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湘女中

福湘女中老校舍

福湘女中为长沙市十中（1995年改为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的前身，1913年建于长沙北门外长春巷，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拿亚女士联合遵道会、循道会等教会创办。福湘为是一所六年制中学，规章制度大多仿效美国，学生一律寄宿，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从初中二年级起，除国文及中国史地使用汉语课本外，其他数理化及世界史地均采用美国英文原本。1919年美国凌支尼女士继任校长。这一年杨开慧女士曾在该校就读。

福湘开办时学生仅十余人，到1918年全校分甲、乙、丙、丁四班，共有学生40余人，到1922年已发展到百余人。其时编制为高中3班，初中5班。学费较高，学生都为富裕家庭子女，所以到1949学生人数还只有400多人。1928年福湘在教育部立案，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教会仍提供经费补助，《圣经》仍是选修课。同时成立了校董事会。其成员为创办福湘的美国教会美英籍代表以及有关教会的中国代表。但校长人选必须是基督教信徒。长沙档案馆存有一份1950年5月25日由中共长沙市委文教党委会所做的调查报告，题为《长沙市教会学校——福湘女中情况》，其中说明了福湘女中的经费来源。报告称：学校经费有外国供给的基金及经常费接济，但学校主要经费靠学生俸米，教会有常年津贴，校产是教会的，学校每年仅出象征性的租金美元一元。

福湘女中学生

    学校在学生中组织了基督教学生青年会，协助学生进行宗教生活训练和日常生活管理。寝室、教室地板每周必须洗抹两次或三次，每日且必须用煤油抹布擦抹地板。所有教科书，从中学二年级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用汉语课水外，其余的采用美国课本。世界史、世界地理、生理卫生、生物、理化、几何、三角、大代数都是采用英文原本。教员并非都是美国人，但中国教员都会英文。

福湘学生在上英语课

福湘学生上化学实验课时合影

    学校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宗教生活习惯。学生除学习一般的科目外，还有圣经课。除参加一的课外活动外，还有宗教活动，如参加礼拜。圣经课虽为选修科，但事实上希望学生都参加。

穿着校服的福湘女生

学校对学生其他方面的训练抓得比较紧。课堂、食堂、礼堂、寝室、图书室、阅览室、体育场、漱洗室以及厕所都有一定的规则条文，要求学生遵守。学生出校必须穿着线布制服，夏白冬蓝，衣领两端分别绣有福湘两字。

福湘女中寝室

福湘女中校园景色之一

福湘女中校园景色之二

福湘女中校园景色之三

1936年参加华中运动会的福湘女中垒球、游泳优秀选手合影

1935年福湘女中唱歌竞赛优胜者合影

在民国长沙多所女子中学中，福湘的教舍、教学设施、教学质量、课外体育活动等都堪称一流。

    学校办有校刊，名《福湘杂志》，学生杨开慧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各班办有班刊。长沙市档案馆存有一本《福湘一九三六班班刊》，办得生动活泼，所录同学的多篇作文，写作水平很高，感情极为真挚，既有对六年求学生活的回忆，又有对当时全国抗日形势的分析，还有对“妇女解放”和“女子职业”极深刻的见解。一位署名南媛的同学在《福湘学生生活的素描》中写道：“六年的求学，使我深刻认识了福湘，他的良好精神多值得我留恋和追忆。边的师长都是抱着满腔热烈的希望，诚恳尽心的教导学生，和我们的父母一般，苦口逆耳的教训，时常听到。我们实在是受益匪浅。因为师长循循善诱和爱护备至，同学的亲师也成了必然趋势。”萧庆谷同学疾呼，妇女要打破屈服的观念，从坟墓中跳出来，要重新活着。署名凌的同学在谈到女子职业时直言，在商场上时时需要女子，在工业上尤其是近于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工作场中女子所占的位置高出于男子。

福湘1936班班刊

福湘班刊上的文章

福湘的教师中不乏名师，如福湘创始时期就聘李肖聃为国文教师。李肖聃（1881—1953）即柳直荀的岳父、李淑一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梁启超的秘书，曾任湖南大学教授，著有《湘学略》等。

李肖聃

1935年福湘女中毕业班合影

福湘女中培养了不少女子英才，如杨开慧、刘湘英、李淑一等都曾在此就读。上世纪50年代以后，学校为长沙市政府接收，曾改名长沙市第十中学。改革开放后，男、女生兼收，改名长沙市电子职业技术学校，近年并入周南中学，更名为周南实验中学。 

附

杨开慧与福湘杂志

李忠泽

    作为一名湖南长沙雅礼中学1952年前校史的业余爱好者，我倾心收集它的史料，同时也关注着长沙福湘女校的史料，因为在历史上，雅礼中学和福湘女校密不可分。比如福湘的校长蒋嵝先生曾是雅礼的校董；长沙有些家庭，男孩上雅礼，女孩上福湘；抗战时期，雅礼、福湘都迁到了湖南的沅陵，共同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后来，雅礼、福湘的一些毕业生还结成姻缘。2012 年7月，我发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着两份关于福湘的史料，立即与他们联系。当我看到两页样件后，发现其中一个是民国十年（1921）6月出版的《福湘杂志》时，便不假思索地购买了两份史料的影印版。

福湘杂志封面

    这一期的《福湘杂志》由“享誉三湘”的福湘国文教师李肖聃作序，他在序中说明，在民国八年（1919）福湘女校“初出季刊一册”，民国九年“更议年出一册，易名杂志”，即在1920年福湘出版了改名为《福湘杂志》的年刊。到了民国十年（1921），福湘杂志“又循例印行”，也就是我所购买的这期年刊。《福湘杂志》的英文名是the Fuh Siang Student Magazine，意为福湘学生杂志。由于我并未发现当时福湘还有其他期刊，所以这应该是当时唯一的校刊。根据史料，福湘女校在1930年代出版了《福湘旬刊》，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期杂志刊登了许多学生的文章，其中有刘湘英（ 1921年福湘毕业校友，又名刘韵仙，后任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校”校长）和范琯（1922年福湘毕业校友，福湘抵制日货、宣传爱国的十人团团长，曾与李淑一、杨开慧一起参加爱国活动，后在福湘女校工作）分别写的两篇文章，李淑一（李肖聃的女儿，1 920—1 923年在福湘国英算专修班学习，杨开慧的同学，雅礼中学校友柳直荀的夫人）写的十四首短诗和游赞真（后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梁士纯的夫人） 写的三篇文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里面竟然收录了杨开慧写的三篇短文（第十九至二十六页）。它们分别是《致某公书》、《随感录》和《先父事略》。迄今为止，除了1982年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时发现的七篇写于1928—1929年间的手稿（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及1990年再度修缮房屋时发现的第八篇写于1930年的手稿（由长沙市博物馆收藏）之外，还未见到过她在1921年公开发表的这些文章。

在福湘女中读书的杨开慧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父亲是三湘知名学者杨昌济教授，母亲是向振熙。杨开慧在1920年年初办完她父亲杨昌济的丧事之后，由李肖聃先生推荐进入福湘国英算专修班，入学时间比李淑一稍微晚一点，而李淑一是在1920年9月入学的。

一

    杨开慧的第一篇文章是《致某公书》，这是一封写给杨昌济所“敬爱之友”的一位长辈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的无限敬意。她首先阐述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特别是对良心的理解，并针对当时的南北政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进而对这位长辈为和平而奔走的举动产生了疑惑，希望长者能够指点，并期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世界。

    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与这位长辈见面之后回到家中，详细叙述了长辈对杨家的深情厚谊以及开慧兄妹对他深深的感激之情。虽然杨开慧没有见到这位长者，但她对长者是“神驰座右，何日能已？”接着，杨开慧阐述她通过自己的思考，弄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人有互助博爱之心、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大多数人“只知自私，惟图一己快乐”。她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一个人的良心决定的，行为反映了良心，“失良心者，即失我也”。杨开慧认为良心的力量像太阳一样大、光像太阳一样亮，人们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良心之光也”。同时，她呼吁，一切有良心的人应该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有责任扫除黑暗使其变成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杨开慧担心她的言辞不足表达她的意思，所以很谦虚地向这位长者请教，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更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根据《辞海》的解释，良心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告子上》，意为仁义之心，包含恻隐、羞耻、恭敬等情感。丧失了良心，人就不能分辨是非、善恶，就没有羞耻、荣辱之心。反观当今社会，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部分官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买官卖官；某些商人以次充好、危害人民健康、发不义之财；一些大学教授贪污、挪用科研经费、利用职权“潜规则”女学生；有些年轻人拜金思想严重、不求上进、精神空虚…… 所有这一切，根据杨开慧上述的分析，都是“良心为利欲所蒙蔽”的表现。因此，但凡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勇敢地与不良风气作斗争，因为这正是她所呼吁的“是则良心未失之人有大责焉”！

    杨开慧这篇文章与当时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南北和谈”密切相关。1917年张勋复辟，赶走总统黎元洪，废弃国会和临时约法，之后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孙中山等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1918年5月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并控制了南方政府。英美等国为了反对日本支持皖系独霸中国的企图，希望中国统一。1919年2月北京政府派朱启钤、广州军政府派唐绍仪在上海举行和谈。南北政府双方表面上是进行和谈，实际上是为了争权夺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南北和谈因为无实质成果而破裂。

    杨开慧之前从报纸上看到这位长辈正在北京为了迅速达成南北和局而奔走。在她看来，南北政府里的人都已丧失良心，虽然这位长者费尽心机地进行调和，但是她断定这肯定不能成功。退一步说，即使南北双方因为长者的诚意而实现了和平，但由于执政者没有良心，所以之后还是一个“无良政府”。那么，在和谈已经破裂、南北政府根本没有调和余地的情况下，这位长者仍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调解双方，她实在不能理解其中的价值。所以，杨开慧期盼他能帮她解除疑惑。同时，她对这位长者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的良心能“放异彩于世界”，其光辉能“照满全世界”。最后，杨开慧请长者考虑她父亲“殷勤书致丈者”中的“垂死哀痛之言”，做到“超然远引，图自立之道”，远离军阀、官僚和政客，“当筑屋于磐石之上，不当卜居沙土之中”。

    从结尾来看，这篇文章应该写于1920年1 月她父亲去世之后。遗憾的是，文章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到这位长辈的名字。不过，杨昌济在1919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闻行严（即章士钊）已起程赴法（注：这一消息并不确实），幸吾言之见用，此于行严甚为有益。余近曾写信与行严，劝其退隐，信中有数语，记之于此：‘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谓宜飘然远引，别求自立之道。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人官僚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也。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枝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翻然改图，天下幸甚！’”

    对比杨开慧这篇短文最后所用词句，不难发现，她基本上是引用了杨昌济给章士钊信中的原话。另外，杨昌济说“近曾写信与行严（章士钊）”，而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这与杨开慧所提到的她父亲在去世前曾给长者写信这件事是吻合的。因此我断定，这位长者应该是杨昌济的同乡、挚友、曾担任过南北和谈中的南方代表——章士钊先生。

章士钊

二

    杨开慧的第二篇文章是《随感录》。她在文章开头就指出，“静，非合人生之意义也。人者，动物也”，阐明好动是人的天性和美德，反之则是不灵活的人。她号召大家要做到“日新月异”，生机勃勃，有“轩天揭地之气概”，呼吁人们要富有冒险精神和好奇心，不气馁，“要自立自强，而自创世界、自创生活”。

    在当时黑暗的社会里，杨开慧发现很多人随波逐流，受风俗习惯的影响，从而失去了自我、丧失了灵性，整个社会都是死气沉沉的样子。她痛心地问道“何由而至此乎？”她认为在那种摧残人、压抑人的制度下，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解除痛苦，只有靠自己想办法自救才有出路。

    针对当时的学校制度，杨开慧指出其中最大的一条弊端就是“功课繁多，使吾人无活动之时”，这使得身体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进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她认为，有了强壮的身体，心力也随之加强，精力才能充沛，而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不聪明的。反之，身体不强壮，什么事也做不成。对于身体，如果抱有“坐以待其强，任之听之”的态度，那就是没有尽心尽力。杨开慧认为，“弱是人之大恶”，因为弱才产生了追求名、势、利等罪恶的心。她精辟地指出，弱是从“体不强、精力不足”而来的。所以她盼望学校能够迅速地使学生“体、智、性情齐发展”，使学生拥有坚强的身体，深厚的感情，宽广的胸怀和充足活泼、生气勃勃的精神。这里，杨开慧再次强调了良心的作用，她希望广大青年通过经历生活的磨砺陶冶性情，树立人格，“无愧于吾人之良心”。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力渐衰。由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生活负担重，中国人整体体质很差，再加上不少人吸食鸦片，人民体弱多病。身体不强壮，还能干成什么？体育运动不仅可以改善健康状况，还有助于培养勇敢、坚强的品质。根据杨开慧1929年6月20日《从六岁到二十八岁》的自传可以看出，杨开慧在青少年期间身体一直很虚弱，所以她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体质。

    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正确的教育方向。今天中国学生的体质，较百年前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提高。毋庸讳言，不少学校受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力轻体育的影响，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远远不够，再加上青少年经常吃“洋快餐”、喝高糖饮料等垃圾食品，缺乏锻炼、营养过剩，从而导致体重明显增加，身体怎么可能强壮？脑子怎么可能灵活？所以，杨开慧所说的“不动者，不灵之人也”这段话，对当今青少年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以上两篇短文来看，虽然当时杨开慧只有20岁左右，但她不仅文学水平较高，而且见解深刻。时隔九十多年，作者在阅读她的文章时仍然感受到很强的冲击力。她对很多人生、社会和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反复强调良心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并且号召大家要强身健体，自立、自救，不能随波逐流，充分显示出她深刻的内心世界及坚强的意志，这恐怕令当今社会不少同龄人感到惭愧吧！

三

    杨开慧的第三篇文章是《先父事略》，根据时间推测，这篇文章应该是写于1920年1月（杨昌济去世以后）至1921年6月之间。

    杨昌济在清朝同治辛未年即1871年4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冲，字华生，在赴日本留学前改名为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他在民国九年即1920年1月17 日去世。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昌济小时候就十分聪明，尤以擅长诗文对联出名。比如有位老者出上联：“远方来好友。”他马上对出下联：“天下有神童。”杨昌济八岁时丧母，从小跟随父亲读书，在十四岁时不幸丧父，“至此遂无师焉”。由于他天性好学，失去了老师之后，仍然每天勤奋读书，终于在十九岁时考上秀才。

    对上，杨昌济孝敬父母，爱护哥哥杨昌运（字荣生）、弟弟杨昌恺（字瑞生）和姐姐；对下，他关心爱护子女，从来没有粗暴干涉过小辈的行为；同时，他也十分尊敬他的夫人向振熙和嫂子，外出游览时总是带上全家人一起分享快乐。

    杨昌济关爱哥哥杨昌运的故事十分感人。他哥哥本来也是“聪颖过人”，但后来因为抵制不住诱惑，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这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困难了，为此邻居和亲友们都劝杨昌济与其分家，而杨昌济却告诉他们“吾不离吾兄也”，同时准备将来赚钱供养他的哥哥。他果然是说到做到，后来对他哥哥是有求必应。在杨昌运头痛的时候，他到处寻找止痛良方，并且亲自为他按摩，弄到精疲力竭、手都肿了还不停止。而后来当他哥哥勉强同意他出国留学后，因为这违背了杨昌运的意愿，杨昌济觉得对不起哥哥，“闭门大哭”。

    杨昌济是一位有高尚品德的人，不受金钱的诱惑。因为两次乡试不中，1890年杨昌济开始在家乡教私塾。有人出高价请他为科举考试代笔，他没有答应；在他决定出国留学时，有人出重金请他教学生，也被谢绝了。

    杨昌济一生中有执著的信念。当他三十二岁决定出国留学时，面对哥哥等人的劝阻，他斩钉截铁地说：“如不能成行，则吾精神生活已告灭绝，实等于死”；十年后即1913年从德国归国时，面对友人劝说他在生活条件好的北京工作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并且表示“誓必居长沙五年，教育青年！”

    杨昌济一直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教私塾时，教学有方，不愧为一位良师；民国七年（1918），当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任远赴北京教书，待了不到一个月，因为看书过多生病了。1919年四月病情加重后，他还是每天去大学讲课，杨开慧、蔡和森等劝说无果，最后还是由蔡元培亲自出面，他才去西山养病。同年九月，杨昌济认为康复了，因惦记着学校，就赶忙回家备课，病又复发。第二天有课，他不听劝告，急迫地去学校讲课，积劳成疾，最终病倒住院了。

    另一方面，杨昌济也是一位十分关爱学生的老师。赴京后，他从未忘记那些远在湖南、穷困但有远大志向的学生，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发展的机会。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招募华工，杨昌济利用担任法华教育会干事的机会，号召他的学生们来北京。后来听说学生们因为迟迟没有收到承诺的经费而造成的窘迫，他比学生还着急，“致不成寐，通宵达旦，百思方法”。

    杨昌济强调，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要具有坚忍精神。他曾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由于生病的时间过长，药也不起作用了，杨昌济在住院期间非常痛苦，但仍然“时颂‘坚忍’二字”，并且通过唱歌以减少痛苦及大量喝水辅助治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还硬撑着吃饭。正如杨开慧在结尾处发出的感叹：“吾父坚强之精神，实罕有其匹也！”。

    杨开慧的这篇文章披露了一些现存杨昌济研究中从未提及的细节，充分反映了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关爱家人和学生、具有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教育家。

四

    如前所述，杨开慧是在略晚于1920年9月初（秋季）进入福湘女中国英算专修班学习的，与毛泽东大约是在1920年至1921年的寒假之间结婚（没有举办婚礼）之后离开了福湘。根据民国十三至十四年（1924—1925）《福湘女学校章程》一书推算，福湘女中的秋季（上半学期）一般是在当年的9月上旬开学，下一年的1月中、下旬结束。春季（下半学期）是2月下旬开学，6月下旬结束。因为杨开慧于1921年9 月转入湖南岳云中学，据此我认为，杨开慧应该是在不早于1920年9月初进入福湘，在不晚于1921年6月底前离开福湘。换句话说，她在福湘女校最多呆了两个学期。1921年这期的《福湘杂志》是6月份出版的，按此推算，1920年那期的《福湘杂志》（年刊）应该是杨开慧入学前出版的，加上福湘当时并无其他校刊，所以我认为1921年这期中的三篇文章应该是杨开慧在福湘校刊上发表的全部文章。如果研究人员看到过她在《福湘杂志》中发表的其他文章的话，我诚恳地希望能公开发表，以明辨事实。

    1977年，湘潭市总工会翻印的包括杨开智所写的《忆杨开慧烈士》和湖南师范学院编写组撰写的《开慧传》的书中写道：“……当时李肖聃先生主编的福湘校刊上，发表了杨开慧的《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作者注：原文将“伯”字错印成“伯父”）。她以火热的激情，酣畅的笔墨，无情地揭露了耶稣教义的不合理，抨击了封建军阀政府的腐朽反动，同时，又巧妙地揭露了耶稣教义的虚伪反动和传教士们刽子手的凶恶嘴脸……解放后，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还将一期载有开慧两篇文章的福湘校刊送给了毛主席……”另外，1979年出版的《杨开慧烈士传略》也写道：“……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她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的战斗檄文，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根据我的观察，以上两本书是不少后来关于杨开慧文章的重要参考书目。例如，毛岸青、邵华写道“……您把自己对革命的思考写进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而又令人刮目相看……”；著名畅销书作家陈冠任在两本不少内容重复的书中说杨开慧“……又在福湘校刊上发表《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用生动、通俗、泼辣、有力的白话文，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

    然而，我认为杨开慧并没有在福湘校刊上发表过题为《呈某世伯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虽然它与《至某公书》标题意思相近。这些作者很可能没有看过原稿，以讹传讹。其次，杨开慧这三篇文章中根本就没有“巧妙地揭露了耶稣教义的虚伪反动和传教士们刽子手的凶恶嘴脸”的内容。最后，这期《福湘杂志》载有三篇而不是两篇杨开慧写的文章，所以文中所提及的“杨开英还将一期载有开慧两篇文章的福湘校刊送给了毛主席”也是不准确的。

按：此文录自2015年第3期《船山学刊》，原标题为《新发现的杨开慧三篇短文浅析》。李忠泽(1969—)，男，江苏镇江人，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高级统计分析员。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百年名校》陈先枢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