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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前,湖南人的“家长里短”

2015-5-10 08: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42| 评论: 0|原作者: 迭戈|来自: 三湘都市报

    张治中

    郭根

    孙立人(前排左三)与宋美龄(前排左四)参观女青年大队。

    开栏语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抗日战争中,湖南战场一直是主战场,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连绵的战火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多重灾难。抗日时期,湖南的风物人情有怎样的沉浮变化?残酷的战争给湖南人带来了怎样的场景和心境?“记忆”特推出“抗日中的湖南生活”,铭记历史,镜鉴今天。

    武汉失陷前后,原是抗战后方的湖南,瞬间成了中日正面战场的前线。在这段时间里,以长沙为中心的区域其社会状态、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记忆”捡拾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珍贵图文,拼凑出长沙会战前湖南的这段历史面貌。

    家家传诵刘伯温的“烧饼歌”

    图①为1939年,湖南全省防空司令部官员在长沙的合影,这时的湖南已是张治中执政。

    关于防空部,民国著名报人郭根记录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时期的防空协会。1937年11月初,郭根来到长沙,生活了四个月,也亲眼见证了“旧湖南”变成“新湖南”的过程。  “在何键的统治下,长沙仍然做着太平的梦,在那里你闻不到什么抗战气息,就连作战的标语都很少看到,逆旅主人(注:旅店老板)说这是何主席的洪福”。长沙的市民异常镇定,他们信天命、信鬼神。家家传诵刘伯温的“烧饼歌”,门口贴着观音大士的谶语。街上还有很多卖爆竹的商铺,墙壁上贴着很多感谢神灵的红纸条。

    长沙那时还没有防空设备,但在何键主持下的人民防空协会却已经向商家民户征收过四五次防空税,无钱缴纳此税的贫民还因此坐牢。

    郭根回忆,当“国府”宣布西迁,最先是江浙一带居民纷纷来到长沙,而长沙本地人纷纷迁往湘西一带。长沙小吴门外挂着“京、沪、杭”牌照的小车绵亘数里,大街上有了千娇百媚的上海女人,有了吴宫、苏州、江南等名号的饭馆,有了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书店,有了《救亡日报》、《抗敌日报》等报纸。还有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

    青年学生下乡宣传抗日

    主政湖南的张治中,处处以身作则,图②为他的长女张素我(前排左二)参加民训工作。图③为1938年张素我(右三)在湖南一农村宣传抗日。此时的湖南,掀起了一股抗日热潮。  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也是当时的风尚。

    黄润岳先生(生于长沙,原就职于“民国政府外交部”)1937年在长沙的岳云中学读书,他回忆到,高一的第二学期,学校停课军训,为期半年,训练营地设在四十九标,白天出操、听课,课堂讲授的都是军事课,只有晚上才能温习学校的课本。军训结束,由全国陆军训练总监签发一本证书,官阶为陆军上尉。军训返校后,二十多个同学自愿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前往湘潭等地宣传。路上坐船,船员们看见他们是搞抗日宣传的,就免去了船票钱。

    刘遐龄(著名学者、宁乡人)当时来到长沙报考中学,住在善正学校。据他回忆,当时善正小学迁移,他与两名一同前来报考的同学,在一教室内搭起蚊帐住了下来。“我们饭食,亦在该校搭伙。当时物价平稳,每日三餐铜元一百文。伙食比在客栈里更为便宜”,“敌机时常来轰炸长沙,敌机来时,我们即躲在善正后园一个临时挖掘的土制防空洞,幸而敌机性能不高,仅在不下雨不刮风的白天,方能出动轰炸”。

    刘遐龄来到长沙后报考了三所学校,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长沙郡立中学高中部、省立长沙第一高级中学。当时这三所学校的招考在同一周,每校考试时间为两天。“高农”考试刚结束,日机就来轰炸长沙城。其后几天考试所幸无事,这三所学校的考试刘先生均获录取,后来他选择就读“长高”(当时在宁乡龙凤山)。当时的高中学生,放假期间,都被派往各地搞抗日宣传活动。

    小贩在客店过夜

    被人捆绑去服兵役

    1937年11月25日夜,奉命担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带领秘书长及随员,从武汉的徐家棚乘专车抵达长沙,三天前,日军刚对长沙进行了轰炸。

    张治中主席来到长沙,首先着手解决伤兵、兵役、土匪这三个难题。张治中回忆道,长沙所有商号、旅馆几乎被伤兵占住了,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挤着新到的伤兵,他们示威咆哮,长沙成了一个伤兵世界,每日滋事数十起。为此,省政府垫付了上百万元,将伤兵收容、安置在特别设置的医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当时的征兵,除了办理役政的机关,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达八九个,以致民不聊生。在某乡镇,一些小工小贩在客店里过夜,结果如同犯人般被绳子捆起,押走了。乡村的壮丁劳作一天,晚上不敢回家休息,只能躲在山林中,有的干脆干起了土匪行当。张治中见到这种情况,一面申报中央取缔部队自设的所有招兵机构,一面要求役政机关按中央指示,负责征召兵员。按照当时国民政府要求,每月征兵一万八千人,规范制度,以此避免征兵时的舞弊、不法行为。

    此时,湘西地区匪患严重,为解决湘西问题,张治中除了加强行政治理,还安排湘西王陈渠珍前去主持工作。图④为1938年,张治中(左二)前去湘西整治匪患时,看望被囚禁在沅陵的张学良(左四)和赵四小姐(左五)。

    黄美之

    民国时期的机场工地。

    周敏

    周荫三

    来长沙的孙立人将军被叫“伤兵老爷”

    图⑤为1938年,长沙的童子军。

    当时童子军黄美之(后成为孙立人将军的红颜知己)还是一个小女孩,跟着姐姐前去募捐,老板娘对着她们大骂:“天天来捐钱捐铁,都捐光了,没有了,快走开去”。没想到的是,这是黄美之第一次见到孙立人将军。在京沪战役中身负重伤的孙立人,此时身体刚恢复,左手还缠着纱布,就急忙乘火车来到湖南的省府长沙城,因为他的妻儿、部下都住在河西那边的一个庙里,他要去召集他们,继续抗战。

    “下了火车,看到火车站对面被炸过的颓垣破瓦,他当然不知道,那是日本飞机曾来轰炸长沙火车站,没有炸着,却炸到了在对面旅馆结婚的新娘新郎和宾客”,黄美之多年后回忆,当时孙立人转弯走到一条麻石街上,正好到店铺里打听如何去岳麓山的路。正在求老板娘募捐的黄美之,看见孙立人将军进来,急忙对姐姐说道:姐姐,伤兵老爷来了。那时,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因安排不妥,在城内到处寻事,动辄打人,毕竟他们是为国而战,人们只好尊称他们为“伤兵老爷”。

    湖南人“不排外”

    1938年5月,陈湄泉女士(图⑥)随丈夫赵炳坤(时任湖南全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来到长沙,在浏阳门外的周家湾租屋居住,那里离司令部很近。湖南成为抗日前线,当时在衡阳、邵阳、常德、芷江、郴州、零陵(现永州)都有机场,因此防空工作格外重要。

    “在湖南的这段时间,我们生活清苦,两人每月生活费仅二十银元,在公家搭伙就花十六银元,余下四元作为中范(赵炳坤)理发及购买日用品之开销,我的头发则由中范替我修剪”。这是陈湄泉女士回忆当时的情景。为了节省开支,陈湄泉女士学会了做鞋、衬衫,时常将手工缝制的小虎头鞋或兜嘴送给邻舍。她回忆道“湖南人生性耿直,所谓古岳高风,并不排外,对我们很帮忙。湖南人说他们最怕三种人:不要脸、不要命、不要钱。”

    32师师长女儿在常德“眷村”的生活

    图⑦为周敏一家于1940年在长沙老屋祖父灵堂前拍摄。周敏是周楚才(第86军暂编32师师长,后在鄂西会战中阵亡)的女儿,1939年随父到达常德军令部所设的眷村(家属居住地)。此后,周敏的记忆更多停留于在常德的生活经历。

    武汉失陷后,常德成为大后方重庆的唯一补给线,当时许多军政后勤机关均在此办公。由第二挺近纵队所设的“讨虏部队常德军眷服务处”负责眷村生活,服务处的处长就是周敏女士的大伯周荫三。

    周荫三很有商业头脑,当时大城市相继沦陷,棉制品来源中断,常德是棉花主要产地之一,于是他开办了一个常德打包厂,就是把棉花压缩、装包,便于运输。其后又买来机器,办起了常德纺纱织布厂。为了给部队供应香烟,他又创办了华美烟草公司,当时制作香烟的配方是一个美军顾问提供的,其配方采用美国生产的知名品牌“黑猫”香烟的方子。经过这个顾问协调,美方同意华美公司生产中国的“黑猫”牌香烟,唯一要求就是不得流入市场,只能供给军队。当时的香烟全是手工制作,其员工每天必须完成500根香烟卷制,十四岁的周敏也参加了卷烟工作。

    眷村的生活很好,据周敏回忆,当时她家连佣人房都有十几间,有两个厨房,一间做早点面食,一间做晚餐炒菜。每个厨房都有一名大厨、一名二厨、两名杂役。眷村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唱戏与打麻将,周敏13岁就成了麻将高手。不过,周敏在常德读小学五年级时,“由于日本飞机常常来轰炸,为了躲空袭,我们索性搬到寺庙上课,和老师一起住在那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自备一张草席,晚上就铺在地上睡觉”,每次拉响警报,老师就带她们到附近的甘蔗地躲起来。

    ■文/迭戈(图片均由迭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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