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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芳女中

2016-10-25 17:3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393|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来自: 名城长沙网

艺芳女中老校园

艺芳女中今名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曾名长沙市十四中、长沙市实验中学 ,老校区位于今开福区局关祠,校园系原曾国藩祠浩园的一部分。今局关祠校园系艺芳女中原址。艺芳女中始建于1918年,创始人为曾国藩后裔曾宝荪、曾约农姐弟。

曾宝荪

曾宝荪(1893—1978),字浩如,号平芳,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今属双峰)人。其父曾广钧为清翰林,系曾国藩长孙。曾宝荪是曾广钧侧室陈氏所生,但她受祖母郭氏的教养居多。郭氏是淮扬海道台郭沛霖之女,嫁给曾国藩次子纪鸿。曾纪鸿考圆周率创捷法颇有名于国内外。郭氏出身书香门第,说她“自身善游冶于六艺之中”,故自号艺芳。曾宝荪及长,考入浙江公立女子学校。曾国藩在世时,即为后代制定了一套不见于形势的教育计划,就是先穷经史,再去泰西学习。故他“命长子纪泽治方言,次子纪鸿治历象,设馆以通重译,遣童涉海,以求新知。”曾宝荪遵祖训,于浙江冯氏高等女校毕业后,即赴英国,先进黑山高级女子中学,后升入伦敦大学的西蹬学院,于l916年获得理科学士学位。

曾宝荪、曾约农姐弟

曾约农(1893—1986)是曾宝荪叔父的儿子,也同时去英国学习。曾约农是过继给曾纪泽的。光绪初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为出使英、法两国钦差大臣,后又使俄,争回伊犁部分主权,颇有声誉。曾约农幼年就去过英国。这次去留学,于l91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矿冶学院,得学士学位。

1918年8月初十艺芳开学时合影

曾宝荪得学位后,接着又读了一年师范,这时她就立下了回国兴办学校的誓愿。回国时路过上海,她的表叔聂云台留她接办极具规模、很有名气的启秀女中,她辞谢了,毅然南归。 回湖南后,姐弟俩立即着手办学事宜,得到她父亲、诸叔和兄弟们的赞助,终于在1918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为了纪念她的祖母,特将学校命名“艺芳”。最初校址设在北门西园龙伯坚宅,后迁局关祠,即今田家炳实验中学的前身。曾宝荪任校长,兼教生物、英语,曾约农任教务主任,兼教数学、英语及理化。另外请了两位外籍教员,教音乐和体育。外籍教员的薪水,是曾宝荪在英国结识的人士义务代付的。著名经济学家学李剑农曾任艺芳历史教师,国学家陈天倪、李肖聃曾任艺芳国文教师。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俩都不支薪,后来艺芳兴旺发达,他俩还是不取任何报酬。艺芳校歌歌词为曾宝荪所作,词曰:

    衡岳高兮云溟,洞庭阔兮波澄,毓秀钟灵。

    恩光来兮西极,教化兴兮南服。

    始滥觞兮楚泽,溢洋中国。

    

    伏女学传遗经,班姑才续汗青,往范堪钦。

    文兼怯梵沮仓,术崇儒墨管庄。

    裁成南国琳琅,奥维艺芳。

艺芳迁入局关祠浩园后规模日趋宏阔,校园池塘环绕,楼台亭榭,宛如一座古典园林。到1928年,办成六年一贯制的完全女中。艺芳抓德育,极注重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对学生从没有记过、开除的事。学生的自觉性和自治性都很强,自修时间,不用教师监督,考试没有老师监场,从不闻有作弊情事。师生抽屉从不上锁,几无偷窃行为。

艺芳校园景色之一

艺芳校园景色之二

艺芳校园景色之三

艺芳校园景色之四

艺芳实行开门办学,不叫学生死读书,常让学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活动。有年湖南旱灾,艺芳学生大力向各方募捐,得款为各校之冠,仅次于当时省政府所拨之救济金。“五四”运动时期,艺芳建校不久,学生只有20人,师生联合组成3个十人团,互相监督不用日货,且向各界进行演讲宣传。“艺芳十人团”一直保持了30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解散。日本东京大地震时,十人团曾为之募捐救济。

曾宝荪在艺芳校园

曾宝荪是个独身主义者。当时艺芳学生中,学习她终身不婚者,颇不乏人。曾约农曾在明德中学教授英语。那时长沙资望较高的教员,都有自备包车,约农却习于安步当车。每来校携所蓄狼犬,讲课时,伏在讲台旁,丝毫不动。1918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长沙讲学,人虑其哲理深奥,不敢任翻译。约农应邀随声传译,明白畅晓,听者无不惊服。

1927年4月8日,湖南省农民协会进驻艺芳校园,以作办公之所。艺芳停课。同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随后艺芳复课。

1938年8月17日,日本飞机轰炸长沙,艺芳校园落下l5枚炸弹,校舍面目全非。曾宝荪校长将学校资料运至故乡双峰荷叶塘,将学生寄读于已迁往湖南沅陵的教会学校福湘女子中学,然后避难于香港。1946年春,曾宝荪返回长沙,筹集资金、人力、物力,重建艺芳校园。

双峰荷叶塘曾国藩故居

曾宝荪还先后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省立二中校长、湖南省高等检定考试委员、太平洋国家讨论会第二三两届大会中国代表、湖南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等职。1938年,蒋介石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聘曾氏姊弟为筹备委员。曾宝荪向人表示:“无意于傍人乞食。”1948年,曾宝荪、曾约农同乘飞机去香港,不久同往台湾。曾约农先后任台湾大学英语教授和东海大学第一校长。

1949年底,艺芳女中由长沙市政府接管,后改名长沙市第十四中学,男女同校。

忆艺芳女校

曾宝荪

创办艺芳女校

   “艺芳”二字是先祖母的馆名,前文已经说过。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也已说过多次。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

聂云台

    民国七年二月到了长沙,先在聂府住了四五月,那时萧表姊孝徽也从衡阳来长沙,帮助我与巴师到处看屋。最后看到西园龙翰林家,正好美领事搬出,我们便照他的租约订约一年。此屋是中国旧时老房子,两进七开间,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于是我与巴师住了正屋下进东边三间,西边三间作为教室,后面萧女土住了一间,女仆住一间。上进东西六间均做学生寝室,厢房作浴室,下进回照房做饭厅、会客室及学生阅览室。厨房远远在外。另外小花厅三开间即与我母亲、约农及小弟等全家居住。规模虽小,倒也井井有条。当我初到上海时,聂云台表叔要我在上海接办启秀女子中学。杭州圣公会也欢迎巴师与我回杭州冯氏女学校,但我们都觉得海边省份容易找人,而长沙内地,不易找留学生服务,因此都婉谢了;现在居然看到艺芳有屋,很感欢喜。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心中所意想的中国学校。

不幸的是那年六月初约农母亲——我们五婶,由湘乡 下省,初八那天晚骤然在坪塘发了心脏病。约农差专人由坪塘送信,初九日信到长沙,要我找医生去治病,坪塘是文正公葬地,离长沙三十里。我与杨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三时,五婶已于当日十二时去世。当时天气热,幸有二叔履初先生及李五舅杏岑先生在长沙帮同治丧。五叔也在北平赶回,就葬五婶于坪塘文正公坟旁山上,也算有归葬祖茔之福。不久五叔回北平,约农弟留在长沙守制修墓。于是我们便邀他帮办艺芳。约农本来是学矿冶的,开女学堂未免用非所学,然而当时南北战争,农村紊乱,我父亲有矿山地契一箱,并且为买矿卖去田数百亩,都毫无开发机缘,即令从事矿冶,也只好教课,所以约农在艺芳教书也不算太委屈。在我们得了他真是无价之宝,因为他知道我历年的计划,又勤快好动,能拟稿、起章程,加上有二叔履初先生认识长沙绅土。于是我父亲、二叔、七叔与淮商公所接洽,取得文正公祠房地为校址。先在西园由我们四人,巴师、约农、萧表姐与我买家具,印章程,做书桌黑板,学生衣柜,购买学校仪器书籍。于八月内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

艺芳最初的校址西园龙宅

    校董会之组织由先父,二叔及七叔邀请。董事会中最出力帮助的有朱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萸溪、史春霆、俞秋华、曹耔谷,钟显荣、马惕吾、胡子靖……诸先生。申请在教厅立案。民国七年阳历六月初五批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张纯士、柳演仁,黄斌、陈嘉和表姐萧孝徽(表姐并兼舍监及总务);大学预科四人,龙沅、王传绮、曾宝蘅及张孝钧。巴师情愿做教员教英文,让我做校长,以一个高龄外国人愿在一个中国少年人而且是自己的学生之下做事,恐怕是第一个了。约农做教务主任兼英、算及理化老师。我也教英文、生物,任牧师兼点英文,另外二家叔及李慧芳先生教国文,青年会之费雅师母(Mrs. Veryard)教音乐,何小姐(Miss Horjen)教体育,黄国厚女士教手工。总算教学慎重,因为学生只有八个人而教员倒有九个人。此时的艺芳除正课外,还请过几次名人演讲。后来我们成了定例。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我自己必要有一点钟的时事演讲,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这些都指导学生观念不少。

    巴师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且极爱护学生,并且很悦纳我们的建议。比如我们建议不可记学生的过,不可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礼拜六课后至礼拜日下午五时,学生可以回家住…… 都是与教会学校不同的地方。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她很能了解接受,而且以六十老人与中国学生同吃中国饭,同甘共苦,真是难能可佩之至。

一九一九年春天,正值五四运动,那时我们的专修班已有第二班学生了,是唐冰瑜、颜兰禧、俞辉、夏秉恒、钟贤钧,预科班也加了粟翼明、曾长善、钟贤淑、柳敬常……这些是最早的学生,也最知道学校创办的艰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厚。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合理的反应,我们组织了抵制日货十人团,直到抗日胜利才散。

艺芳迁入浩园

曾文正祠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盐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焘)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浩园

    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军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浩园听雨轩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颐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耔谷、史春霆、俞诰庆、胡子靖……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 M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一毫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  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账,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船山学社旧影

关于学友会,我需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间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艺芳女中校园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级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二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哄哄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 、 “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 the Light that 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l)…… 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嬉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账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账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

五四运动与艺芳

上文说过“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它的起因实在基于爱国——不愿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让于日本,因为我们本是加入联盟国,大家抵抗德国的,而联盟国反倒偏袒日本。因此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反抗《凡尔赛条约》,驱逐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示威游行,北京各大学群起响应,连各大埠商人,也罢市为学 生后援。各省大中学校也不例外。那时艺芳,仅只一岁大的学校,学生不到二十人,但也不因人少而不参加,于是学友会决定除开不游行以外,要做点积极的事,不可只有五分钟热度。那时全国发起抵制日货,成立提倡国货的爱国十人团,艺芳师生共成立了三个团,大家立志不用日货,只用国货,不坐日本船,要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改变,才能解散十人团。每团举团长一人,执行职责,把学生已有的日货都登记过印,可以继续使用,以后不能再买新的。我本来有的日本物件不多,不过也有两三件夹衣里子,是日本洋布,也归学生印过。每学期抽签抽查一次。调查有无添置日货,当然抽到教员、校长,也是一样检查,可见艺芳的民主精神和法治作风。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人团的印,这才悻悻的去了。艺芳十人团一直保持了三十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方才解散。

    我们的学生对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政策,虽然积极反对,但对于日本的人民都很表同情。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东京大地震,学生们自动捐救济款五百余元,托基督教宣教委员会的霍德进博士(DrHodgkin)带去日本。并且请霍博士询问,在日本有没有同我们一样,秉基督爱敌的精神的学校。如有,我们愿意与他们通信,让他们得知我们热爱和平的精神,与他们军阀恶意的真相——因为当时日本军阀蒙哄日本人民,极力的宣传中国如何仇日,去刺激人民的仇华心理。但是不幸霍博士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学校,也许是日本政府不容这样一个学校的存在。

    对于新文化运动,学校老师两方面都有。有的绝对主张读文言文,有的说“初中可以读一部份白话文”。我们初中学生作文,大多数用白话,但高中就都用文言,直到民国十七年以后,才文言、白话都可用了,学生响应新文化,办了一份杂志,里面包括各样的材料:有文章,有诗歌,有小说,有笔记…… 我记得还是熊秉三先生给它题签“艺芳杂俎”。这个杂志每学期出二次,但不幸学校被毁三次,已荡然无存了。除此外,学生偶然也出过壁报、漫画,及各种游戏文章,但都思想纯正,富于文艺及幽默感,很受同学及师长们的欢迎。

曾宝荪“八宝堂”遗墨

    学生们也极关心时事,民国八年秋,张敬尧督湘,要大大开放湖南米出境,每石抽税一元。那时正是湖南自己也有水旱灾情,民食不大充裕,所以各界发起请愿,不要放米出省。学生也不例外,艺芳学生与各学校学生联络,群起包围省议会,用意在使到会议员无法半途逃席,一定要得到代表多数的决议案。从中午直到下午七时,饥、渴、倦交并,很多其他学生都走了,唯独艺芳坚持到底,直等议员们说“你们回去吧,他们都走了(按:都由某些不认真的学校所看守的门溜走了),我们总尽力而为,禁米出境就是”。但不幸并未发生效力。

    艺芳便改变方法来唤起社会同情。编了一个戏剧,名叫“绿波恨”。剧情大致是说一个米商的女儿,名唤“绿波”的,多次跪劝她父亲,不可放米出境接济日本人。后来又邀同学去沿街苦劝商人,不可损己资敌。他们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不幸被一汉奸设计将绿波害死。最后她还手持劝商人的信件不放。这样总算感动了有些商人,停止与日本人做生意。这戏的大意,当然也是讽刺当时的张督和有些奸商的。戏的台词及节目编织,当然也不能说很好,却完全是学生自动编写的,并无教员帮助。编剧,所有导演,道具,灯光,都是学生负责。而且学友会每人得推销票最少十张,我们做老师的也不例外。所得的款项,作为十人团救灾的费用。学生们不但所销的票价涓滴归公,连自己坐车的钱——如借道具,买用品等——也不肯用公家的钱。

浩园石桥与长廊

浩园草亭与假山

    浩园风景优美,长沙城内可算第一。学生们曾利用浩园扮作西湖,酌收游园费用来赈济湘南旱灾、湘西水灾,游园的入场券也是每人推销若干张,毫不自私,完全交与干事会。我至今想起,少年人真正可爱,我们收票的人,是小学生,进门时,连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也毫不放松,一定要每人一票,才能入园。如中国每人都有这样公德心,则中国要富强安乐,有何难办?

从民国十一年到十六年春,艺芳的外籍教员有顾女士(DrGrubb)、贾女士(Miss Galbraith)、曼女土(Miss Madge)、孙师母(MrsGibson),中外教员相处很好,至于巴先生更受尊敬,学生们都与外国先生很合作,她们也与学生们同住在一块,同在一起吃饭。

四八节

五四以后,长沙有毛泽东、邓演达、郭亮、柳直荀等,在文正公祠西边的思贤讲舍开办了一个船山学社。民国十五年秋季,民军北上,有俄国顾问加拉罕、鲍罗廷等人到了。船山分子把艺芳与船山中间的墙打倒,日夜出入浩园,不能禁止。并且有一笔名“短棍”的人,每日在《湖南日报》上痛骂各校校长。艺芳当然更受诋毁,出有打倒艺芳专号。我看见我本身是众矢之的——身负土豪,劣绅,地主、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等等罪名,便想如果我本身辞职,或者可以保全学校,就在一九二六年寒假时,宣告学生,我要辞职保校。学生起初不肯,经过我再三说明后,便由学友会组织了一个“校务维持会”,聘了国文老师李碧棠,数学老师言自芳加入维持会,聘我及约农为顾问,以备商讨校事。我又告诉学生,明年情形一定更不好,同学中如有暂时愿意退学者,也可以回家静候。因为我校已失窃几次,与船山学生又械斗过一次,由警察解散,所以不得不慎重。

    果然第二年(民十六年),长沙各校学生不是开会,便是游街,不能上课。店家十有八九关门,大街上一片凄凉景象。三八妇女节早几日,就有学生联合会人来说要各校全体出发游行,我们学生不肯答应。到三月七日,我们开了学友会全体大会,那天到了教职员十五人及全体同学。由学生陈某某女士主席。当时众人言论激昂,都不赞成参加。有一位教员先生说:“我们不必自去,只要有几个工友去,打起艺芳旗子也就可以了,这样或可保全学校”。但有一位学生任承华女士说:“我们从不参加,这一次也不例外。并且‘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我们是真心认为游行与妇女利益无关,又何必装假。充其量,他们不过封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任生的提议全体学生通过,只有教员十几票反对。教员是失败了,但是艺芳学生的自治独立的精神成功了。

    十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五),我上午照常上课(我仍是一名教员),下午因头痛目眩上楼休息。约农仍在办公室做事。忽然来了两个人,要会学校当局,既无公文,也未着制服,只说“我们是农民协会的人,来接收你们的校址,你们的学校已经由政府封闭了”,约农当然不退让,便说“你们把教厅公文给我看”,他们说“人都来了,还看什么公文!我们限你们两小时出校。”果然就进来四五十个人,每人手拿一支“梭镖”(是一根五尺多长的竿子,顶上安上长约六七寸长的铁尖刀,可以用来刺人)蜂拥而入,一面四处跑,一面大喊学生出校,稍后便来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兵丁。此时学生便鸣钟开紧急大会,同时因怕我受伤,便由学生任承华与曾××护送我步行出校。

进驻艺芳时的省农民协会会址

    紧急会仍是学生教员联席会,由约农报告学校已经被政府封闭的事。学生激昂慷慨,有的说“决不出校”,有的说“去请愿政府,努力挽回”。这时梭镖队和枪兵站在会场门口,环立虎视。我知道学生的性情,便写了一个条子,叫人送去请约农报告学生:“务必于天黑之前出校,不可傲强,致生惨案,作无谓的牺牲。”学生得了这个信,又见此时人越来越多,除梭标队、步枪队之外,还有来看热闹的人及街上老百姓,乱哄哄的不下一二千人。于是决议自动解散,把毛笔大书特书“艺芳精神不死”在墙上,把玻璃器皿都打碎,连梭镖队的人也说“你们有这种精神,一定要回来的,何必要捣毁东西!”此时军队准学生拿自己的东西出校,但学生都为学校抢文件器具等而不拿自己的东西。学生站成两队,由舍弟约农领队,三舍弟昭权殿后,整队走出校门,口唱校歌,并放万字鞭炮送行。

当夜我的学生徐君谭君便到去汉口的小轮上占了两个位子,未到天明,就要我们上船。我们一行廿六人离开了长沙。我们到上海在聂府及俞府小住,拟去庐山。那时巴师与顾贾二位先生已在上海,但英国的领事不许他们去庐山,我与约农去庐山稍为休养。不幸巴师因见学校惨遭封闭,中国又紊乱异常,心脏病突发,等我与约农赶到上海,她不幸已亡故,她一生为艺芳计,竟未见其恢复,可悲可恸!

     按:本文节选自《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2年。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百年名校》陈先枢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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