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沙地区历史村镇现状

历史村镇伴随着人类原始社会后期进入“文明社会”，走过了约六、七千年的历程，至今仍然存在着。但是，在人类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同时，满载着人类发展历程文明信息的小村镇也在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面临着“灭顶之灾”。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历史村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城镇中的标志性历史建筑，如古桥、古塔、古巷、古民居等，被大量毁坏。目前保存完整的历史城镇，已经很少了。连县一级的小城也已经很难找到了，只能从更小的乡镇、村镇去选取。历史村镇及其地面文物的破坏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

1、政治性破坏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剧烈的社会动荡，农村各种历史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已经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如宗谱被烧毁，祠堂改为食堂，石碑被用来填涝坑等。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历史村镇及其大量珍贵的地面文物都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土地改革运动在没收宗教庙产的同时，许多村镇的著名寺庙也毁之一旦，如望城县桐溪村桐溪寺、乌山镇杲山寺、莲花镇华林寺等均毁于这一时期。长沙县沙坪镇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故居也在这时改建为粮仓。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破除迷信，拆庙、拆城、砍大树、建土炉之风席卷城乡。浏阳城关镇升冲关2.3米高的孙思邈铜像和殿宇就毁于此时。望城县丁字镇龙潭寺石狮、石案、石鸟笼、石算盘等石雕，代表丁字湾麻石雕塑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些珍贵文物均毁于“大跃进”时期。望城县霞凝乡戴家河村(今属开福区)抗日纪念陵园也毁于1958年。到“文革”时期，“破四旧”，历史文物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长沙县跳马乡石门村清泉寺、望城县黑麋峰寺、宁乡县回龙山白云寺连同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对联、匾额均毁灭殆尽。长沙县朗梨镇陶公庙中众多联匾、雕刻、堆塑、壁画也毁于“文革”十年浩劫。长沙县高桥镇李维汉故居原为一著名古建筑，9栋13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李维汉身受“四人帮”迫害，故居被拆，今仅存门楼一座。

2、建设性破坏

建设性破坏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历史村镇及其地面文物，在“破坏性建设”中遭到“建设性破坏”，其破坏程度不亚于改革开放前的那种政治性破坏。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乡村正经历着空前迅速而彻底的改造，如无序的“圈地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使一座古老的村落完全消失。又如大规模推山填塘，使传统村落赖以生存的自然风水荡然无存。由于没有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盲目发展“三小”工业，许多小城镇不仅失去原有的历史风貌，而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望城县坪塘镇以建材生产闻名，但到处烟尘蔽日；丁字镇和乌山镇由于石料过度开采，千古名山麻潭山和乌山已千疮百孔；长沙县水渡河建起小化工厂，造成大面积水源和田地污染；浏阳市一些村镇非法采金屡禁不止，造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古老村落随之支离破碎。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盲目与大城市攀比，大搞城镇“美化”运动，大面积拆毁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小城镇内建起数千平方米的大广场，马路甚至要修到百米宽，完全不顾实际需要。城市道路向农村扩张也毁掉了一些文物，如开福区戴家河村明代兵部右侍郎王伟墓就毁于2001年的某建设工程。

另外，近年农民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农村兴起了一股建房热，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审美教育，农民建房随心所欲，许多村落的布局、环境和历史风貌遭到了严重破坏。过去那种依山傍水、巷陌相连的村落格局已很少存在，代之一栋栋彼此不相干的住宅；堂屋偏房、三间两廊式的三合院民居被二至三层的火柴盒式的楼房所取代；小青瓦、坡屋顶大多变成钢筋水泥的平屋顶；外墙大多贴上刺眼的白瓷砖，毫无特色和美感所言，传统意义的历史村落已成风毛麟角。

3、自然性破坏

长期以来，历史村镇及其地面文物大多数未视为文物保护单位，因此领导及群众对其缺乏保护意识，任其自生自灭，生存状况堪忧。古镇古村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居民居住混杂，电路陈旧，厨房不规范，导致火灾隐患严重。此外，雷击、水灾、虫蚁灾害等都在侵蚀着这些历史文物。许多古桥、古塔、名人故居也因年久失修，自然毁损严重，有的已经坍塌或即将坍塌，如浏阳市龙伏镇的培文塔已于1998年倒塌，焦达峰故居早几年还在，今仅存门楼和院墙。抢救农村地面文物，保护历史文化村镇，延续长沙地区的历史文脉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本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中国长沙·留住历史的文脉》，谢建辉/主编，陈先枢/撰稿，罗斯旦/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