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茶的对外贸易

湖南茶叶对外贸易应当说肇始于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但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现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大概始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3），以黑茶为主，运销内外蒙古，有一部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由俄商购进运销俄国内。清雍正五年（1727），沙俄女皇派使臣来华，协商通商，订立了《恰克图互市条约》，中俄贸易迁至恰克图进行。贸易商品大多以 国的茶叶，换取俄国的皮毛。《朔方备乘》有“山西商人所运者皆黑茶也（即青砖）……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6），山西茶号三玉川、巨盛川在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羊楼洞设庄（成为今湖北赵李桥茶厂的前身）收购制造帽盒茶（即青砖茶的雏形）。羊楼洞的青砖茶与临近的湖南临湘县（今临湘市）羊楼司制造的青砖茶，因此统称“川字砖”、“洞砖”、“洞茶”。清道光年间《蒲圻县志·乡里志》引周顺倜《莼川枝词》云：

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

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

诗中”芙蓉”即位于湖南安化与益阳交界的芙蓉山.

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乾隆28年（1763）以前，有湖南青砖茶运往恰克图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销往俄国西伯利亚。1800年前后，广东商人来到湖南彬县收购烘青毛茶，每年约430吨，运回广东清远茶厂与广东乐昌白毛茶同时精制装箱，再由广州运到南洋各地销售。直到20世纪初，爪哇（印尼）各华侨茶店仍主要销售湖南彬县绿茶。清光绪年间，长沙有绿茶约120吨运至上海，由茶商再行加工与产于安徽休宁等地的屯绿拼配后售与美国洋行。

鸦片战争后，湖南开始红茶出口。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湖南红茶的出口经历了四起四落的过程。

第一次起落是1840年至1893年。1840年后，为适应外商需要，扩大红茶出口，外省茶商纷纷派员来湖南茶区倡导生产红茶，设庄精制。江西茶商（赣商）于清道光年间来平江、邱阳示范；广东茶商（粤商）由湘潭至安化产制；晋商、鄂商等也接踵来到安化。随后不断传入邻近各产茶县。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工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主要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1855年，英国伦敦市场已有“湖红”名称。晋商精制的红茶运至汉口，将两湖红茶和武夷红茶各接50%的比例拼和，作为武夷红茶标记，陆运恰克图卖给俄商。1861年，汉口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湖南距汉口较近，运输便利，红茶绝大多数运集汉口售与英、美、俄、德等国洋行，只有少数粤商仍运广州，晋商运往恰克图。清同治年间（1863-1874年），粤商由湖北鹤峰至湖南石门、慈利倡导产制红茶，收购毛茶运往鹤峰（以后改在渔洋关）加工，称为“宜红”。起初主要运往广州，以后也在汉口出售。1880-1886年是湖南红茶出口的最好时期，据载，每年供应出口90万箱以上（每箱平均30.24公斤），折合27670吨，占当时全国出口红茶的27.6%，尚不包括副产品红茶末、红茶叶和粗红茶，出口量居各省首位。这30年间，汉口英商洋行收购70%以上，其余为俄国及欧美澳各国洋行收购。1887年以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红茶因价廉物美，风靡全球。英国为扶植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也从1890年以后大量减少“湖红”的进口，转购印、锡红茶。1893年，汉口英商只收购“湖红”1148吨，不及举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第二次起落是1894年至1921年。1894年，俄商大幅度增加红茶进口，成为湖红最大客户。20世纪初，英国及欧美茶商收购量也稍有回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欧各国为了贮备物资，又在汉口与俄商竞购红茶。1915年，湖南红茶出口增至21168吨。出现了第二次增长。但纵观1891-1917年的27年间，湖红年均出口约15900吨，比最盛时期下降45%，而且每吨售价也跌落约40%。战后西欧各国经济衰退，来华购运茶叶者稀少。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处于尚未恢复时期，外汇短缺，压缩茶叶进口，原在汉口经营茶叶的俄商洋行，资本被没收而搞通销。1918年至1921年，湖红全部积压汉口，出口几乎停顿。

第三次起落是1922年至1932年。1922年，中苏恢复通商，欧美澳也有少数茶商来汉口采购。1923年，经汉口出口的湖红上升至12121吨，出现了第三次回升。1927年，国民政府反共反苏，接着又发生“中东铁路事件”，中苏两国断绝邦交，红茶出口又复下降。

第四次起落是1933年至1949年。1933年中苏复交，苏联组织协助会来华购茶，汉口历年积压的湖红销售一空，湖南红茶出口又有起色。1933年出口4449吨，比1932年的1876吨增加一倍多；1934年达到7762吨，出现了第四次回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10月汉口沦陷，湖南红茶无法向汉口供应出口。财政部为了统筹外汇，由贸易委员会实行茶叶统制购销，组织中国茶叶公司经营，在衡阳设立办事处收购两湖红茶外运。但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茶农和茶商亏损，加之南方各对外港口逐渐沦陷，输出困难，至1941年以后就一蹶不振，湖南红茶出口茶入进入第四次最萧条的时期。1943-1945年无红茶出口，中国茶叶公司也倒闭撤销。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外商多不愿来华购茶。湖南红茶只有安化、桃源、平江少量产制，多运至广州售与侨商外运。

这种起起落落的过程，实是华商与外商竞争、艰难经营的过程。清代邓实撰文指出：“查汉口货物，茶实为大宗。上年行销洋庄红绿两茶，因茶市涨落无定，华商亏折居多。盖以资本不丰，待银周转，迫于时，自不得不贱价售之；迫于时，并不得不耗本售之。这时则耗愈甚，洋商乘机挑剔抑勒，渔利其间。非团体固结，焉能抵制。”其实，除抱团经营，讲究质量，开展商检等工作，对华商的壮大也同样重要。

1860年以前上百年间湖南砖茶的出口，基本上晋商运往内外蒙古和恰克图销往俄国。1864年，汉口俄商洋行到湖南羊楼司、湖北羊楼洞和崇阳设置3个砖茶厂，收购老青茶压制青砖茶，1865年有882吨运到汉口，由俄国轮船装载航运天津，然后雇用骆驼陆运恰克图。俄商强迫清政府免除天津的仔口税，只在汉口交纳5%的出口正税，交过境特别税每担银6钱。轮船路途占全程一半，运费轻，时间短，损耗少，到恰克图的成本低。晋商则相反，交纳正税外，沿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还有额外浮费；归化城每票茶120担纳厘金60两（白银），到库伦又需交纳规费银若干；而且，晋商在由湖北经河南、山西、内蒙古长达5000公里的帆船驼马运输线上，费时七八个月，人畜费用大，损耗多，总成本高，无法与俄商竞争，在买卖城的晋商行庄120家纷纷撤回，1865年只剩下10家。晋商为了挽回颓势，与俄商争夺中俄贸易利源，一再奏请清朝廷给予晋商与俄商同等待遇，维护茶叶俄销权益。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明令归化城的厘金由每票60两减为25两；沿途关卡不准收取浮费；准许晋商领票进入俄国境内贸易（但库伦的规费银则未减免）。晋商陆续返回买卖城，几年内又恢复到60多家，运至恰克图的茶叶（有砖茶和红、绿茶、花茶）比以前增加，1871年达12228吨，超过了俄商运去的数量，1872年为9009，1973年为11631吨（据汉口关册）。综计1871-1877年，晋商运恰克图的各种茶叶年平均9181吨；并派员进入俄国境内，在西伯利亚十多个较大城市和莫斯科设立分庄，销售以茶叶为主的中国货物。

汉口俄商见晋商在争夺中俄茶叶贸易中已取得成就，于是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的3年内，陆续将湘鄂边境的砖茶厂迁至汉口英租界。1874-1879年，年平均生产青、红砖茶6058吨。为了扩大生产，采用蒸汽压砖机，又增设了3个厂。这种蒸气压砖设备工效高，砖茶质量好，成本低。从此，俄商砖茶输出就直线上升，1874年至1879年年均输出9659.4吨。1888-1892年，砖茶出口量年平均达到15076吨，1895年达到21437吨，1903年以后，平均24000吨以上，1908-1917年，年均30070吨（其中红砖茶年均16867吨，青砖茶12400吨，小京砖茶803吨，）以宜统二年（1910）为最高，计37536吨，值银788万两。俄商的红砖茶、小京砖茶（由红茶末压制而成，亦称米砖茶）和红茶，主要由海轮西运黑海敖得萨，转入俄国本土。1901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后，青砖茶则由轮船运至海参崴交铁路西运，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就冷淡下来。沙俄政府又采取不平等的关税政策，对华商入境茶叶、征收100%的重税，对俄商则征税很轻，有意打击排挤华商，扶植俄商，加之清政府又增征华赋商苛损杂税，以及晋商落后的手工生产和牲畜运输，晋商由恰克图输俄茶叶再度急剧下降，1889-1902年，年均为3699吨（青砖和其他茶类）；宣统元年（1909）输俄青砖茶约1000箱只有（54吨）。1912年起，不但输俄茶叶贸易被俄商取代，而且连本国外蒙古销售青砖茶的权利也被俄商返销掠夺，每年只运销内蒙古和宁夏等地约2400吨。1918年以后，汉口俄商砖茶厂撤销，只有一家向英国注册仍然生产；另一家是粤商的兴商公司砖茶厂，1920-1924年，年均出口砖茶1073吨。自后苏联协助会来华收购砖茶，湘、鄂边境的晋商恢复砖茶生产，也有湘商、鄂商设厂制造的。1925-1937年，连同汉口两厂每年平均出13623吨，其中青砖茶占67%，红砖茶占32%。1938年只出口1875吨，汉口即沦陷，各地存货有的被焚毁，有的被没收。1946年以后，临湘生产的青砖茶只供边销，无出口。

晋商和汉口俄商砖茶厂的青砖茶原料，是收购湖南临湘和鄂南各县的老青茶，据记载两省各占50%。红砖茶和小京砖茶原料，是在汉口收购湘、鄂、赣、皖四省的花香（红茶末）为主，其中湖南占76%；收购两湖的红茶片、低级红茶和级外红茶，也以湖南为多。

民国二十九年（1940），湖南省茶叶管理处在安化试压黑砖茶成功，经苏联商务参赞检验，认为“勘合俄销”。是年安化新制的黑砖茶112吨，经衡阳于11月运抵香港，交与苏联。1940-1943年，连续有黑砖茶4000吨由安化以川、陕、甘辗转运至新疆星星峡和哈密，交与苏联商务代办，作为国家偿还苏联货款的物资，由苏联自备车辆运至中亚细亚一带分销。

湖南茶叶出口的形成，主要是为出口茶商提供货源。出口砖茶，提供老青茶、毛茶和黑毛茶原料，与湖北的毛茶原料拼配压砖出口；出口红茶，提供工夫红茶（成品茶）货源，与其他省的工夫红茶拼配出口。

湖南的出口茶商，先后有晋商、俄商、赣商、粤商、鄂商、湘商等。其中以晋商经营最早、时期最长；俄商经营数量最大；湘商起步最晚，数量最少。晋商从清朝起，来湖南收购砖茶原料，加工之后出口俄国，持续100多年。1840年以后，湖南产制红茶，又收购红茶与黑砖茶一道出口俄国，到1912年晋商经营的输俄茶叶，完全被俄商取代，才被迫停止。

俄商从1864年至1917年，先后在湖南临湘凌晨楼司和汉口等地设立砖茶厂，利用湖南、湖北原料加工砖茶，运往俄国销售，成为湖南省砖茶原料出口的最大销售茶商。俄商从汉口运往俄国的砖茶，1864年至1871年，年均3476吨，1874年至1879年，年均上升到9695吨，1888年以后，年均12000吨，1903年以后，年均24000吨，1908年至1917年，年均30072吨。其中湖南原料占50%。俄商还进口红茶，其中湖南红茶占76%。对于俄商垄断中俄红茶贸易，中国官员有所察觉并采取了一些行动。湖文总督张之洞在《购办红茶运俄试销折》中指出：“查红茶销路，以俄商购办为最多，惟有自行运赴俄国销售，庶外洋茶市情形可以得其真际，不致多一转折，操纵由人。”并建议湖南、湖北两省，由官府支持，购办红茶，直接运往俄境销售，由此可保护本国茶商利益。但国力、商力都弱的中国，当是这种努力都显得苍白，于中俄红茶贸易的大格局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粤商和赣商是来湖南倡导生产和收购红茶出口最早的茶商。湘商组织收购湖南茶叶出口，起步较晚，数量较少。据《湖南海关》记载：1900年至1933年的34年中，年均出口480吨，最多的1926年为3060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江被堵，粤汉铁路军运紧张，湖红年内只出口4万余箱。国民政府以茶叶为对苏联易货重要物资，于1938年6月颁布芬叶管制法令，实行统购统销，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统筹管理。湖南成立物产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发放茶货（中央负担8/10，省方负担2/10，）协助茶商抢运积存汉口及省内红茶至香港销售等，年内共运出口51277箱。次年，省物产贸易管理委员会撤销，另在湖南省建设厅内设茶叶管理处，负责全省茶叶工作，国营中国茶叶公司也在衡阳设立驻湖南办事处，收购湖红外销，1939年出口91550箱。自汉口、广州沦陷后，新辟的东南、西南出口线路屡被切断，湖红出口日益困难，尤以收购价落后于物价上涨速度，打击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年，安化县每50公斤毛茶可换大米247公斤，至1942年只能换14.5公斤。茶农入不敷出，被迫挖茶种粮，或另谋生路。这一年全省仅出口红茶7200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海运断绝，湖红出口亦停止。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南相继成立公私合营安化茶叶股份公司、湖南茶叶公司、华湘茶厂、华安茶厂等单位，希图振兴湖南茶叶出口，但因内战继起，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希望成为泡影，只有少数侨商至广州购买少量湖红，每年200-300吨。茶区毁茶种粮，或听任茶园荒芜。全省茶园面积已由最盛时的160万亩，减少到48万亩，减少70%；茶叶总产量由6万减少到9750吨，减8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茶业总公司对内地与口岸分工的规定，湖南茶叶对外贸易以组织货源调拨口岸出口为主。至70年代中期，湖南茶叶生产已进入大发展时期，茶叶产量仅次于浙江省，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每年外销红茶的收购量在1万吨以上。红碎茶经过12年试制，已大批量出口，调拨口岸出口的方式已不适应不断扩大出口的需要，1977年5月经外贸部批准，开放湖南为红碎茶出口口岸，同时保留部分对广东口岸的调拨任务。此后，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称总公司）又相继于1984、1987年批准将湖南工夫红茶和绿茶由调拨出口改为本省自营出口。

湖南外销茶调出地区为湖北、上海、广东三口岸，其中，湖北主要负责工夫红茶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出口，上海以绿茶出口为主，广东以红碎茶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为主。

20世纪50年代初期，湖南工夫红茶优先调拨湖北、只有少量不适合苏联及东欧需要的才调拨广东。1953年，苏方提出只要高级红茶，湖南红茶中下档茶较多，无法完全满足其品质需要。1952年，临湘外销艰毛茶度制成功后，主要调拨上海，用于与皖、浙绿茶拼配后，向北非市场推销，1955-1959年增至每年1000吨以上。为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1957年，湖南奉命生产轧制红茶，调广东进行拼配后对埃及出口，1958年，连同工夫红茶共调拨广东1956吨。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湖南茶叶调拨口岸由湖北转向广东，即由苏联为主转为以对资本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出口为主，此后对广东调拨量增长较快。1960年，全省共调拨出口9043.5吨，其中，广东6674.2吨，占73.8%，湖北1753.3吨，占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