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沙茶业的勃兴

历史进入近代，湖南茶业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据1942年出版的《湖南之茶》记载，清道光(1821-1850)年间以后，每到产茶季节，茶农通常“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粗制成毛茶后，茶农除留少量自用外，大多卖给附近的茶庄茶号，茶庄茶号再售与茶厂，或直接设厂制作精茶运销。茶厂将毛茶加工成精茶一般要经过拣、焙、筛、车、磨、捞、簸以及装箱、起运等工序，均雇工进行，其中劳动量最大的拣茶工序更是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据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记载，至清同治、光绪之交（1875年前后），长沙府安化县小淹、东坪各地，茶庄林立，多达80多家。长沙县高桥有茶庄48家。醴陵县县城亦有茶庄数十家，贫家妇女人市拣茶者多达数万人。加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早年的茶叶加工“均由造茶之人（庄号）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包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到光绪中叶，则“皆在栈房雇用女工人拣”。庄号与茶农开始分离，茶农只管茶叶的种植和采摘，茶商（庄号）则专施收购、制作和贩卖。庄号有本帮、客帮之分。本帮为本省长沙、安化、湘潭、湘乡等地的商人，客帮以山西、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商人为主。客帮多以已开埠的汉口为总汇。以上述情况均可看出，茶叶采摘、制作和运销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图：清末《图画日报》所载“拣茶女”图。配诗：“莫道女子无行业，天天茶店拣茶叶。拣粗拣细任人嘲，脸泛红霞笑生靥。茶叶如何可定婚，只缘茶树忌移根。阿奴尚未将茶受，可有郎来议结亲。”

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市场以及国内西北市场茶叶需求量激增，湘茶的生产和销售发展迅速。起初长沙府主要产绿茶和黑茶，绿茶销省内和邻近各省，黑茶则远销西北陕、甘、新疆及内外蒙古一带，故俗称“边茶”。咸丰(1851—1861)初年由于欧美市场的开拓，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骤增，促使沿海外国商行纷纷到内地收购茶叶。咸丰八年（1858），粤商佐帆由广州入湘，抵达长沙府，在安化等地传授红茶加工技术，促使安化等地茶农于原有黑茶之外，又大量生产红茶，以转输欧美。外商收购长沙红茶，一般都由外国商行或其买办，与长沙各地茶庄签订合同，前往各地采购茶叶。19世纪60年代后，茶叶采购的“合同制度”日臻完善，各个环节安排得井井有条。“合同茶”靠外国商人以预付款的方式解决了茶庄的资金问题。茶庄与货栈合一，处于地区中心位置，买主从驻地四出到周围农村，在集市或市场购进茶叶，然后加工制作，装箱外运。依靠这种“合同制度”，红茶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安化红茶年产曾达40万箱（每箱70斤）。继安化之后，长沙县、浏阳县纷纷仿制红茶，产量日多，出口大增。浏阳的许多麻农改种茶叶，如谭嗣同在《浏阳麻利述》中所说：“茶船入汉口，收荼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当时湖南航路两岸设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刘家传在《辰溪县志》中说：“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中国实业》第一卷所载吴觉农《湖南茶叶视察报告书》评论说：“此为（湘省）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

◆图：长沙府安化县黑茶制作工场

稍后，“边茶”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同治十三年(1874)，湘军统帅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民暴动后，为办理善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着力整顿因连年战争而停顿的西北茶务。他变“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除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运销湘茶。湘中巨商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成为“南柜”总商。他在长沙太平街开设乾益升茶庄，并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立分庄，大量运销黑茶。从此，湘茶在西北边区的销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并畅销于俄国境内。光绪中叶，安化黑茶年产增达2000引，约合12万担（每引6000斤）。

由于上述原因，同治至光绪间湘茶的生产与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光绪中叶全省茶叶输出量达100余万担，其中安化红黑茶40余万担，占40%。安化东坪的红茶、小淹的黑茶成为湘茶的著名品牌。浏阳县与平江县交界的大片地区也成为红茶的重要产区。据光绪元年刊《平江县志》载，同治时“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人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一派繁荣景象。《醴陵乡土志》亦载，醴陵“在昔醴茶输出国外，岁值数十万元。县城常有茶号十数家，于各乡设庄，挂秤收买，运至汉口转售。自采摘、运送，以至发拣、装箱，贫民资以为活者，不可胜计。”

◆图：安化小淹黑茶成为清代湘茶著名品牌

19世纪80年代末湘茶出口达到巅峰，年出口量最高达100万担，较鸦片战争前增加3倍以上。至1890年，湘、鄂、赣等省的茶叶每年在汉口交易价银至一千数百万之多，其中湘茶占6成以上。然而90年代以后，中国茶出口量在世界茶叶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却逐步下降，湘茶年出口量最低曾降至40万担。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时的中国已不是唯一的茶叶出口大国，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相继大量种植和出口，同华茶激烈争夺国际市场。加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自主权，洋商在收购中国出口农产品时故意压低价格，打击了中国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如《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所云，由于“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因而价格极低，使得“中国贩丝、茶者，几于十岁而九亏”。光绪二十年（1894）湖南巡抚吴大潋在《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中衷叹：“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华商无计可施，以致光绪十九年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这也是造成湘茶出口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吴大澂在奏折中称“湘省利源，以茶市为大宗”，因而他强烈请求在汉口设立“湘茶督销局”，经营茶叶出口，包运包销，借以抵制洋商操纵。尽管奏请未果，但从中可见湘官的商品经济意识在增强。

◆图：湖南巡抚吴大澂画像

善化（今长沙南部）人士许崇勋在戊戌(1898)年创办的《湘报》上发表《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一文，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证明这一事实。他说：“查往年中国之茶，运到英国者，约计一万二千三百万磅。印度、西伦虽有茶庄，从未及十分之一。近年以来，中茶减至八千八百万磅，印茶增至八千七百万磅，西伦茶亦增一千八百万磅，已渐有驾中国而上之势。至今年春季汉口友人述及茶业近事，谓中茶可以运到外洋者已不及四分之二矣。且欧罗巴、新金山、甘那打（加拿大）一带，向销福州之茶，今则舍福州而图锡兰购买矣。俄人向销两湖之茶，今则舍两湖而图外洋购办矣。”许崇勋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端”，一是茶叶生产工艺上的原因，如“雨水多而香味顿减”、“炒制疏而品色不佳”等，以致“货多价少”。但更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民智未开也，公司未设也，制茶无机器也，茶树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时也，厘税未减轻也”。当时，日本以及英国、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国家均已设立茶业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而中国茶叶生产虽已出现诸多资本主义因素，但茶叶加工尚停留在小型分散的手工制茶作坊阶段，这是华茶不敌洋茶的根本原因。因此，许崇勋在文中呼吁“于湘省觅宽敞屋宇，效外洋于产茶省份聚集一处设制茶公司一所，并于产茶地方设分公司。几所以总其成，又于山头有茶之户，合数家而成一分公司，亦照外洋购用机器，可以随取随制。其章程力、法，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先招集股，分筹积资款，以备购办一切机器，设立公司。”

《湘报》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在长沙创办的一种日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898年3月7日）创刊，由熊希龄、谭嗣同等人集资开办，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停刊，前后共出版177期。《湘报》在当时全国的日报中被称为“巨擘”，其言论之激进，思想之开放，常能震撼人心。初时印行5000份，仍供不应求，从五月初一开始又加印1000份，其销量之大在当时实为少见。报端上主张开民智、设学堂、修铁路、造轮船、兴矿务、办公司、造机器的政论文连篇累牍，掷地有声，体现了湖南知识分子要求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长沙思想激进的茶人们充分利用这一讲坛，纷纷发表要求整顿茶务，设立制茶公司、采取机器制茶的文章。除了许崇勋的《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外，还有善化县人士皮嘉福的《劝茶商歌》、浏阳县人士王杨鑫的《拟整茶务章程十四则》等。这些文章除一致要求购置机器设立公司外，还对茶政、茶税、茶叶贸易、茶叶质检、茶叶运输乃至茶叶生产工艺等提出了一系列近代化主张，对促进湘茶的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湘报》还在全国最先刊登茶业广告，如新开“恒兴祥茶号”连续在《湘报》登广告，广告文称：“恒兴祥茶号开设省城柑子园口，专办各种名茶，发客童叟无欺，其价格外公道。凡赐顾者请认本号招牌为记，庶不致误。”

◆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湘报》所载“恒兴祥茶号”广告

◆图：湖广总督张之洞

◆图：湖南巡府陈宝箴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湖南省是全国惟一忠实执行新政的省份，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的支持下，在长沙兴学堂、立学会、建工厂、开矿山、设保卫局，使湖南一举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巡抚陈宝箴顺乎民情，采纳民意，敦促湖广总督署迅速开办茶业公司，振兴湘茶的生产。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赞同有识之士的主张，决定开办“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并在长沙设立分公司。公司性质为有限公司，简明章程如下：

本公司共集股本汉纹银六万两，分作一千二百股，每股汉纹银五十两。认股时先付十两，俟派定股后再付四十两为一股。本公司系有限公司，并有权日后可酌加增股份，以期渐推渐广。本公司现议汉口税务司穆和德为督办，席正甫翁、唐翘卿翁、唐瑞芝翁、陈辉廷翁为会办。本公司银两出入系归汇丰银行经理。本公司之设原为买地或租地种植茶树以畅出产，及建造栈房烘屋以烘制茶叶，又购备机器雇外国茶师，并代茶家茶商制茶，或自买自卖，及做各项茶叶生意。查印度、施郎等处开办机器制茶已历年所，获利甚巨。本国绿茶胜于印度、施郎，本公司日后获利亦必能驾而上之矣。本公司虽系商办，然督办穆和德已奉两湖督宪谕定所有本公司雇用之人，及运到之机器，准可保护，并不派官场总办本公司之事。本公司若有获利，每年先派官利八厘，再有盈余，每年由股东公同会议分派。本公司日后推广生意加增股份，须先将议加之股照原价给有股诸人，每股得若干股。如有多余，则加价给派外人。将所获之余价尽数拨入本公司积项下。本公司之总行系在汉口，所有账目俱用华洋文每年核结一次，刊出送各股份人查阅。督办有全权办理本公司之事及雇用人夫等。若督办因公干出外，可托殷实洋人代理。该代理人所为之事惟督办是问。股东内可择三五位与督办商办公事，若商办之人所议之事揆诸本督办之意，无益于公司者，可不依议。现在股东尚未集，议立会办，是以会办暂由督办选择。欲附股者在上海请问五马路公信洋行，在汉口请问太平洋行便知。如股附认股银先付上海银一十两零三钱三分，即汉口纹十两正。诸君附股务请早降。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长沙分公司又名湖南焙茶公司，由谭嗣同任总办。1898年5月19日《湘报》第六十四号报道说：“香帅（张之洞）在鄂创立制茶公司，业委穆和德为督办，而湖南茶务实为大宗，长沙亦须设公司。昨香帅由驿排递公文已札委本馆谭复生观察嗣同总办湖南焙茶公司，纠集绅商领本购办机器，建立厂基，将来茶务可望振兴也。”在谭嗣同的积极筹措下，焙茶公司于6月开业。8月21日，谭嗣同抵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28日，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斩杀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仅存在3个月之久的湖南焙茶公司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告终。公司虽已不存，但由于茶商从中得到了实惠，故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逐步在民间推广，茶业的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已势不可挡，如有报道说，浏阳茶“制造亦参仿新法，贵而得善价”，“浏城允升吉、天福祥等庄皆争先收买，每百斤给价四十串有奇”，庄家和茶农皆大欢喜。以致清末民初湘茶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勃兴期。据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民国四年(1915)湘茶年产曾达80余万担，其中长沙府各县占其50%，约40余万担，仅安化红茶一项年产达28万担。清宣统三年(1911)湖南茶课税厘达银36万两，占全省岁入的5.6%。

◆图：湖南焙茶公司总办谭嗣同

◆图：清末浏阳县富记江源春茶号广告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中国长沙·茶文化采风》，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汤青峰撰稿，陈览月、罗炯炯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