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长沙文库 | 长沙文史网 ~ 名城长沙网旗下分站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湖南茶馆春秋

2009-8-5 19:5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75|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汤青峰|朱海燕|来自: 名城长沙网

茶馆,又名茶肆、茶坊、茶店、茶铺、茶室、茶寮、茶楼、茶座、茶厅、茶园、茶苑、茶社等,是以饮茶为中心的综合性活动场所。“茶馆”一词最早出现于张岱记录在《陶庵梦忆》中: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此后,茶馆即成为饮茶场所的通称。茶馆是随着饮茶活动的兴盛而出现的,是随着城镇经济、巿民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兴盛起来的。茶馆的前身或者说最早的茶馆是茶摊,有关茶摊的记载最初是南北朝的小说《广陵耆老传》:“晋元帝里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巿鬻之,巿人竞买。”可以说这就是茶楼的最初原型:简单的移动茶铺,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但这种茶摊存世却很久。南宋临安(今杭州)的夜巿,大街上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哪里人多,它们就流动到哪里,“以便游观之人”。清代时,这种移动粗的茶铺依旧存在,如扬州的“茶桌子”等。千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乡镇小城,码头车站,仍常见有一张门板、一把壶、几只大碗的茶摊,角钱一碗,任君取饮,这也给酷热夏天的路人一个解渴清凉的方便。

茶铺真正固定下来,成为茶楼、茶肆、除予人解渴外,并成为人们的休闲、进食之所,应是唐代的事情。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713741)年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减币,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皇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太平广记》卷34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唐代的寺院饮茶成风。那时佛教盛行,寺院专设有茶堂,是众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茗的地方。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
以敲击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禅,坐至焚完一炷就要饮茶。另设有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集体饮茶形式。

寺院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香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茗饮礼仪和固定的茗饮程式。平素住持请全寺上下僧众吃茶,称作“普茶”;在一年一度的“大请职”期间,新的执事僧确定之后,住持要设茶会。茶在禅门中由最初提神醒脑的药用功能而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又进而成为修行持戒、体悟佛理的媒介。茶与禅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流传千古、泽被中外的“茶禅一味”的禅林法语。“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达到了相通。

寺院僧的饮茶习俗对民间饮茶产生了重大影响。至盛唐,王公贵族开始饮茶,文人间兴茶会、做茶诗,这影响到上层统治者,慢慢出现了官方办的大型茶宴。饮茶遂成风俗,促成了我国最早的茶肆的产生。城市之间茶铺多了起来,卖茶者也不为钱喝茶的人可以随取随喝,而且不但城巿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844)六日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王店里任吃茶”。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

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当是与旅店、饭店相结台,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宋代,茶叶产量的剧增、质量的提高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渐趋重要,茶馆进入了第二个兴盛时期。宋朝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彻底打破了坊、市界线,市内出现“瓦子”(娱乐场所),内有“勾栏”(演出场所)、酒肆和茶楼。宋代都城茶肆茗坊遍及大街小巷,而且由都市普及到乡村。如《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中写道:“那清风镇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房酒肆。”茶坊之外,还有提壶往来叫卖的人。在杭州城内亦有一种流动的茶担、茶摊,称为“茶司”,服务对象为普通民众。茶肆规模的扩大,必然要促使茶馆的经营机制趋于完善。宋代茶坊大多实行雇工制,茶肆主招雇熟悉烹茶技艺的人,称为“茶博士”,进行日常营业。茶博士是城市中职业专业化较强的技术雇工,是市民阶层中有特色的人群之一。为了吸引顾客,宋代的茶肆十分重视摆设,特别到了南宋,更是精心布置。《梦粱录》记载当时杭州茶肆是:“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大茶坊更是富丽堂皇,讲究文化装饰,着力营造精致幽雅的品饮环境。明代嘉靖年间钱塘人洪楩曾依据古人笔记,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描绘了南宋茶楼的摆设:“花瓶高缚,吊挂低垂。壁间名画,皆则唐朝吴道子丹青;瓯内新茶,尽点山居玉川子佳茗。风流上灶,盏中点出百般花;结棹佳人,柜上挑茶千钟韵。”苏东坡也有“尝茶看画亦不恶”的诗句。
  为吸引不同层次的顾客,茶肆提供的服务亦日益多样化,各样娱乐活动应运而生。娱乐活动中较为普遍的是弦歌,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称的“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茶肆中的弦歌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雇用乐妓歌女,这是茶肆用以招揽顾客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是茶客专门来此种茶肆学乐学唱,《梦粱录》“茶肆”条有云:“大凡茶楼多有富贵子弟、诸司下直等人聚会,习学乐器。”再者是安排说唱艺人说书,还有博弈下棋等活动。茶馆除供应茶水外,也开始供应茶点。宋代皇帝和土大夫也推崇饮茶,宋徽宗还著有《大观茶论》。认为饮茶可“祛襟涤滞”、“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欧阳修也有“羡君潇洒有余清”之咏。于是,茶的“和”、“清”之用使饮茶有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使宋时出入茶馆的人较唐时更为广泛,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乡野村民,甚至天下至尊的皇帝也会一时兴起,来光顾一下。虽然众多的人喜欢出入茶馆,但在宋代士大夫看来,茶馆仍旧是鄙俗之地。士大夫饮茶与民间饮茶亦有区别,民间好调饮,所以茶馆中备有多样茶汤;士大夫则尚清饮,蔡襄《茶录》认为“茶有真香”,不宜“杂珍果香”。民间饮茶,添加佐料,味厚香浓,重实用,可解渴疗饥;士大夫饮茶,重在品,在于玩味茗、水、器、境、人所构成的意境。

古人饮茶,儒家讲究修德;道家在乎品味清净中的闲适;佛门注重修性,直见明心。儒家的江南茶楼可谓集儒、释、道于一身,使人超然物外,清心悦神,更得中国茶道“和”之精髓。而广大百姓不管这些,他们只要能满足口腹之欲、称心高兴就好,荤肴杂陈,边吃边饮。文人雅士讲究茶趣,以客少为贵,明人张源在《茶录》中也说,“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三四好友最为适宜。精舍、云林、竹灶,文人雅士,寒宵静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竹里飘烟,品茶之清香,韵味无穷。平淡的日子就在品茶中变得有滋有味。心淡泊了、宁静了,烦恼与疲惫也会暂里忘却。逃离柴米油盐的琐碎之事,巿井的喧嚣,名利场的争斗,品到只留几分闲适与愉悦,备感惬意。这就是文人品茶的趣味和情调。达官贵人讲究的是贵气的派头,茶具要金银玉石名瓷,茶室则要豪华高雅。老百姓则难得一乐,便苦中作乐,乐中更乐,把茶馆当作了难得的娱乐场所,众多茶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或听曲、听书、看戏,边吃边看,找的是一种身心放松的快乐。这也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之道。明代心学大师五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看来这位理学先贤还是有些群众立场之人,混沌不清、抽象难懂之“道”,却成为老百姓对待生活的方式与态度。总之,我们今天茶馆所具有的功能,如聊天、品尝小食品、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等在宋代的茶馆里都基本具备了。宋代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尤其是贵族茶艺走向繁荣、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精神和精行俭德、修身养性的目标追求。过精、过细的茶艺,一方面使形式掩盖内容,同时也给茶文化的普及和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困难。

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的繁荣,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信奉“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也开始追求世俗爱好和个人心性。像袁宏道就在《与龚惟长先生书》中公开宣扬要“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这促进了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也将文学家的目光引向时俗物用。所以相对于以前茶肆多出现于史料典籍,到明清时期茶馆则堂而皇之地成为众多文学故事的载体,成为多方文学圣手的描绘对象。明代茶馆不用茶鼎或茶瓶煎茶,而以沸水浇之。这种简便异常并沿用至今的饮茶方式的盛行,得益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无心插柳。明代文震亨撰写的《长物志》称此:“简单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矣。”

茶馆的最鼎盛时期是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康乾盛世”,清代茶馆呈现出集前代之大成的景观,不仅数量多,种类、功能皆蔚为大观。当时杭州城已有大小茶馆八百多家。乡镇茶馆中,太仓的璜泾镇,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就有数百家。茶馆的佐茶小吃有酱干、瓜子、小果碟、酥烧饼、春卷、水晶糕茶、饺儿、糖油馒头等。以卖茶为主的茶馆,北京人称之为清茶馆,环境优美,布置雅致,茶、水优良,兼有字画、盆景点缀其间。文人雅士多来此静心品茗,倾心谈天,亦有洽谈生意的商人常来此地。此类茶馆常设于景色宜人之处,没有城市的喧闹嘈杂。想满足口腹之欲的,可以迈进荤铺式茶馆,这里既卖茶,也兼营点心、茶食,甚至有的茶馆还备有酒类以迎合顾客口味。这种茶馆兼带一点饭馆的功能,不过所卖食品不同于饭馆的菜,主要是各地富有特色的小吃。如杭州西湖茶室的桔饼、处片、黑枣、煮栗子;南京鸿福园、春和园的春卷、水晶糕、烧卖、糖油馒头等,都是让人只听名字就已食欲大动的茶点。

清代盛行宫廷的茶饮自有皇室的气派与茶规。除日常饮茶外,清代还曾举行过四次规模盛大的“千叟宴”。其中“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帝在位最后一年召集所有在世的老臣3056人列此盛会,赋诗三千余首。乾隆皇帝还于皇宫禁苑的圆明园内建了一所皇家茶馆——同乐园茶馆,与民同乐。新年到来之际,同乐园中设置一条模仿民间的商业街道,安置各色商店、饭庄、茶馆等。所用器物皆事先采办于城外。午后三时至五时,皇帝大臣入此一条街,集于茶馆、饭肆饮茶喝酒,装成民间的样子,连跑堂的叫卖声都惟妙惟肖。

清代戏曲繁盛,茶馆与戏园同为民众常去的地方,好事者将其合而为一。宋元之时已有戏曲艺人在酒楼、茶肆中做场,及至清代才开始在茶馆内专设戏台。包世臣《都剧赋序》记载,嘉庆年间北京的戏园即有“其开座卖剧者名茶园”的说法。久而久之,茶园、戏园,二园合一,所以旧时戏园往往又称茶园。后世的“戏园”、“戏馆”之名即出自“茶园”、“茶馆”。所以有人说,“戏曲是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话具有权威性:“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当年的戏馆不卖门票,只收茶钱,听戏的刚进馆子,‘看座的’就忙着过来招呼了,先替他找好座儿,再顺手给他铺上一个蓝布垫子,很快地沏来一壶香片茶,最后才递给他一张也不过两个火柴盒这么大的薄黄纸条,这就是那时的戏单。”(《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四章)

清代,江南的茶馆内增设了分隔间的小茶室,相当于今天的包厢,包厢内雅洁无尘,茶客分室而坐,各品各的茶花,互不干扰,亦有利于满足一些人际交往的私密性要求。

到近代,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茶馆从整体上处于式微之态,改革开放前的二三十年更是跌入低谷,几近消亡。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在提高,各类茶馆开始涌殃,成为休闲、聚会的重要场所之一。茶馆源于茶摊、茶寮。经历千余年的发展,沉积着朝代更迭、文化的兴衰,而产生了浓厚的文化色彩。目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主体是水榭楼台、荷池翠绿、风光宜人的建筑,陈设古典,茶具精致,环境幽雅的场所。它具有中华文化特质,集建筑、装饰、环境行为于一身。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茶馆起源于何时,目前无法确证,但从湖南在中国茶业的重要地位推测,至迟不会落后于江南其它茶馆发达地区太久,应在唐代的中晚期。安史之乱前,湖南的茶业就相当发达,安史之乱(755-761)中,湖南等地相对发达,北方流入的人口很多,这一时期到过湖南的著名人物也不少,并且都是一些对饮茶有雅兴的文人、官员。陆羽在安史之乱前主要在竞陵(今湖北天门)一带活动,其烹茶技艺很闻名。安史之乱后,他流亡江南,遍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各地茶区,沿途考察茶树,访问山僧野老,搜集了大量关于茶的采制生产等资料。定居湖州苕溪后,他又与精通茶艺的诗僧皎然结成了忘年之交。在以陆羽为中心的文人携荐下,顾渚紫笋一时名重正下,列为贡茶。贡茶属贡品这列,源起于汉代,但贡茶制的形式却始于唐代。唐大历五年(770),唐朝廷在顾渚山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营茶叶加工厂。贡茶院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古代贡茶单是地方上官吏土贡的历史,开创了官办贡茶的新纪元,对茶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大历十年(775),在颜真卿、皎然等人的帮助下陆羽完成了茶学巨著《茶经》的修订、刻印,更使他扬名海内,被尊为“茶圣”。他的朋友、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讳诗赞其“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

据考证,陆羽一生可能有三次到过湖南,其中至少二次在长沙有过相当长的逗留时间。大历元年(766)秋,他与御史大夫李季卿第一次相见,当李问及陆所历之地各茶泉水味情况时,陆羽有“郴州圆泉第十八” 之语。说明他到过郴州。但他安史之乱里流亡的路线是顺江下,活动区域是江淮之间,因此到郴州的可能性不大。贞元五年(789)寓居江西上饶,而郴州紧挨江西著名茶区遂川等地,因此他此时到郴州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性最大的是他应广州刺史兼南岭节度使李复之邀,于贞元五年(789)秋天去广州之际。但两者时间都在大历元年(766)之后,这就使陆羽的这次郴州之行与圆泉的记载有点扑朔迷离了。时间上也许有些错乱,但我们宁信其真。陆羽品评天下二十处茶泉的轶事最早出自唐敬宗宝历(825-826),时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一书中,历代相传,颇有传奇色彩,各茶泉所在地之人也引以为自豪。这此评品排序是否陆羽所为,历代均有人怀疑。早在宋代,欧阳修就著《大明水记》提出质疑。欧阳修根据陆羽《茶经》中关于水的观点,认为张又新是假托陆羽之名自己胡诌的。

陆羽另外两次的湖南之行事实相对比较清楚。一次是建中(780-783)初年,戴叔伦(732-789)作湖南观察使,曹王李皋的幕宾时,邀请陆羽到了长沙。在长沙,陆羽兴奋的是巧遇了戴叔伦的好友,他倾慕已久的书僧怀素。陆羽与怀素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对照怀素的气势恢弘,笔势狂纵的代表作《自叙贴》,陆羽将怀素与颜真卿的这段轶事写成了《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贞元二年(786),已寓居江西洪州的陆羽,在怀素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位性情疏敏,才艺卓绝的忘年交,留下了《僧怀素传》。

陆羽第二次到长沙是在红颜知已、青梅竹马的好友,才女李季兰被唐德宗命人打死之后,无限伤心的陆羽在朋友们的一再劝说下,贞元五年(789)踏上了西入江西的旅途,寓居江西上饶。大约也就是在这一年,陆羽受湖南观察史裴胄的盛情之邀,离开江西再次进入湖南,在长沙做了裴胄的幕宾,但到秋天之邀就应李复之邀去了岭南的广州。

成名后的陆羽与湖南的仕绅官僚多有交往,几度寓居长沙,在长沙作幕宾,其对长沙茶文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晚唐诗僧齐已在其《怀东湖寺》一诗中有“竹径青苔合,茶轩白鸟还”之句,其中的“茶轩”二字,说明唐代长沙寺院已有专用茶室供僧人饮茶和以茶待客。这也是现存文献出现最早的关于茶室类事物的记载。长沙窑出土文物时面,还有专门为岳麓寺烧制,写有“岳麓寺茶碗”字样的专用茶碗。凡此种种皆可见湖南古代茶馆和饮茶文化之斑。

五代时期,是湖南茶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湖南的茶馆业当是十分发达,但找不到相应的文字记载。北宋长沙政局稳定,南宋时也相对安定,由于宋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和一些贤臣清吏的治理,北方人民大量南来,使长沙经济的发展随其所在的长江流域赶上和超过了中原地区。文化上,岳麓书院的创立,胡安国、胡宏父子和朱嘉、张拭在长沙讲学兴教,名闻通述,使长沙成为著名的湖湘文化之都,促进了湖南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了长沙城市的发展。宋代长沙城市的规模比唐五代更为扩大,其城垣四至直到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但关于茶馆的记载也同相阙如,仅见《太平广记》中有“潭州燕子楼”之记载,我们只能想象那种巿井繁盛里面的茶馆景象了。元代,湖南经济恢复,人口大增,加之实行重商政策,茶叶流通活跃,商业繁盛,《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巿中便列有潭州。明代,长沙更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在茶巿,贩茶成为长沙府最广泛的商业活动,茶陵诗派李东阳的诗里也有反映,但关于湖南茶馆的记载同样很难找到。但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位列于全国中大茶巿的城巿里会缺少星罗棋布的茶馆。清代到民初,红茶在盛,湖南以长沙最在的茶叶集散地,也是茶叶转口贸易中心,与全国几大著名的茶叶、茶具巿场并列。此时的长沙茶馆业出现了“一去二三里,茶园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的兴旺景象,遂有“江南茶馆”的美誉。清代湖南的茶馆有高雅和巿俗两种类型。高雅茶楼常为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的聚会之所,如青石桥的云阳楼,道光年间号称“湖南四才子”之一的黄本骥邀约社会名流登楼看山,举行茶宴,一时传为文坛佳话。巿俗茶馆的茶客则多为下层巿民和社会三教九流,热闹非凡。190471日,长沙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茶馆数居全省之首。1906年,长沙成立“湖南商务总会”,前往注册登记的大小茶馆、茶摊、担200余家。

民国初期,长沙茶馆进入鼎盛时期。1922年长沙有茶馆75家,1926年增至115家,还成茶馆业同业公会,也略分了档次,东南西北门各有高档次茶馆一二所,也逐渐体现出各自的特色。1925年吴晦华编撰的《长沙一览》和1936年邹久白编撰的《长沙巿指南》均有茶馆的记述。《长沙一览》载:“茶社自七点起至下午四五时止为饮茶时间,以早晨时最为热闹。长沙习惯,晨兴即往茶社洗面用点。茶资也各地不同,大约每壶铜元10枚或12枚。点心照算,小费听给。”《长沙巿指南》载:“长沙茶点开巿较他业为早,但无夜巿。顾客以车夫菜贩为多,茶资也各店不同,大约每壶3分至5分或1角止。点收则以件数计算,每件约铜元8八至12枚止,大洋2分至5分。至于小费自便,并不计较。著名茶馆一览:五芳斋青石街、德园南正街、祥华斋鱼塘街、九如春南正街、景阳楼南门口、洞庭春西牌楼、徐松泉老照壁、普天春南门口。”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有大小茶馆170余粗。19381112日夜晚的“文夕大火”将长沙城的物质财富和地面文物几乎焚毁殆尽。因此,这一时期的茶馆大都设备简陋,沿街设店,饮茶者多为附近居民。其中,分布在四门繁华地段,店堂宽敞,茶点俱佳,令人闻香止步,终日高朋满座的有八角亭的大华斋、老照壁的徐松泉、道门口的德园、西牌楼的洞庭春,号称长沙四大茶馆。

民国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长沙茶馆,门面以二层楼见多,制作间、外卖多设在一楼店门口。为招徕顾客,店门口一般都悬挂有“山水名茶,时鲜细点”字样的广告牌。小笼汤包要求用猛火蒸,一般都用一个大铁油桶做灶,用手拉风箱助燃。拉风箱者一拉一送,风箱发出“嗵——哒、嗵——哒”的节奏,炉内蹿出的红蓝色的火焰,把小小的蒸笼蒸得热气腾腾。麦面、荷叶的清香溢满在店门街面,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二楼则是的茶座,清一色的四方桌,木板凳、每桌可坐八人。规模大一点的茶馆可容纳百来人,小的仅可坐下三五十人。

长沙属于“四塞之国”的内陆城巿,长期的战乱使其缺乏丰厚的物质财富的底子,虽有全国不少文人在这里来来往往,留下一些锦绣诗文,但多是不得意文人之作,表达闲情逸志的少;而生长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学子,多关注军事、政治、经世致用去了,没有几个大文人有心、有闲来关注、参与茶文化等社会文化的构建,导致湖南茶馆一直呈现出一咱明显的俗文化特色,缺乏高层次文化强有力的不断提升,久而久之,甚至文人们也浸淫其中,却创造出了花鼓戏、方言相声、长沙弹词等大俗的地方文化来。因此,湖南茶馆没有杭州西湖茶馆的雅,没有上海茶馆的静,没有功夫茶的深厚文化,也没有四川茶的高超技艺,可以说俗气十足,五色人等、五花八门,犹如一锅大杂烩。但他却是湖南特别是城巿百姓日常生活中打发休闲时光,与人交往的场所。长沙茶馆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几乎哪一个茶馆都很热闹,堂倌的唱牌声此起彼伏,“十四席坐客糖、肉包子各四个,六席坐客玫瑰大油饼一个……”堂倌都穿对襟青布衫,右手提一把铜壶,左手托着十来个碟子,左肩上搭着一块白色抹布,不停地招呼着往来的客人,穿梭于茶桌之间。

茶馆经营的品种,茶叶有毛尖、云雾绿茶、河西园茶、花茶和混合茶(绿茶、花茶、茶叶末子混合在一起)。湖南人口味重,茶客以喝混合茶者居多。混合茶酽,很“打水”,多次兑水后茶味仍浓。一斤茶叶分成二百二三十个小铁筒,来一位客人,倒一筒茶叶冲泡即可。除茶叶外,就是经营茶点。清茶馆纯碎是文人茶馆,旧时在湖南是少见的。荤茶馆则在城巿内遍布,茶点以糖、肉包子为主,还有马蹄卷、千层糕、烧卖等。而银丝卷、春卷、小笼汤包、鸳鸯大油饼、小油饼、小芝麻饼等则属于高案师傅制作的精点,多供雅座客人享用。如喝茶喜吃茶根一样,茶客吃包子也有特点,泡一杯浓茶;糖包子肉包子各取一枚,先在包子的底部各抠一块面皮纳入口中,然后取花生米一把,双手一搓,张口一吹,皮全去净,纳入两个包子里;两个包子背靠背合在一起,用双手将之捏成一个大圆饼,使糖、肉、花生米均匀分布,美其名日老蚌含珠这才开始细嚼慢咽,喝一口浓茶,吃几口包子,非常惬意。在这样享用包子时,称呼包子的量词也发生了变化,不叫,也不叫,而叫来四件包子!两糖两菜,一杯茶,一个碟子!” ——一听就知道是个热爱并且讲究吃包子的行家里手。同时,子油姜、花生、瓜子、紫苏梅等小碟茶点也是茶馆经常备有的。坐茶馆的一部分人,虽然每天都来吃包子,却只吃皮,吃烧麦又只吃糯米不吃皮,肉焰或烧麦加2根油条,皆可做成午餐上的一份菜汤,也算是一家人的“口福”了。由此可见当时一般巿民生活的较低水平。高谈阔论归高谈阔论,民主自由终究是有限的,因此,一般茶馆为免是非,保平安起见,都在店内张贴有“闲谈勿论国是”的警示公告。这就是旧时湖南的茶馆,世俗、平常,见生活之苦,有生活之乐。

(本文录自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湖湘文库·湖南茶文化》陈先枢、汤青峰、朱海燕/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QQ|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长沙文库 | 长沙文史网 ~ 名城长沙网旗下分站 ( 湘ICP备08005393号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GMT+8, 2024-3-29 14:03 , Processed in 0.102460 second(s), 25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