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陵七个月：战时省政府旧址湮没水底

7月8日，沅陵县，《抗战日报》旧址。

7月8日，沅陵县《抗战日报》旧址，住户用来糊墙的报纸还是1938年的《抗战日报》。

　　从1938年11月3日由长沙搬迁至沅陵，到1939年5月20日因日军再次迫近而迁移耒阳，湖南省政府在沅陵驻扎了七个月。

　　短短七个月时间，跟随省政府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关团体，使得沅陵县城空前繁荣，“江边上、山头里，县城到处都是机关单位”。

　　随着五强溪水库蓄水，抗战临时省会的遗迹大多已与老城区沉没江底，只留下些微残垣断壁和蛛丝马迹，供寻访者凭此遥想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

　　糊墙的旧报纸记录着1938年战事

　　七月，白晃晃的日光照得汤汤沅水如蒸如炙。

　　午后，在怀化市沅陵县城沅水边半山坡上，于破败狭窄老巷中，我们几经打听，寻访一幢老旧的青瓦单檐民居——马坊街14号。岁月的侵蚀在这栋不起眼的民国木构建筑上留下斑斑痕迹。叩响木门铜环，一位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打开院门。

　　“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一家民国报社?”

　　慵懒的男子将我们迎进门，随手把院落墙上一块落满灰尘的木板翻过来，赫然写着：沅陵县文物保护单位抗战日报旧址。沅陵人绝大多数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小县城竟然曾是民国时的湖南临时省会;附近的街坊邻居们也不清楚，这间杂乱的土墙小院落，曾是赫赫大名的《抗战日报》编辑部。

　　1938年11月3日，湖南省政府迁至沅陵县城，机关、学校跟着纷纷迁到临时省会。11月12日，长沙大火前夜，著名作家廖沫沙、周立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也带着报社工作人员，将原本由著名戏剧作家田汉在长沙创立的报社总部往沅陵搬迁。

　　他们的实际搬迁路线与大多数机关相同：先从长沙走陆路到益阳沅水边，再转水路从益阳到沅陵。

　　根据史料记载，廖沫沙等人将铁床和部分印刷工具装载在一辆大卡车上，原本搭乘卡车去沅陵。然而刚到益阳，车子就运不动了，还是周立波发电报给周恩来请求帮助重新派车，才将机器运到益阳的沅江边。报社员工又将印刷机和铅字载上一艘木船，这才沿着洞庭湖，溯沅江而上，搬到地处湘西的沅陵。

　　这栋房子从前是一户周姓人家，是徐特立沅陵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事先给他们找好的，1994年，现在的房主李朝佩从周家手中把房子买了过来。“他们就在这里吃，这里睡，这里办公。”李朝佩老人的儿子说，“从前屋子后面的山坡上还有几间茅屋是印刷厂，现在已经拆掉了。”

　　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当时这座小院落中间大堂是办公的地方，田汉和母亲住宿办公则在右边的两间房子，左边两间则是廖沫沙住宿办公的地方，工人们睡在二楼的阁楼上，房子小不够住，有时候工作人员就在地上打通铺。

　　李家主人见我们到来，急忙返身回到堂屋中，拖出一个蛇皮袋，竟倒出了一大堆发黄的报纸片。“前两年我们家房子实在是太旧了要翻新，我们把糊墙的纸拆下来，竟然发现撕了一层还有一层，重重叠叠好几层，都是从前的报纸，我拿着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很珍贵又舍不得丢掉。”

　　在一张碎片上，我们看到是民国1938年2月10日的《抗战日报》，头版报道东战场战事情况，报头上清晰的印着“主编田汉，电话一八六号，地址长沙皇仓坪二十八号”。显然，在搬运印刷设备来沅陵时他们还带来了在长沙时的部分存档报纸，后来就把这些旧报纸用来糊墙。

　　一瞬间，这些跨越七十多年而来的泛黄老报纸，把我们带回到战火硝烟的时代，文化界抗日救亡的热血雄心，就印刻在这一份份泛黄的老报纸中，历经数十年仍撼动人心。这幢曾为时代记录者租住的房屋，竟然以这种形式仍在将记录进行到底。

　　曾经霍乱流行，老药号窗仍清晰可辨

　　因为五强溪水库蓄水，沅陵老县城淹没水底，因此像上面《抗战日报》这样的临时省会遗迹并不多。

　　为何省政府首次迁移选址沅陵?沅陵县文史馆馆长孙明汉用笔头指着湖南地图，沅陵素称“湘西门户”、“南天锁钥”之称。从地图上看，沅水和酉水在此处交汇，上溯沅水可至贵州，溯酉水可到重庆，也是从湘中、湘北入湘西的必经之路，此为“上捍云贵、下蔽湖湘”的军事要塞。毫无疑问，守住沅陵，就是守住湘西大后方，守住通往贵州和重庆的交通关隘。

　　我们探访沅陵县，曾经的省政府旧址在老城区伯陵路(太常乡)，随着1995年五强溪水电站的蓄水，沅陵的省政府旧址已跟随老城区一起淹没水底，如今的新县城，是老县城整体靠后上山修建而成。

　　根据县志记载，在1938年省政府搬迁到沅陵后，“江浙和本省大批难民涌来湘西避难，部分省属机关、工厂、学校亦迁沅陵，一时城镇人口倍增，机关林立”，可略略还原当时的情况。

　　粗略统计，这一年县城人口陡然增加数万人，房屋、商铺均不够用。当时来沅陵开生活书店的负责人记录：“最近湖南省政府已去增设行署，长沙的银行和政府机关以及学校等也大多迁去，人口激增，房屋已经不够分配，我经多方设法，勉强在沅陵最热闹区域的中南门廿一号湘西教育分社租的一间门面和后进三间。”

　　涌入的人口大多从水路而来，沅陵中南门的码头上日日川流不息，人满为患，省政府搬来后不得不重新增加跳板，整修出分流式码头;同时，省政府还给县城重新铺设了路灯。

　　县城人口激增，医疗短板显露出来。1938年12月，省政府特地指令湘雅医院，要求其在沅陵的东树湾增设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据中南大学档案馆黄珊琦整理，起初，沅陵分院房屋困难，分院院长便亲自设计并率领民工建造竹编泥糊或木板房，使医疗用房、教室、图书室以及生活用房一应俱全。“开始分院没有电灯，晚上来了急诊，马灯、手电筒一齐上，剖腹术、截肢术、难产产钳术或剖腹产术等照常进行。”

　　沅陵地处川湘公路要冲，战时人口流动频繁，1939年春夏，竟导致霍乱大流行。病人“上呕下泻，失水严重、如骷髅般”。医护人员便用竹板、木板当病床;输液瓶不够，以灌肠筒代替，方才压制住霍乱。

　　1939年5月20日，因日军迫近，省政府不得不迁移到耒阳。1945年6月，在湖南省内迁移多次的省政府又重新回到沅陵，直到1945年9月18日抗战胜利那天决议迁回长沙。

　　在这抗战的尾声，抗战时设立的沅陵省立第九医院与原设在洪江的省立第十医院合并，时任湖南省主席薛岳为第九医院埋下“民生建设”的奠基石，11月院舍落成时抗战早已胜利结束。

　　2015年7月8日，当我们造访位于溪子口半山腰的医院旧址时，这幢三层楼的建筑已废弃多时，入口处的药号窗仍清晰可辨，不晓得当年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们，又是何种心绪。

　　沅陵凤凰山，张学良在此幽禁一年

　　1938年的秋天，沅陵老城边的沅江来了一只“官船”，每当天朗气爽，这船就不时出现在城东南的凤凰山下、黄姑庙一段河边——船上的人，便是从1938年10月转移幽禁在沅陵凤凰山的张学良(《张鉴炳：一只神秘的官船》)。

　　钓鱼是幽禁岁月里的一大乐趣

　　那时候，23岁的杨绍泉家住凤凰山脚，家中做着豆腐生意，父亲兼做“渡船老板”。张学良到凤凰山的第二年春季，便雇佣年轻的杨绍泉帮他开船，这期间，杨绍泉与张学良频繁接触。

　　尽管被幽禁，张学良的生活水平仍然得到照顾。在杨绍泉的印象中，张学良最爱钓鱼和游泳：“张将军自己请木匠做了一只新船，船上搭有凉棚，铺有绒毯，可以睡觉，两边装有栏杆，可坐十来个人。”

　　划船钓鱼的范围有一定限制，一般上至沅陵城溪子口，下至河涨洲，张学良喜欢在哪里钓就在哪里钓。“张将军钓鱼在我看来只是消磨时光而已，也很少见到有鱼儿上钩，但他钓得非常认真。”

　　张学良在哪里玩累了，就在哪里开餐，“一般是由伙夫做好了送到河边来吃，有时候沙滩就当餐厅，把船停泊在水里开餐。午餐吃得很讲究，常有金华火腿、肉片、鸡丁、蛋片、肉丝汤，还有香油菌、小白菜、水豆腐等。”

　　我们在凤凰山的寺庙中看到有一座假山水池，当地人介绍，张学良并不吃钓来的鱼，就把鱼喂养在水池里，有时候自己就坐在水池边上钓上半天。

　　优渥生活背后的焦虑

　　如今的沅陵人都认为张学良那时候生活条件挺好，日子过得逍遥，让附近的居民们极为羡慕，但他内心的焦虑显然没有在看似悠闲的生活中减轻丝毫。

　　1938年湖南省委主席张治中去凤凰山曾探访张学良。时任国民党38师上尉连长的刘启尧记录说，当时国民党一些军政要人未经获准是不能见张学良的，山上山下驻着一个宪兵连把守，放牛娃都不能上山放牛，张治中是第一个来沅陵带卫士和副官进禁区的人。

　　那次会谈，张学良向张治中表示：“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在张治中建议下，张学良写信让张治中代交给蒋介石，并一再请求张治中代为求情。

　　然而，蒋介石对他的要求没有回应。3个月后，他在自己卧室的墙壁上写下《自感遗憾作》：“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1939年，原国民党暂编第七师的石玉湘也来看张学良，张学良也对抗日形势很是关怀，并提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大有可取之处，想要弄一本来看看。

　　直到1939年年末，因日军节节逼近，沅陵也不安全，军委会、军统局又指令特务队将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修文县的阳明洞，张学良便离开了沅陵结束了他在这里一年的幽禁生活。

　　(感谢沅陵县史志办对本文的帮助)

　　地理知乎

　　民国湖南省政府为何选址太常乡

　　太常乡位于沅水与酉水交汇处，东与沅陵县城隔河相望，西、北与泸溪县、二酉苗族乡交界，南与盘古乡毗邻，水上和陆路交通都十分便利，古有“楚蜀通津”之称。

　　撰文/丁婷婷 实习生/刘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