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三湘城访古

爱晚亭的故事

岳麓山青枫峡中爱晚亭，系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建。据传，罗典初建此亭时，原名为枫叶亭（一度称放鹤亭）。建亭不久，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来湘游历，他就是当时“南袁北纪”两大文人的袁枚（另一个为纪昀）。岳麓山为名山胜境，袁枚当然得游历一番；罗典为经学大师，袁枚当然得拜会一次。于是，写了一个大红帖子，派随从送到岳麓书院。哪知这位罗典山长是一位道学先生，平时听到袁的风流韵事颇多，特别是对他教授女学生一事，更是深鄙其人。于是，在送来的大红帖子上批了１６个字——“风流才子，天下闻名。其人可杀，其书可焚。”同时下令：一、关闭书院大门，不许袁枚入院；二、派一批人挑水，凡袁枚经行之路，都得用水冲洗；三、密派精灵学生数人，装着游客跟踪袁枚，随时将其言语行为报告。袁枚见罗典闭门谢客，也不介意，带着随行人员一笑登山，观赏风景。行至青枫峡，见双峦对峙，枫树成屏，拥抱着一个精巧的亭子，不由赞道：“好一个幽静之地。”抬头一看亭名，不觉眉头微皱，自语道：“傍着这么好的枫林，就叫它‘枫叶亭’太无深意，为什么不取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叫它‘爱晚亭’呢?芽”这时，罗典所派跟踪他的学生，听了之后，马上就有一人回报罗典。罗一想：“对呀?选为什么我当初见不及此呢？惭愧，惭愧。”随后，又听到一个学生前来回报，说是袁到书院门前，便表示应当有副好的对联，才不愧对名山学府。袁的随员问他以什么对联为好，袁即答道：“就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岂不浑成么？”罗听了这次回报，不禁拍案叫绝道：“名下无虚士，大开山门，我去接他。”于是，两人便欢然相晤，在岳麓山畅游数日，谈经论道，成为莫逆之交。不过，后人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有争议。

文天祥书“忠孝廉节”石碑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下，书院正厅即为旧时书院讲堂。左右壁分嵌“忠孝廉节”４字，字高２１３厘米、宽１４１厘米。由于“忠”字的右上方刻有“晦庵朱子书”的款识，相传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方志沿袭其说，从无异议。１９８３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发现是宋末名臣文天祥所书，这样把此碑初刻至少推迟了１０６年。

    １９８３年夏天，蔡锷北路敦煌照相馆翻修时，在旧墙上拆下两块刻有“廉节”二字的大石碑。碑为青石琢成，字的体貌和尺寸与书院本完全一样。遗憾的是还有“忠孝”二石遍觅不得。经过一番洗刷，碑版焕然一新，石面莹净，字迹完好。在“节”字碑的左下方，镌有摹刻年月和书者的姓名。全款首行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月吉日摹刻”，第二行为“宋文天祥书于口口口口”。考《长沙县志》云：“庙之左偏为明伦堂，高二丈六尺，阔三丈九尺，深三丈七尺，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下有“宋文文山手书”注文６字，与碑面题款相符。

    原来这４个大字，是文山先生当年为官湖南时书刻在长沙孔庙的遗迹。发现字碑的地点，正在市区蔡锷北路学宫街与红墙巷之间的长沙县学宫旧址上，证实《县志》这条记载是可信的。《宋史》文天祥本传说：“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这是文山第一次来到湖南，时年３７岁，驻留潭州仅一年，第二年就任赣州去了。１０年之后，他又再次到过湖南，这是读了他的《湘江宿别》诗才知道的。全诗为：

潇湘一夜雨，江海十年云。

相见皆成老，重逢便作分。

啼鹃春浩荡，回雁晓殷勤。

江海人方健，月明思对君。

从诗中看出，他二次到湖南已是１０年后的春天，和旧友相见，有皆已成老之感。这次停留的时间更为短暂，可能是路过长沙，所以“重逢便作分”了。由此可以断定，题字长沙孔庙的事，只能是在他初次为官湖南的一年间。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原希望在朱、文两人的全集中能找到一点线索，来解决谁是书写人这个悬案。可惜落空了，竟没有发现他们在长沙书写“忠孝廉节”４字的原始资料。《宋史》本传更未提及此事。说朱子书此４字的唯一依据，只有《长沙县志》，而《县志》又难以尽信。《县志》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岳麓书院，……绍兴元年毁于兵，乾道元年安抚刘珙重建。聘张南轩主教事。三年，朱子知潭州，手书忠孝廉节四字……绍兴五年，朱子为湖南安抚使，牒委教授，兴学岳麓。”这段记述，与史实大有出入。按乾道三年（１１６７年），朱子首次到湖南，是专访张南轩讨论学问来的。其本传并无出“知潭州”的经历。朱子“知潭州”的说法既属虚构，则下文“手书忠孝廉节四字”一语，便无着落，其为想象之辞无疑。朱子“监潭州南岳庙”在高宗绍兴末年，其时张南轩尚未在岳麓书院主教事。朱子为湖南安抚使，实为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非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朱子生于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到绍兴五年不过６岁。《县志》失考一至于此，足见记载是不可尽信的。

    朱、文两人都在湖南做过官，又都到过湖南二次，《县志》说他们都曾写过这４个字，而现在刻本虽有两个，字迹并无二致，只能是一手所书。朱、文两人必有一虚一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要肯定文文山而否定朱子呢?芽还得从这４个字本身来说明问题。

    南宋初年，在学术界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要流派：一个是以朱子为首的理学派，另一个是以陈亮为首的事功派。前者以阐扬儒学为旨趣，以潜移默化、影响社会为功用；后者以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活动为手段，以事功来改造社会、实现其学说为目的。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受命于危难之际，只身系天下安危，一心致力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斗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事功派。他看到当时国势岌岌可危，大小官吏人自为计，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投降变节不以为耻。他针对这种不可收拾的败局，提出“忠孝廉节”４字作为救世良策，正和春秋时管仲相齐，提出礼义廉耻４字作为治国纲领的用意不谋而合，同是出于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他本人的一生，即是这４个字的活注脚。《宋史》本传说：“天祥至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由此可见不但故相江万里奇其志节，连元朝的劝降人员原为宋臣的张弘范亦有“忠孝尽矣”之叹。今读文山遗集，其忠孝思想，随处可见。从文文山所处的境地和他一贯的思想来看，这４个字正合乎他的身份和口吻。

赫曦台前说往事

    岳麓书院门前的赫曦台，取义于《离骚》“陟外皇之赫戏兮”，是光明灿烂的意思，后来写作赫曦，意义更加明白了，但这个台子确实当戏台使用过，那是１９０２年的事情。

    书院的主持者，当时叫“山长”，最后一任是王先谦（约有３年）。王先谦又名王益吾，是一个一辈子搞教育工作的专家，当过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祭酒”（即校长），离开官职以后，先后担任江阴南菁书院、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的山长，最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１９０２年是他六十大寿，岳麓书院的学生发起为山长做寿。

王先谦有一个妹夫叫杨恩寿，是中国近代戏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因此王先谦也特别爱看戏。那时候有一种风气，以王先谦为首的包括叶德辉、孔宪教等保守派都爱看戏，他们主要是看地方戏；以徐仁铸为首包括梁启超、陈三立等新派喜欢昆曲。徐仁铸是海盐人，海盐是南曲的发源地，他的父亲是康有为的老师，戊戌六君子本应为七君子，即徐的父亲列为被杀者第一名，因荣禄对慈禧说：此人并非康党，只会唱戏，慈禧也喜欢听戏才圈了他名字，改为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他的儿子徐仁铸本人也能粉墨登台，因此，戏剧活动在本世纪初的湖南十分活跃，只是没有固定的剧场。那时长沙城最大的舞台是玉泉山。比起岳麓书院的赫曦台小多了。

    于是在王先谦六十大寿的那一天，把赫曦台后面用布圈起来，前台正对书院大门，举行了长沙有史以来第一次盛大的“堂会”，请了长沙最大的剧团“春台班”演了一天，叶德辉等名士都去了，据说剧目是《麻姑献寿》、《李白写旨》和《风波亭》三出，王先谦即席写诗《观李白写旨》一首：

市中高卧诏传呼，彩笔狂挥锦不如。

今日眼看人尽醉，有谁能写吓蛮书。

    戏演完后，奉承他的学生们写了许多诗，其中一首：

麓院连朝沸管弦，难为介寿右谋篇。

生徒女乐今重见，何必扶风绛帐悬。

    扶风绛帐是用东汉经学家马融的典故，王先谦的确也是晚清的经学大师，这典故是用得很贴切，只是“女乐”二字不妥，当时湘剧全部是男演员，男扮女装罢了。

    “春台班”这剧团在樊西巷，那时不叫剧团，叫“倌店”，演员宿舍而已。王先谦为了酬谢演员和班主，还为他们写了一副对联：春明歌管，台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