共毕业盲生39班，525人；哑生50班，700人。该校体育运动尤为突出，学校代表队曾4次参加省盲人、聋哑人、伤残人体育运动会，获得单项个人第一名66次，在全国伤残人运动会上也获得良好成绩。1995年，该校有学生232人，教职工104人。

科技

长沙最早的科研机构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北门外先农坛设立的农务试验场，从事蚕桑改良及农技人员培训工作。民国时期，长沙先后建立科研机构9所，它们是：湖南农事试验场（1912）、湖南茶叶讲习所（1917）、湖南第一农事试验场（1929）、湖南棉业试验场（1929）、湖南农业改进所（1938）、长沙县农业推广所（1942）、湖南地质调查所（1927）、湖南工业研究所（1933）、湖南矿产化验所（1946）。1949年，只余农业改进、地质调查、矿产化验3个研究所，专业科研人员约200人。其时，全市自然科技人员1761人，其中工科293人、医科509人、理科207人、农科152人。

新中国时期，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学技术日益进步。1949～1957年，在长沙先后建立省、市科研机构20所。这一时期，全市科技人员还获得不少科技成果。1951年，湖南农学院教授李凤荪《中国经济昆虫学》出版，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实用的昆虫学著作。1953年，长沙机床厂试制成仿苏7417型插床，定型为B516，为全国首台定型标准插床。1954年，中南矿冶学院陈国达开展地洼学说的研究，发展为以中国为起源的一个国际性地质学派，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1955年，全市有效地制止了鼠疫、霍乱的传播。

1958年4月长沙市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全市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至1965年，在长科研单位发展到39个，科研人员2541人，全市工业、农业、医药、城建等方面共取得科研成果200余项。“文化大革命”初期，科研工作受到冲击，科研机构一度瘫痪，人员下放。1969～1974年，科研机构发展到54个，科研人员近5000人，取得科技成果上千项，如《齐次可列马尔可夫过程的研究》、《水稻雄性不育花粉败育的细胞学研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专集等。1978年以后，长沙的科技工作开辟了新局面。至1987年，长沙共有科研单位89个，其中市属14个，省属65个，中央部属10个。全市自然科学技术人员7.34万人。其中获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有1860人。有一批成果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如袁隆平等的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侯振挺的《Q过程的唯一性准则》获英国戴维逊奖，国防科技大学研制出银河10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湖南医科大学首创国内试管婴儿，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中国首台神经网络控制机器人手眼系统，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991～1995年，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到21万人，其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4.4万余人，全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75人。这一时期，共取得科研成果1200多项，其中300多项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400多项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进步奖。农业开发的新品种、新项目282个，工业开发新产品上千项，其中20项获国家优质奖，220项获省优秀新产品奖。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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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顺2024年10月14日更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经过40多年的努力，经济实力已大大加强。工农业总产值按不变价计算，1949年为2.28亿元，1985年达60.29亿元，1990年达159.49亿元，1995年达364.24亿元，年均递增率为10.5％，其中八五计划期间年均递增17.9％。实现了提前两年翻两番的目标。

长沙经济结构，按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其中第一产业57.57亿元，占18％；第二产业137.43亿元，占41％；第三产业137.4亿元，占41％。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180.42亿元，占44％；轻工业227.58亿元，占56％。在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主要是种植业）42.65亿元，占49.2％；林业2.9亿元，占3.5％；畜牧水产业41.28亿元，占47.3％。

长沙经济在全省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区是全省的工业生产基地和贸易、金融中心，农村地区是全省粮食、生猪生产基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320亿元，占全省的16％；工业总产值408亿元，占全省的17％；商品零售额159亿元，占全省的13％；税收46.7亿元，占全省的36％。银行储蓄余额240亿元，占全省的27％。城市居民人均收入4279元，农村农民人均收入1737元，在全省居领先地位。在全国32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城市综合实力居第八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居第三位。

工业

长沙历史上手工业比较发达，是全国八大手工业城市之一。19世纪末，近代工业开始萌芽，但发展十分缓慢。民国时期，工业基础薄弱。1949年，工业资本549万元，占工商业资本的21％。较大的工厂只有裕湘纱厂、长沙电厂、长沙炼锌厂等8家，全市工业职工4.3万人，工业总产值6548万元，其中轻工业占86％，重工业占14％。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一五”计划期间，新建湖南日用化工厂、建湘瓷厂、建湘搪瓷厂等69个企业，1957年工业产值达5亿元。“二五”计划期间，开辟了南郊和北郊工业区，全市工厂增加到1739个，工业产值增加到7.4亿元。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发展受到干扰。直到8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工业才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至1995年，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43521家。在乡以上3831家工业企业中，全民所有制650家，集体所有制2868家，其他成份313家；重工业1933家，轻工业1898家；大型企业41家，中型75家，小型3715家。1995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8.4899亿元，工业职工人数353370人。工业总产值408亿元，其中国营工业138.3亿元，占33.9％；集体工业109.7亿元，占26.9％；外资、合资、私营工业160亿元，占39.2％；重工业180.4亿元，占45％，轻工业227.6亿元，占55％。在大型企业中，产值过亿元的有18家，其中长沙卷烟厂的19.8亿元，中意电冰箱厂6.7亿元，长沙摩托车厂6.8亿元。

长沙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按40个工业大类分，除石油天然气开发外，其它39个大类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按211个中类分，长沙具有60％的生产门类。特别是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化工、建材、医药等行业，在全省同行业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全市工业产品达3000多种，有一批名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比较畅销。如湘绣、烟花、瓷器等传统产品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机床、汽车电器、水泵、风机、内燃机配件、变压器、发电机、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走俏于国内市场。轻工业产品，占全省轻工产品的20％左右。

乡镇工业的崛起，已成为全市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1995年全市乡镇工业达8万多个，从业人数50万人，总产值17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其中果园汽车改装厂，年产农用轻便汽车达1万台，产值近3亿元。

农业

1995年，长沙农村地区辖127乡镇，3091村，农业人口409.84万人，其中劳动力226.22万人。耕地面积364.8万亩，养殖水面42.67万亩，山林面积916.5万亩。

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地区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副业次之，由于受土地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粮食总产量为7.43亿公斤，亩产149.5公斤，生猪饲养58.41万头，农户户均1.04头，农业总产值3.35亿元，户均收入570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对发展农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先后实行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和农业机械化的建设。1995年，全地区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库684座，总容量82650万立方米，加上抽水机站和塘坝等水利设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33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48万亩；修建1000亩以上堤70处，防护总面积79.5万亩。农业机械化总动力153.67万千瓦，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17006台，耕整机37200台，机械化耕作面积350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50％。农用汽车11386台，排灌机械75872台，水泵79196台，脱粒机械75414台，农产品加工机械144200台。在推广农业科技方面，各个乡建立了科技服务网络，使科学种田、科学养猪得到普遍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方面，全市农村劳力从事农业的占68％，从事非农业的占34％，农村社会总产值332.65亿元，其中农业产值86.76亿元，占26.1％。非农业产值245.89亿元，占73.9％。

长沙地区粮、猪生产具有传统的优势，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1995年，粮食总产量24.48亿公斤。出栏肥猪592万头，出笼家禽1084万羽，产蛋品30281吨，鲜鱼61664吨，茶叶5887吨，水果22177吨，牛奶4983吨。农产品商品率达58.8％。

长沙市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农村经济的强大支柱。1995年，全市农村乡镇企业148719个，其中乡办2046个，村办5576个，村以下办74925个。总人数838000余人，总产值326.8亿元，其中农业企业1.848亿元；工业企业170.1亿元；建筑业67.97亿元；运输业25亿元；商业和饮食服务业61.85亿元。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纯收入人平达1737元，农村建新房、购家用电器、购农业机具的日益增加。

商业

长沙是长江以南的重要商埠，是全省的商业中心。唐代，铜官彩陶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波斯湾的一些国家，茶叶、苎麻等农产品贸易亦很活跃。清代中叶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4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商业更加繁荣。其时，外商将洋货大批输入长沙，年进口洋货达200多万关平两，长沙批发商还从上海、广州、天津、汉口购进百货、电料、五金、西药等商品，这些货物除销售长沙外，大多转销省内各城镇。与此同时，滨湖的谷米、湘西的桐油、湘中的农副产品、新化的锑和水口山的铅锌，都以长沙为集散地，有的转销外省，有的转运出口。1924年，外国洋行发展到91家，1934年各类商店发展到14000家，这一时期，长沙市场比较兴旺。抗日期间，长沙遭受“文夕大火”的严重破坏。商店被毁十之八九，直到抗日胜利后才开始复苏。至1949年，全市商店恢复到7770家，商业资本1100万元，从业人员32624余人，商品零售总额为0.96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方面扶植私营商业，一方面建立国营和合作商业。至“一五”计划末期，国营商业已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私营商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商业。至1964年，市区国营商业已发展到156家，经营单位520个；供销合作商业26家，经营单位117个；合作商业223家，经营单位635个；个体商户4961户，商品零售总额近3亿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商业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体制，市场日益繁荣活跃。至1995年，全市商业有批发、零售、饮食服务网点117502个，从业人员439880人，其中国营商业网点5005个，人员103918人；集体商业网点9351个，人员100834人；私营和个体商业网点102592个，人员225885人；其它经济成份的网点193个，人员9243人。全市商品批发总额473亿元，零售总额159.9亿元。

长沙商业设施正在向现代化发展。商厦建设，成就辉煌，已建成的大型商店有中山商业大厦、东塘百货大楼、阿波罗商城、友谊商城、湖南商厦、长沙大厦、北斗星商厦、古盛（原晓园）百货大楼、科星鞋业城、金裕厨具商城、佳源商业城、佳士得商业中心等20余家。其中友谊、中山、东塘、阿波罗等4家，年营业额最高的达6亿余元，最少的3亿余元。

长沙集贸市场发展迅猛，1995年已发展到311个，场地面积123万平方米。按功能分，农贸市场206个，综合市场28个，专业市场77个。按地域分，城区158个，县（郊）153个。在城区市场中，属永久性室内建筑66个，面积42.5万平方米；顶棚建筑44个，面积13万平方米；露天市场48个，占地18万平方米。集市贸易交额达36亿元，占全市商品零售总额22％。最著名的大型市场有东塘交易市场、金苹果服装市场、南湖皮革鞋料市场、井湾子综合市场、五里牌肉食批发市场、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桥东农副产品市场、大西门副食品市场、楚湘街综合市场等15个。其中东塘交易市场，固定摊位1305户，从业人员3800人，年成交额4亿元。新建成的中南机电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机电市场之一，营业面积2.1万平方米，可容纳500家企业入场经营。正在建设的高桥大市场，是全国八个特级大型市场之一。总投资5亿元，规划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现在首期工程16万平方米的交易用房已经竣工，有6000客户已入场经营，其中40％为省外客户。全部建成后，它将成为全省市场的龙头，年成交额可达20亿元以上。

对外经济贸易

1904年长沙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开始发展。开埠当年，长沙关进口洋货198万关平两，至1911年增至642万关平两，为1904年的3倍多。民国时期，外贸业务为洋行所操纵，进口的主要是煤油和日用工业品，出口的主要是矿砂和农副产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对外经济交往少，外贸业务由省经营。出口物资以大米、冻肉和其它农副产品为主，多运销苏联及东欧国家。1972年成立长沙市进出口公司，1980年成立长沙市外贸局，下设9个专业公司。此后，外贸业务由省市两级经营，“六五”计划期间，全市出口商品增加到164种，出口商品收购额为11.33亿元，折算创汇3亿元美元。“七五”至“八五”期间，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对外贸易日益扩大，至1995年，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6.2亿美元，其中进口7.4亿美元，出口18.8亿美元。出超11.4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中，属市级归口管理的外贸企业发展到35家，进出口额为7433万美元，其中出口5250万美元，进口2183万美元。出口货物包括食品土畜、纺织服装、轻工工艺、五金矿产化工、医药保健品、机械电器等6大门类的143种商品。出口地区有美、英、德、日、荷兰、印度、埃及、新加坡、泰国等50个国家。

在招商引资方面，9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六五”期间，全市共利用外资项目21项，总投资1915万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资823万美元。“七五”至“八五”计划期间，制订了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力度。至1995年，全市累计批准“三资”企业1406家，投资总额31.7亿美元，合同外资12.24亿美元，其中632家已投产开业。年产值30亿元，利税总额3.5亿元，出口创汇7000万美元。

在“三资”企业中，最大的项目是长沙曙光电子集团公司和韩国株式会社金星电子社合资经营的金星曙光电子有限公司的彩管工程项目，投资总额11.62亿元，合资比例中方49％，韩方51％，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21英寸和25英寸彩管85-115万只，电子枪组装98支，金属零件96万套，年产值为11亿，利税2.3亿元。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是台湾旺旺食品集团投资2500万美元与湖南华湘进出口公司兴办的合资企业，所生产的旺旺食品系列，深受消费者欢迎。1995年产值达6.75亿元，利润2.55亿元，纳税5443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旅游业

长沙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岳麓山、橘子洲等风景名胜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其中岳麓书院、麓山寺、开福寺、天心阁、爱晚亭等名胜古迹和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等革命纪念地都得到重新修缮。还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和文物修建了陈列馆。近年来，进一步开辟新的旅游资源，修建了宁乡灰汤温泉度假区、浏阳大围山度假区，并正在加紧建设新世纪文化城。

长沙市接待旅客条件不断改善，现有各类旅行社54家，星级宾馆12家，床位1.2万张，旅游涉外定点单位49家。1995年共接待国内游客620万人次，创收28亿元；接待国外游客8.1万人，创外汇1800万美元。

财税金融

长沙市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八五”计划期间，年增长率约20％。1995年财政收入28.75亿元，除上缴外，地方财政实际收入18.92亿元，支出为21.6亿元。市属四县（市）财政收入共计5.3亿元，其中长沙县为1.5亿元，浏阳市为1.5亿元，宁乡1.3亿元，望城0.8亿元。五个区财政收入超过3亿多元，其中郊区为1.1亿元外，其它各区均超过0.5亿元。

长沙税收，1995年共完成46.7亿元，其中国税33.3亿元，占全省国税25.52％；地方税13.4亿元，占全省地方税的27.89％。

长沙金融业发达，是全省的金融中心。1995年，全市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5个商业银行，各项信贷余额为240.8亿元；企业存款余额118.3亿元；居民储蓄余额176.2亿元。

农村信用社年末存款余额49.3亿元，储蓄余额43.15亿元，贷款余额31.3亿元。此外，还有长沙市信托投资公司、长沙市证券公司、城市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都很兴旺。

全市有人民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等3家保险机构。全年保险业务收入共3.1亿元，赔偿支付1.7亿元，赔付率为55％。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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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民国时期，长沙市政府曾编制过《长沙市建设计划》，但大多未能实施。1950年，市人民政府开始编制《长沙市规划草案》。1958年至1971年，先后编制《长沙地区规划方案》、《长沙市规划总图》，还制定了《母城规划》和《卫星城镇规划》。1981年完成《长沙市总体规划》，并报经国务院审查同意。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划时有调整。1992年，长沙市总体规划经过再次修订，并报中央城市建设部批准。

规划确定长沙市城市的性质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规划确定长沙城市的总体布局为：“东市西文”。即河东市中心为商业区，河西岳麓山地区为文化区。南郊、北郊、树木岭、石岭塘为工业区，溁湾镇以南为高新技术开发区，溁湾镇以西望城坡为新经济开发区。规划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市区的道路交通、公用设施、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居民新区建设，都分别制定了详细发展规划。还制定了一系列城建管理法规，以保证规划的实施。

基础设施

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市共有街坊道路798条，长134公里，都是麻石路面，狭窄而不平整。8条马路，大多是半截子工程，如黄兴路，南通北不通，蔡锷路北通南不通，中正路（今解放路）东西都不通。新中国成立后，市人民政府大力加强城市的道路建设。1951年，即修建了沿江大道和南长路。此后，经40多年的努力，至1995年，已建成五一路、八一路、韶山路、芙蓉路、人民路、劳动路、麓山路、银盆路等主次干道24条，加上支道，总长度904公里，总面积733万平方米。建成下水道523公里，排水畅通。建成大型广场7处，立交桥12座，地道1处，大型桥梁6座。特别是双曲拱型的湘江大桥和双塔单索面斜拉型的湘江北大桥，造型美观，气势雄伟，将河东河西连为一个整体。现在正在建设的外环线，长48.9公里，宽46米。第一期工程7.5公里的中环东路，已建成通车。全线建成后，市区道路将更加畅通。

境内水、陆、空线路交汇，成为全省的交通中心。铁路有京广线通过，境内有车站10个，线路总延长234.56公里，至株洲与湘赣线相接；至湘潭与湘黔线相通；正在修建中的长石铁路，与枝柳铁路相连。1977年新建的长沙火车站，占地4.2万平方米，设施一流，可容纳6000名旅客同时候车。每天始发客车16列，过境车次更多。1995年，长沙旅客运送量为785万人，货物发送量284万吨。全市公路里程为4596公里，其中国道省道717.75公里，市县道1609.6公里，乡道2235.32公里，专用公路34.5公里。形成了以长岳、长潭（107国道）、长益（319国道）、长浏4条干线为骨干公路网络。现长潭、长益线正在改造为高速公路。市区至黄花机场高速公路已投入使用。市内有长途汽车站4个，其中，长沙汽车客运站占地5.4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候车旅客2400人，同时发车30个班次。长沙汽车西站、汽车南站和正在建设的汽车东站均具备现代化设施。1995年，专业运输部门完成长途客运量1709万人，长途货运量371万吨。长沙民航，1989年以前与空军合用大圫铺机场，先后辟国内航线10条。1989年10月，建成黄花国际机场、占地231万平方米、技术设备先进，可同时停靠波音757型客机4架，或安-24型客机6架。1995年，与国内35个城市有固定航班、与香港、澳门和泰国曼谷有直通航班。每周进出航班420个，全年起降飞机20266架次。全年旅客量达159.82万人。水上交通，长沙港有码头30多座，年吞吐能力达500万吨。市航运公司和市水运公司共有各类船只1213艘，客轮座位13433个，货船吨位83805吨。货运直通上海、汉口、九江等港埠，1995年货运量535万吨。客运省内有长岳、长常、长益等9条航线；省外与九江、沙市等港口有定期航线。长沙港客运站，同时可容纳旅客4000人侯船，1995年客运量44万人次。至于城区交通，解放前，市区交通落后，主要靠人力车载客，板车运货，过江靠木划摆渡。1950年，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公共汽车公司，开辟了湘江轮渡。1995年，公共汽车由原有的10辆，增加到688辆，线路由2条增加到51条，总长度502公里，年客运量23641万人次；出租车发展迅速，有中巴、的士5000余辆，乘车十分方便。市轮渡公司机动船由2艘增加到6艘，经营近郊远郊航线3条，并新辟湘江旅游航行业务。

长沙市供水、供电、供气不断增加。1951年建成第一座水厂，供水能力3万吨，至1995年，已建成水厂6座，日生产能力90万吨，全年售水量28354万吨。长沙市供电，主要靠电网输电，市内只有小型电厂一座，装机容量仅7000千瓦。为了解决电力不足的矛盾，大力加强输变电设施的建设，至1995年，已建成220千伏高压线11组，总长度488公里；220千伏变电站3座，总容量为78万千伏安。110千伏高压线30组，总长度570公里；110千伏变电站22座，总容量为200万千伏安。此外，还有35千伏线57组和配套变电设备，年供电量由1950年的1420万度增加到1995年的199162万度。现在筹建中的霞凝火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建成后将大大增加长沙市的供电能力。至于居民生活燃料，70年代以前全部用煤，70年代初，开始从岳阳化工厂、长岭炼油厂引进液化气。至1995年，市液化气石油公司已建立液化气供应站27个，全市使用该公司瓶装液化气的用户发展到13万户。与此同时，市人民政府于1992年建成长沙市煤气厂，日产煤气10万立方米，除供应770工厂等单位生产用气外，居民中安装煤气管道的26000户。

长沙市邮政电信设施日臻完善，成为全省的信息中心。长沙邮局建于1899年。1949年市区有邮政营业机构7所，邮件年交换量约500万袋。1950年以后，邮政业务不断发展，已新建邮政大楼和信件处理中心，全市邮政局所有426处，其中市区76处，开办了特快专递业务，设置了高楼住宅信报箱，分拣和运输设备不断完善，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1995年，全市收发函件11139万件，包裹314万件，加上汇兑订销报刊等业务，营业总收入9608万元。长沙电信局成立于1897年，1949年仅有长途电话交换机7台，长途电路29条；市内电话（磁石式）门号300门，公共电话仅24部；电报电路20条。50年代以来，电信事业发展迅速。1955年，市区即安装了进口的2000门步进制自动电话。80年代初期，京、汉、广1800路电缆载波工程开通后，长沙长途电信通道已达768条，同时，还建成长沙长途通信枢纽大楼，与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了直拨电话。至1995年，长途电话达19083路，电报达241路，全市已实现电话数字程控化。市区电话交换机容量达30.8万门，无线电寻呼容量22万门，电话400信道。电话用户263028户，无线电寻呼用户2540945户，移动电话用户37000户。国际通信亦很方便，与世界各大城市均可以直拨通话。1995年国际通话49万次，港澳台通话68.98万次。全年电信业务收入7.8亿元。

房屋建筑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市遭受日机多次轰炸和“文夕大火”，全城房屋被毁十之八九。灾后恢复重建的房屋，大都为两层竹木结构或砖木结构，还有数以千计的简陋棚屋。据1949年12月统计，城区房屋总面积482.57万平方米。从50年代初期起，随着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房屋建筑年年增加，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房屋建筑速度大大加快，结构质量日益提高，层次向高层发展，风格日益美化。至1995年，城市房屋建筑总面积达3902.07万平方米，为1949年482.57万平方米的9倍。现在，以五一路、芙蓉路为主轴的市中心、大厦林立，高楼凌云，呈现出一派现代化城市建筑风貌。

1949～1995年新建的房屋中，非住宅建筑面积1911.23万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1986.84万平方米。这些新住宅一部分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自建的；一部分是政府统一开发兴建的。先后建成了朝阳新村、人民新村、红旗区、望月湖、桐梓坡、雅塘冲等14个居民新村或居住区。这些新居民区，配套齐全，环境优美，深受市民的欢迎。在新建房屋中，近几年高层建筑发展迅速，60米以上的高楼有90多栋。其中150米以上的有湖南国贸金融大厦、通程国际广场大厦、湖南国际金融大厦。

长沙古建筑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天心阁、岳麓书院、开福寺、爱晚亭等建筑，都是60年代以后恢复重建的，有的仍复原貌，有的已改旧观。近代建筑，亦多数被毁，存者凤毛麟角。原国货陈列馆，建于1924年，主楼8层，建筑面积1.2万余平方米，解放后，拨交市百货公司使用，现为中山路百货大楼；原湘雅医院，建于1914年，主楼3层，总面积7.2万平方米，是全国著名医院之一，现为湖南医科大学附一医院。至于原有的居民旧房，有25％得到翻新或改建。

长沙房地产开发已形成产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从1985年起步，至1995年，已发展到514家，从业人员8000人，资金41.47亿元，资产87.72亿元，累计开发土地630公顷，兴建房屋建筑面积975.05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13.8亿元。长沙建筑行业，力量雄厚。1995年，共有勘察设计单位150个，其中甲级单位28个，乙级单位21个，丙级单位76个，丁级单位25个。全年完成设计1082项，完成工程测量1072平方公里，完成工程地质勘察143万平方米，勘测设计收入5.52亿元。共有建筑安装企业452个；其中中央部属9个，省属20个，市属102个，乡办和街道办的321个。全市建筑业职工队伍达21.9万人。

园林绿化

长沙古典园林始于西汉定王宫之蓼园。唐代有戴氏堂、湘水亭、裴休草堂。五代有碧湘宫、葵园、文昭园、会春园。宋代有八景台、春晖亭、熊湘阁、梅园。明代有吉王府的紫荆园。清代有抚署花园和私家花园多处，其中位于会春门外的朱家花园，占地27公顷，筑有亭台楼阁，植有名贵花木，对外开放，供市民游览。民国时期，战争频繁，园林大多衰败。1924年新建的天心公园，1938年“文夕大火”时化为一片废墟。至于城市绿化，稀稀落落，8条马路仅有行道树210株。

新中国时期，长沙市园林绿化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先后建成公园、植物园、动物园10座，1995年公园总面积575公顷。

1953年建成湖南烈士公园，占地面积230.4公顷，园内建烈士纪念塔，高59米，汉白玉石的塔碑，镌带毛泽东的亲笔题字。奠堂陈列着76000位烈士的名册和90多位著名烈士的简历、照片、遗言和遗物。游览区内，丘岗起伏，蹊径交错，茂林修竹，奇花异卉，池塘亭榭，构成许多美妙景点，尤以年嘉湖丽若明珠，垂杨夹岸，碧波荡漾，游船如织。还辟有儿童游戏场、湖南民俗村。

岳麓山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1957年辟为公园。山上古木参天，林壑幽美。有六朝松、朱子樟（宋朱熹植）等名树113株，甚为稀贵。有晋代建的麓山寺，明代建的云麓宫，宋代建的岳麓书院，清代建的爱晚亭，皆享有盛名。还有禹王碑、三绝碑、舍利塔等古迹，有黄兴、蔡锷等名人墓葬。

橘洲公园建于1960年，林木以橘为主，有37个品种，洲头建有长廊亭阁。为纪念毛主席当年在湘江游泳，建有刊刻毛主席手书《沁园春·长沙》一词的巨型诗碑。

天心公园，1952恢复，1982年重建天心阁楼于城墙之上。有联云：“阁上九霄迎日月，城留一角览江山”；可见气势之雄伟。还有晓园公园、南郊公园、望月公园、桂花公园、紫凤公园，都各具特色。

长沙动物园有珍奇野生动物60种，900余只，其中大熊猫、东北虎、云豹、亚洲象、白眉长臂猴、丹顶鹤等30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湖南森林植物园，位于城南，辟有15个植物分类园区，树木有银杉、珙桐、香樟等品种1100个，花卉有梅花、茶花、月季、莲花等品种2100个。

为了加强城市的绿化，市人民政府每年春季都开展群众性的造林运动，组织干部职工到近郊义务植树。仅1995年，市区就植树19.39万株。城区绿地总面积已达2798公顷，绿地率占32％，绿化覆盖率达40％。在绿化建设中，绿化道路总长度125公里。有11条主干道辟花带210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尤以五一路绿化最佳，沿线两旁和中间分车带共植玉兰等名贵林木1711株，辟花带和绿篱2014米，铺草地9135平方米，被评为湖南最美一条街。有位来长访问的日本绿化专家说：“世界上还找不到有第二条玉兰花开长十里的大街。”沿江大道绿化带，建设如同滨江花园，从西湖桥至凤嘴，全长3542米，宽10米，植香樟、雪松、棕榈、樱花、珊瑚等乔木46种，4835株，栽紫薇、杜鹃、芙蓉、迎春花等花木42种，3569丛，建有凉亭多座，置石椅207条，已成为市民最爱游憩的活动场所。此外，全市还开辟公共绿地772公顷。

市区各机关、团体、企事业以及军事单位，都开展了庭院绿化工作，并涌现出24个花园式单位。居民区的绿化，也得到重视，14个居民新村共植乔、灌木约4万株，建花坛约3万平方米，绿篱长度25000米，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环卫环保

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市虽然有优良的自然环境，但城市环境卫生很差，负责公共卫生的清洁队仅有80人，232个简陋公厕，大多是居民集资搭建，800多个垃圾围（箱），亦多破损不堪。街道上“脏乱差”的现象，到处可见。其时，工业不发达、机动车辆少，污染源不多，对城市环境保护尚未构成威胁。

新中国成立以来，市人民政府对环境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日益重视，不断加强专业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增加和改进各项环卫设施，健全环卫环保管理制度，在保护市容整洁和控制市区污染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搞好环境卫生方面，自1952年以来，就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动有组织单位的职工和街道居民打扫各自范围内的卫生，还采取卫生大检查、大评比等方法，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另一方面，健全环卫机构，加强环卫管理。1995年，市区环卫局和各街道环卫所以及环卫科研所共有职工3485人，用于环卫的拨款不断增加，仅“八五”计划期间，就达6201万元。1995年，城区共建新式厕所448座，建垃圾站428座、垃圾场7处，设置各类果皮箱1377个，建储粪池3个，购置用于酒水、运垃圾、运粪便的汽车251辆，改变了过去环卫设施落后的状况。近几年来，长沙市已进入全国先进卫生城市的行列。

在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方面，1954年，市人民政府将长期淤塞、污染严重的便河，改造为下水道工程，使有长沙“龙须沟”之称的便河，得到了彻底根治。1962年，长沙发电厂建成水膜除尘装置，除尘率达90％。此两项工程，深受市民的欢迎。

从60年代到90年代，长沙市工业发展迅速，废水、废气、废渣日益增加，造成对市区湘江水域和大气层的污染。对此，市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的措施。首先，建立健全各级环保机构，至1995年，市、区两级环保局（办）及附属监测、监理、科研机构，共有专业人员333人，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专业管理队伍。二是加强经常性环保监测工作，对湘江、浏阳河和城区水井的水质进行定期定点采样分析，常规分析有PH值、悬浮物、总硬度、硝酸、氟化物、氰化物、砷、汞等20个项目。与此同时，对市区大气层的监测布点30多个，常规分析有降尘、总悬浮微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项目，此外，还经常进行烟尘监测，噪声测试，机动车尾气检测。通过这些监测，准确掌握城市环境受污染的情报，为防治污染提供科学的依据。三是加强对污染的控制和治理。凡新建扩建的工厂，其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981～1995年，共审批“三同时”项目1910项，防污设施总投资1.4亿元。先后建成工业废水处理设施368套，全市废水日处理量达45万吨，占应处理量的77.4％。污水处理厂2座，日处理污水25万吨，还将城区内一批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迁移至郊区。与此同时，共更新改造锅炉132台、窑炉550台、土灶2820座，建成烟尘控制区101平方公里。还实行交通要道禁止汽车鸣喇叭的规定，通过这些措施，使长沙市的环境污染不仅受到控制，而且自然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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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顺2024年10月14日更新

长沙市行政划区从1949年至1996年经过多次调整，其间有三次大调整，一次是1959年，长沙县、望城县划归长沙市管辖；一次是1983年，浏阳、宁乡两县划入。第三次是1996年对五个区区划进行大的调整。至1996年12月，长沙市管辖五个区四个县（市）。各区、县（市）的具体区划如下：

芙蓉区辖朝阳街、韭菜园、文艺路、浏正街、解放路、府后街、都正街、五里牌、人民路9个街道和东岸乡、马王堆乡、火星镇、东屯渡农场、湘湖渔场。

天心区辖金盆岭、裕南街、书院路、城南路、南大路、坡子街、学院街、新开铺8个街道和大圫乡、长沙市园艺场、长沙市畜牧农场。

岳麓区辖麓山南路、银盆岭、望月湖、橘洲4个街道和天顶乡、望岳乡、岳麓山乡、东方红农场、西湖渔场、岳麓山渔场、长沙市养鹿试验场。

开福区辖上大垅、清水塘、望麓园、北站路、民主东街、伍家岭、黑石渡、新河、通泰街、西长街、如意街11个街道和福安乡、霞凝乡、捞刀河镇、长沙市综合农场、红色渔场。

雨花区辖井湾子、左家塘、侯家塘、奎塘4个街道和洞井、雨花亭、黎圫、高桥4个乡。

长沙县辖暮云、㮾梨、果园、江背、黄兴、黄花、春华、路口、金井、福临、安沙、星沙、高桥13个镇和干杉、双江、白沙、开慧、广福、跳马、北山7个乡。

望城县辖铜官、乔口、雷锋、乌山、丁字、桥驿、靖港、莲花、坪塘、茶亭、高塘岭、东城、星城、雨敞坪14个镇和格塘、新康、黄金、白箬铺、九江5个乡。

浏阳市辖淮川、集里、荷花、关口4个街道；官渡、大瑶、金刚、永和、枨冲、古港、沿溪、张坊、镇头、普迹、北盛、永安、沙市、淳口、达浒、赤马、龙伏、社港、太平街、大围山、文家市21个镇；白沙、杨花、柏加、官桥、蕉溪、山田、三口、高桥、小河、七宝山、中和、洞阳、澄潭江、葛家、溪江15个乡。

宁乡县辖玉潭、道林、花明楼、夏铎铺、双江口、煤炭坝、偕乐桥、双凫铺、老粮仓、流沙河、黄材、巷子口、灰汤、坝塘、龙田、横市、东湖塘17个镇；沩山、祖塔、崔坪、菁华铺、全民、大屯营、朱良桥、回龙铺、资福、南田坪、枫木桥、大成桥、喻家坳15个乡。

市政机构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以后，中共长沙市委为了方便市民行使民主权利，在与各界人士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推选出各界人民代表，于10月15日召开首届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1年6月，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第一次普选，选民直接选举各区、乡的人民代表，由区、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市人民代表，当年6月召开长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至1995年，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已举行十届，本届代表人数为452人。每届大会都充分行使了它的权力，如审查通过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长沙市财政预决算、长沙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正副主任、选举市长、副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1981年根据宪法规定：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作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行使地方立法，对“一府两院”工作进行审议和人事任免等权利，其机关内部设有办公厅及工委、室等工作机构8个。

长沙市人民政府  1949年8月22日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对旧市政府进行接管。1955年4月成立市人民委员会，1968年2月成立长沙市革命委员会，1981年恢复市人民政府。历届市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除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由上级组织委任外，其它各届都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95年，市人民政府设有办公厅及委、局工作机构51个，直属事业机构16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长沙市的政治协商机构始于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常设委员会（1949年10月）和协商委员（1950年1月）。1955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正式成立。到1995年共经历了七届，委员由114人增加到421人。各届委员会都充分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该委员会设有办公厅、联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10个。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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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顺2024年10月14日更新

1933年长沙建市时，人口为395841人。抗日初期，沦陷区人民南迁，长沙人口增至50余万。1938年10月，日军进犯湘北，长沙市政府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全市人口锐减。11月12日深夜，当局纵火焚城，街道化为一片焦土，市民流离失所。据灾后统计，城区所剩人口约10万人。

1946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市经过三年多的重建，至1949年末，人口恢复到383800人，其中城区246500人，郊区137300人。

解放以后，长沙市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城市日益扩大，人口相应增加，特别是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相继划为市辖县以后，人口变化很大。

按1995年区划统计，长沙地区四次人口普查情况如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6月30日总人口为3376055人，其中市区650619人，长沙县638365人，望城县471290人，浏阳县785723人，宁乡县930058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7月1日总人口为3514573人，其中市区828995人，长沙县544282人，望城县504514人，浏阳县819689人，宁乡县817093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7月1日总人口为4803287人，其中市区1076423人，长沙县728851人，望城县65657人，浏阳县1162987人，宁乡县1169369人。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7月1日总人口为5490729人，其中市区1376403人，长沙县802527人，望城县737576人，浏阳县1298992人，宁乡县1275231人。在全市总人口中，男性2859389人，占52.08％；女性2631340人，占47.92％。非农业人口1396122人，占25.43％，农业人口4073513人，占74.57％。年龄结构情况为：0～14岁1357437人；15～49岁3130334人；50～59岁475900人：60岁以上老人527056人。人口平均寿命为72.28岁，80岁以上的37080人，其中90岁以上1911人，100岁以上的11人。文化结构状况为：大学文化程度203311人，每万人中有11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5431276人，每万人中989人；初中文化程度1396544人，每万人中有2543人；小学文化程度2349967人，每万人中有4280人。职业结构状况为：从事工业生产的521661人，占在业人口的17.46％；从事建筑及资源勘探的84665人，占2.83％，从事农、林、水利的1866934人，占62.5％；从事商业公共饮食业的150246人，占5.03％；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6772人，占2.24％；从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的2696人，占0.76％；从事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的101163人，占3.37％；从事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33717人，占1.13％；从事金融保险的12000人，占0.4％；从事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的42239人，占1.41％；从事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工作的81408人，占2.73％。各种职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54.4％。人口的分布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476人；其中城区每平方公里3963人；县区为364人。

1995年末，长沙市人口增加到5628222人，其中市区为1454461人，四县（市）为4373861人，全年出生41370人，出生率为7.37％；死亡36742人，死亡率6.55％，自然增长率0.82％。此外，长沙市流动人口日益增多。1995年，从长沙市农村和外地流入城区的流动人口（已办暂住证的）为248152人。

民族

长沙市历来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地区。少数民族很少，但情况处于不断变化中。据市人口统计，1949年有回、苗、满、蒙古、壮、瑶、侗、藏、土家、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约700人。1953年增加到827人，占总人口0.14％。其中回族502人，占少数民族的60％；苗族144人，占18.4％；壮族101人，占12.2％；其他民族75人，占9.4％。1964年市区少数民族增加到21个，新增加的有朝鲜、畲、白、高山、纳西、撒拉、布依、仫佬等11族，21个少数民族总人口增加到2925人，以回族、土家族、苗族最多。

1982年，按现行区划（含四个县）人口统计，长沙市少数民族由21个增加到25个，属于新增加的有锡伯、毛南、京、水等4族。少数民族人口为595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13％。其中回族2052人，占34％；土家族1164人，占19％；苗族865人，占14％；壮族561人，占9％；满族522人，占8.5％；侗族350人，占6.8％；瑶族170人，占2.8％，其他民族346人，占5.9％。1990年，少数民族增加到39个，其中新增的有仡佬、哈萨克、拉祜、俄罗斯、毛南、僳僳、佤、景颇、哈尼、达斡尔、柯尔克孜、布朗、怒、普米等14族。少数民族人口17968人，占总人口的0.32％。

宗教

晋代，佛教和道教传入长沙。明代，伊斯兰教传入。清代，天主教、基督教由西方传入。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尚有寺庙、宫观、教堂66所，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员358人。由于人民政府采取保护宗教的政策，不少古寺古刹得到重新修建（如麓山寺、开福寺），人民信仰宗教自由，宗教活动得到正常开展。

佛教是传入长沙最早的宗教。西晋泰始四年（268年），会稽僧人竺法崇来长沙传授佛经，于岳麓山创建慧光寺（后改名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被称为“湖湘第一道场”。唐代，长沙佛教盛行，高僧辈出，开宗立派，成为祖庭。这一时期新建寺庙甚多，长沙市区建有上林寺、道林寺；长沙县建有宝宁寺、桐溪寺、华林寺、杲山寺、灵云寺、云盖寺；浏阳建有石霜寺、道吾寺；宁乡建有密印寺。至五代，长沙城北建开福寺，住僧千人，香火旺盛，是著名的丛林之一。

东晋时，陶侃之孙陶淡与其侄陶煊，隐居于临湘山（今长沙县㮾梨镇），修炼道术。南朝梁天监三年（504），当地百姓于陶淡结庐处建祠祀之，称为陶公庙。唐宋为长沙道教鼎盛时期，长沙地区著名宫观有糜峰古观、古升冲观、南元宫、寿星观。道士以全真派为主流。明清两代，新建的道观有云麓宫、河图观、斗姥阁、东岳宫、天竺山等。

明洪武年间，回民马成中授长沙校尉，落籍长沙，此后，外地回民陆续迁入，伊斯兰教亦随之传入。清康熙元年（1662），回民建清真寺于三王街。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又在三兴街修建清真寺两处。“文夕大火”时，三处寺宇同时被毁。1946年，由回民集资于三兴街重建清真寺。

清代初期（1690至1699年），葡萄牙传教士陆约瑟来到长沙传播天主教，后因清廷禁止洋教而被驱逐出境。1846年，意大利传教士入湘传教。1902年天主教在长沙市长春巷修建教堂及修女院，至1924年，成立天主教长沙教区，管辖长沙、浏阳、宁乡、湘阴、益阳、安化等六县教会，长沙教区共有教堂77处，传教士115人，其中外籍43人，教徒8949人。在此期间，天主教在长沙还办有天主堂医院、丽文学校、育婴堂等事业单位。

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是基督教（新教）在长沙的大发展时期。其时，英、美、德、挪威、瑞典等国的基督教会所属的9个差会，纷纷派人来长沙购地建堂，争相扩大势力。其中属于英国的有伦敦会、循道公会；属于美国的有宣道会、遵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安息日会；属于德国的有中华内地会；属于挪威和瑞典的有信义会。有些中国教徒不甘心受外国传教士的欺侮，还成立了“自立教会”。至1949年，基督教在长沙的教派发展到16个，共有教徒7000余人，为了培养神职人员，办有湖南圣经学院、协和神学院。所办社会事业医院1所、中学和小学13所（其中10所解放前早已停办）。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外籍传教士有的撤退回国，有的留长继续从事宗教活动，有极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成立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天主教、基督教中的一批爱国教徒，反对外国人继续控制教会，提出“自治、自养、自办”的主张，分别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三自革新”委员会，选举中国神职人员为主教牧师，使宗教活动得到健康的发展。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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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推断，在距今15～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氏族及部落。1985年，省市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县大圫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处远古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和夹沙陶器碎片，相当于距今7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当时华夏先人，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开拓。又据1976年在长沙市鹿芝岭和浏阳市樟树塘发掘的两个遗址考证，其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渔猎工具及陶制生活用具，相当于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当时这里的先民，已进化到原始农业社会，手工制作用具已有明显的进步。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221年）

殷商之世，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这里的土著文化已有相当发展。并且，中原文化开始传入。据考古专家对长沙地区出土的260余件商周青铜器的分析鉴定，其中有些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装饰和商周王室的青铜器相同，它们是中原人南下带来的；有些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它们是本地人铸造的。其中四羊方尊、兽面提梁卣、人面纹方鼎、兽面纹铜铙是罕见的精品，足可与中原青铜器媲美。

春秋中叶，楚国在南方崛起，至晚期，其势力逐步扩大到沅湘流域。至战国时期，长沙属楚黔中郡，楚国在长沙经营250余年，长沙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据长沙发掘的楚墓（近3000座）考证，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铁剑、铜剑和其它长兵器；有铁把锄和其它铁器；还有大量陶器、纺织品、皮革制品、漆器、琉璃器、竹篾器、天平法码等。这些随葬品显示：长沙不仅是楚国在南方的军事重镇，而且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商品交换亦相当发达。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史记·越世家》记载：“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

楚国时的长沙城邑，已具有初步规模。据考古工作者从五一西路工地发掘的遗址遗物考证，当时城邑范围，大约西至今太平街，东至犁头街，南近坡子街，北至春风街、明月池、落棚桥，南北长约850米，东西宽约700米。历史上称长沙为楚汉名城，实非虚美之词。

楚国晚期，屈原被流放于沅湘之野，零丁飘泊，写出了传颂千古的《离骚》、《九章》等名作，他极其悲愤忧伤，自沉于汨罗江的“长沙屈潭”（距长沙北约50余公里）。司马迁的《史记》载有《屈原贾生列传》，这就是历史上称长沙为“屈贾之乡”的由来。后人还在长沙建有屈子祠以为纪念。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置长沙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辖今湖南全境及贵州东部，郡治临湘（隋改名长沙县）。

据应劭《汉官仪》记载：“秦用李斯议，……凡郡或以列国，陈鲁吴齐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这说明在秦以前，长沙已是一个著名的城邑。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立长沙国，辖长沙、豫章、桂林、南海及象郡等五郡。吴氏在临湘筑城守土，史称“临湘故城”。据清代长沙地方志记载：“汉临湘故城在府城以南”，即今日之天心区境内。

汉文帝四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吴著太傅，过湘水之汩潭，念屈原忠言被谤，与已遭遇相同，乃投文《吊屈原赋》以悼之。居长第三年，一鸟入室，以为不祥之兆，作《鵩鸟赋》以抒怀。现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有贾谊故宅遗址，宅旁有一井，传为贾氏所凿。杜甫有诗云：“长怀贾傅井依然。”明代，建贾谊祠，后增祀屈原，故亦称屈贾祠，祠有联云：“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补天沐日大文章。”反映了长沙人民对屈贾的崇敬。汉景帝时，吴氏国除，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复长沙国，辖13县。

由于西汉初期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长沙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出现繁荣景象。据长沙市区发掘的马王堆1、2、3号汉墓考证，出土文物达7000件，其中属于农产品的有粮食、畜、禽、蛋、水果、蔬菜、中草药等。属于手工业产品的有精美的漆器、陶器、纺织品等类。特别是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重量仅49克，堪称稀世珍品。属于文化类的有成套管弦乐器、竹简、帛书、帛画、地图等，以帛画中的彩绘作品和帛书中的29幅星象图最为珍贵。这些文物表明，在距今2000年前，长沙的农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

公元9年，王莽篡汉，改长沙郡为填（镇）蛮郡，改临湘为抚睦县，东汉初仍复旧名。东汉末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他精通医学，常坐堂为民治病，深受人民爱戴。著有《伤寒杂病论》16卷，被誉为医圣，后人将其遗著整理为《金匮要略》，是中国中医的重要文献。东汉末，孙坚任长沙太守，其时，董卓擅权窃国，孙率兵首先讨伐，吕温有诗云：“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三国时期，长沙属荆州地域，为吴蜀争战之地，争夺时间近50年，长沙地区大部分属吴控制。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司马炎统一中国，长沙郡辖10县。太康十年，武帝封子司马乂（音意）为长沙王，因参与八王之乱被诛。永嘉元年，析荆、江两州置湘州，辖长沙等郡，州郡治所设临湘。西晋初期，佛教传入长沙，泰始四年（吴宝鼎三年，268年），高僧竺法崇在岳麓山创建慧光寺（后改麓山寺），这是湖南佛教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最古老寺庙之一。西晋晚期，张昌和杜弢等流民起义军先后攻占长沙，均被南昌太守陶侃平定，陶继而都督荆湘诸州军事，封为长沙郡公，驻节长沙。他为官廉明，勤于稼穑，常言“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我辈，当惜分阴。”明代，曾建惜阴书院于城南，民国时又建有惜阴小学，其所在地亦名惜阴街，表达了长沙人对陶侃的怀念，今城南树木岭陶公山，为其墓葬之处。

东晋末，废湘州，长沙郡仍隶荆州。南朝宋、齐、梁、陈共169年，长沙或置国、或置州（郡）。州治仍设临湘故城，郡治则移至城南。这一时期，长沙社会基本安定，中原人口南迁，长沙经济和文化都有发展，曾有“海内雄郡”之称。

隋唐五代时期（589～960）

隋开皇九年（589），杨坚统一南北，撤湘州，改长沙郡为潭州，改临湘县为长沙县，炀帝时，废州复郡。长沙郡与长沙县同城而治。

唐武德四年（621），李渊平定江南，改长沙郡为潭州，置总管府（后改都督府），辖长沙（后析浏阳、醴陵）、湘乡、湘潭、益阳。褚遂良、张谓先后任潭州刺史，皆有善政。唐代中叶，长沙经济日益繁荣，盛产粮食，米价便宜；茶叶外销他州；丝布列为贡品；浏阳开始生产爆竹；长沙铜官窑首创釉下彩绘瓷器，远销日本、东南亚及波斯湾地区。宗教活动亦盛，佛教建有浏阳石霜寺、宁乡密印寺；道教建有洞阳山、鹅羊山、桃源山等洞天福地。

唐贞观以来，长沙是人文荟萃之地，冠盖如云，文风大振。欧阳询父子行楷皆精，载誉中外；释怀素疾书狂草，笔走龙蛇。李邕撰书的麓山寺碑，被称为北海三绝。褚遂良、杜甫、李白、韩愈、孟浩然、刘长卿、李商隐、张九龄、裴休、沈传师等一代名流，先后在长沙或为官，或流寓，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题咏。特别是诗圣杜甫，在长沙停留近两年，作诗近百首，对长沙风物多有吟颂。如《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贾傅才何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唐乾宁三年（896），马殷为潭州刺史，翌年，拜武安军节度使，后梁代唐，马殷修贡。梁开平四年（910），朱温封马殷为楚王，加封为天策府上将军。天成二年（927），马殷正式建国，国号楚，都长沙。

楚全盛时期辖10州，包括今湖南全境及贵州东部、广东和广西北部。自马殷控制潭州起，凡六传，共历56年。马氏王朝为增强国力，积极发展农、工、商业。如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当时修建的长沙龟塘可“灌田万顷”），发展养蚕和茶叶生产。还铸铅铁钱，使外地商人持楚钱出境无所用，只得买货物而去，于是长沙市场兴旺。天成五年（930），马殷卒，子希声、希范、希广、希萼、希崇先后继位，希范奢侈无度，大肆搜刮民财，在城北营建会春园、嘉宴堂、紫薇山、碧浪湖；于城南建碧湘宫、九龙殿，以供其享乐。后辟会春园一部分建开福寺，成为佛教一大丛林。楚晚期，马氏兄弟为争夺王位，互相攻杀，史称“五马分槽”。广顺元年（951），南唐大将边镐入楚，楚亡，迁马氏家族至金陵。

宋元时期（960～1368年）

乾德元年（963），宋兵取潭州，以户部侍郎余庆权知潭州，州治未变。元符元年，析长沙县五乡、湘潭县二乡置善化县。北宋末期，潭州辖12县，地域较唐代略大，隶荆湖南路。

宋代，长沙经济和文化都有新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尤为昌盛。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创办岳麓书院于岳麓山下，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硕儒周式为第一任山长。南宋时，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与其子张栻共创城南书院于妙高峰。乾道三年朱熹来长，张栻、朱熹都是理学大师，共同讲学于两所书院，弘扬了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开创的湖湘学派。乾道五年，朱熹扩修岳麓书院，其时，到岳麓书院求学者“座不能容”，曾出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因此，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称，弦歌不绝，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

南宋晚期，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在长沙建飞虎军，成为抗金的一支劲旅。后文天祥授湖南提刑，居官清正。他们在长沙都留下了充满激情的题咏。宋德佑元年（1275），元军攻打长沙，守将李芾（音fu）率军民守城三月，矢尽粮绝。城破之日，全家十九口及部属沈忠等在熊湘阁尽皆死节，军民殉难者不可胜数。后人将熊湘阁改为李忠节公祠以供祭祀。

元初，将潭州改为潭州路。元文宗时，由于他立为皇储期间，曾在长沙停留，故改潭州路为天临路，路治长沙。元代初期，长沙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不仅城池被夷为平地，户口亦大为减少，至元代中期，长沙才逐渐复苏。

明清时期（1368～1911年）

1364年，吴王朱元璋改天临路为潭州府，其后洪武五年（1372），再改为长沙府，隶湖广布政使司，辖11县1州，府治长沙。

明太祖实行“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政策，鼓励垦荒，减轻商税，长沙地区经济有很大发展，长沙城有较大的变化。洪武五年，守御指挥使邱广，将元筑土城墙改为石基砖砌，城周14里，城基广3丈9尺，高2丈4尺，以护城河围绕城垣，设城门9座，东为浏阳、小吴二门；西为临湘、德润、草潮、通泰四门；南为黄道门，北为湘春、新开二门。各门有门楼，城内建钟楼、鼓楼各一。此外，还修建了不少道路桥梁。使古城长沙面貌一新。

明统治270余年间，先后在长沙封藩王十几人，如太祖封庶八子朱梓为潭王，英宗封七子见浚为吉王，这些藩王修建的王府，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设有三宫五殿，屋宇800余间。王府范围，东至今蔡锷路；南至东牌楼；西至西牌楼、藩城堤；北至中山路。此外，还有花园台榭。明末，张献忠攻长沙，吉王府被焚。

清沿明制，建置依旧。康熙三年（1664），湖广开始分治，置湖广右布政使司，偏沅巡抚抚署由沅州迁长沙，改称湖南省，省治、府治、县治同在长沙。

清“康乾盛世”之时，长沙城垣经过多次修缮加固，使“城池崇屹，甲于他郡”，至清末，城门增辟至13座（加辟经武、福星、太平、学宫四门），城垣周长约15里。城南天心阁，座落于城垣之上，是“楚天一览”之胜地。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长沙亦发生巨大变化。1852年9月，太平军攻打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于城南战役。翌年，曾国藩在长沙举办团练，建立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湘军将领，与曾国藩并称清末“中兴四臣”。

光绪年间，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在长沙发起维新运动，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出版《湘学报》和《湘报》，使湖南风气大开。一些开明官绅，开始兴办实业，如陈宝箴筹办和丰火柴公司，朱昌琳主持湖南矿务总局，于灵官渡设炼锑厂；王先谦、黄自元创办宝善成制造公司及发电厂，使长沙经济一度活跃。

1904年7月，长沙辟为对外国开放的商埠。英、日、美等国在长沙设领事馆，外国资本家纷纷来长沙占码头，开洋行，办金融、运输等企业。大量倾销洋货，掠夺原料。不仅如此，外国兵舰还任意游湘江，海关和邮政大权亦操纵于外人之手。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长沙一批仁人志士，产生了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思想。

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参加者有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禹之谟、谭人凤、章士钊等100余人。为了扩大力量，先后发展两个外围组织，一是联络新军的黄汉会；一是联络会党的同仇会。黄兴、刘揆一与哥老会马福益两次策划起义，终因事泄失败，马福益光荣牺牲，黄兴逃亡上海。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1911年春，黄兴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10月，在武昌起义军中任总司令，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立下不朽功勋。1916年，黄兴病逝上海，次年国葬于岳麓山。章太炎有联云：“无公便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民国时期（1912～1949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策划新军于10月22日响应武昌起义。当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湖南都督府，各界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10月31日，立宪派发动武装政变，焦、陈被害，由谭延闿继任都督。

1912年，湖南都督府裁善化县并入长沙县，1913年撤长沙府，1933年市县分治，设长沙市，定为省会。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长沙成为南北军阀混战的战场之一，人民深受其害。其时，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长沙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组建新民学会，次年，出版《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1920年，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与彭璜、贺民范等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六个小组之一。随后，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中共湖南省支部，次年，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共湘区委员会。此后，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领导的长沙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尤以泥木、码头、纺织、印刷等行业的罢工斗争最为激烈，高潮时，参加罢工人数达16000余人。在此期间，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长沙、浏阳、宁乡和郊区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70万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还先后去安源、水口山及粤汉铁路沿线，领导了有名的安源煤矿大罢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何键策划33团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中，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当时，中共湖南省委曾组织长沙、浏阳、湘潭等县10万农民武装攻打长沙，由于陈独秀下令撤退而失败，革命转入低潮。

同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后，以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改组中共湖南省委。9月，在浏阳、安源等地举行“秋收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于文家市会师后，向井岗山进军。从此，开始建立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1930年7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领导下，从平江、浏阳攻入长沙，在长沙成立湖南省及长沙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和《土地法》，保护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并出版《红军日报》，但因敌我力量悬殊，8月5日红军撤离长沙。

在这一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长沙儿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达两万余人。如著名工人领袖郭亮，毛泽东的战友和夫人杨开慧，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此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长沙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却从未停息。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底，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长沙设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次年，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田汉相继来长，对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长沙市委也在这一时期重新建立，积极领导长沙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秋，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会后，对火烧长沙，曾有布署。11月12日，日军进逼湘北汨罗，驻长保安部队于当日深夜纵火焚城，大火三日方熄，全市民房和工厂商店，被毁十之八九，市民伤兵死于大火者2000余人。火后，周恩来亲自指挥救灾工作。

1939～1944年，长沙四次遭受日军侵犯，前三次湘北战役，日军失败后撤退。后一次，长沙沦陷，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始得光复。其时，长沙古城处于千疮百孔的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逐步从废墟上恢复重建，但1946年国民政府又发动内战。长沙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委和市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9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8月4日程潜、陈明仁将军举行和平起义。8月5日，解放军进驻市区，长沙获得和平解放。

（原载1997年11月出版《长沙百科全书》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来源：名城长沙网旗下长沙百科网

编辑：周顺2024年10月14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