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晚亭与“国朝耆宿”罗典

爱晚亭位于岳麓山清风峡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建，初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后著名学者、湖广总督毕沅取唐杜牧《山行》诗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更名爱晚亭。时任刑部侍郎的诗人秦瀛游过爱晚亭后作联曰：

无限夕阳千树叶；

四围空翠一亭山。

后来，爱晚亭又于道光三年（1823年）重建，同治四年（1865年）易以砖墙，同治七年改用石柱石栏。宣统三年（1911年）重修刻石。毛泽东青年时代常与学友来此游憩锻炼，畅谈国家大事。今亭为1952年重建，单檐歇山顶，盖绿色琉璃瓦，以方柱撑立。匾额“爱晚亭”三字系毛泽东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之请题书，亭柱上镌刻罗典所撰亭联：

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

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

1968年于亭内设立一黑漆描金横碑，上刻毛泽东手迹《沁园春·长沙》。爱晚亭环境优美，构建别致，与安徽滁县的醉翁亭、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北京的陶然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亭。

1983年，爱晚亭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有关爱晚亭名称的来历，民间传说与《岳麓书院志》的记载不同。相传某年秋天，袁枚由广东来到长沙，特地过江拜会岳麓书院山长罗典，袁枚来到院首，递上帖子，罗典托病不见。据传袁枚离开之后，罗典还叫人挑来清泉，执帚刷洗袁才子站过的地方。罗典何以如此轻视这位才子呢？因为袁枚率先招收女弟子，这在罗老夫子看来，有背礼教，大逆不道。罗典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守住岳麓书院这方“净土”，以免门下动了凡心。其实罗典是个惜才之士，心里还是喜欢袁枚的才华。袁才子碰了一鼻子灰，投岳麓山去了。那时，岳麓山归岳麓书院管，罗典于是叫一个可靠的门生去跟踪，看他一路发表什么高见。不大一会儿，袁枚一行就到了清风峡。秋风骀荡，夕照斜阳，枫红如丹，好一幅深秋景色。袁枚想此处要筑一亭台就好了，正想为此感慨一番，抬头见一飞檐古亭凌空而来，视线就被逮住了，惊喜之中连声称妙。遂折入亭下，“红叶亭”三字映入眼帘，心想，这一亭的好风景，独独没安个好名，就问这亭名是谁起的，随从中有知情的答道：罗老夫子。袁枚就命书童拿笔和纸来，飞快地草就数行，扔在桌上，带着大伙登山去了。等袁才子一行走远，前来跟踪的门生赶紧拾起，见上面抄录一首古人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一句，掉了“爱”和“晚”字。心想，袁才子何以如此浮躁，连三岁小儿都会背的东西都抄不全，难怪老先生看不起他，一路嘲笑着回到了岳麓书院。门生连忙将拾到的东西递给罗典，罗典好半天才极不情愿地接过去，一看，不免愧上心头。罗典关起门来想，这是要我将红叶亭改成爱晚亭呀，就这样改过来，自己没有面门，不改吧，又显得缺乏气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笔给湖广总督毕沅写信一封，让总督来题亭名。不久，毕沅就将“爱晚亭”三字写好寄来了。所以后来这红叶亭改爱晚亭的功劳就全记在毕沅的帐上了。关于这一传说，民间还有几个版本。其实，传说就是传说，未必真实可信。然而，正因为罗典与爱晚亭的不解之缘，爱晚亭才得以声名远扬。

罗典（1718-1807），字徽五，号慎斋。清长沙府湘潭人。乾隆进士，授编修，转御史，擢鸿胪寺少卿。出为四川学政。后辞官归里，主持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其教学方法讲究启发和诱导，以选士育才为本。注重书院建设，创“岳麓八景”。从学者众，获得科名、成就事业者达数百人。还在武陵主讲朗江书院五年。工于经学，著有《凝园五经说》。诗文有《凝园诗钞》、《罗鸿胪集》等。

清道光年间岳麓书院的高材生，中法战争时曾赴广东参预军务的大学者李元度曾著文说：“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先生，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崇仰两先生者。”罗慎斋即罗典，坦斋夫子即欧阳厚均，罗典是欧阳厚均的老师。老师掌教，学生继之，师生俩经营岳麓书院各将近30个春秋，受到湘人的崇仰，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受人崇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执掌书院的时间最长，而且还因为他们改革书院的教育方针，毅然把教育从自明代以来越陷越深的制举泥潭中拔了出来。罗典公开宣称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正如他的学生严如    所说：“先生主教，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欧阳厚均说得更为明白，他把自己的主张和目标，把书院所有教育活动概括为：“以蕲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而“不徒区区方艺之末也。”

他们的这种教育主张，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当时乾嘉学派正处颠峰，发源于明代后期、沉寂于清代初期的“西学东渐”之风，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和发展。乾隆年间的大教育家戴震不仅对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西学均有研究，而且极力鼓吹教育改革，公开指责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戴的思想在南方各省流传甚广，在一些地区教育界已经造成了“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诽圣诽贤，毫无顾忌”的时风。而这种思想又突出反映在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之上。早在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就看到了八股取士的严重弊端，他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效（坑儒）”。到清中期，与朝廷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相对应，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与罗典同年代的袁枚、郑板桥等就是闻名全国、令朝廷也拿了没办法的狂放之士。袁、郑都到过长沙，相传袁枚与罗典结下了好友，他们的言行不可能不对湖湘学风产生影响。在一种冲破专制文网的潜流之中，罗典、欧阳厚均等岳麓山长们，顺应了这股潜流，着意恢复和重建已近乎扼杀了的湖湘学和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统。湖南近代的经世思潮正从此而始。

罗典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90岁无疾而终，一直掌教岳麓书院。在培养生徒、建设书院方面多有成就，先后被题奏四次，经吏部纪录八次。他在教学活动中是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们称他“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可见他治汉学是和教学紧密结合的，每有成果心得必传授给学生。罗典虽然也曾以制艺之文名于一时，并在主教岳麓时，也重视学生的时文传习，但他从不把学生束缚在制举的小圈子内，而是注意向生徒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知识。

罗典的教学方法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他非常重视书院的环境美化，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他认为让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陶治，不失为造士育才之良法。他在一次讲课中，大侃植物的栽培之道。他说，种竹植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自生也”；种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薇、山踯躅，“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也”。这种随意点评，寓教于山水花木之趣的教育方法，能使生徒各依情趣和才智自由发展，不拘一格，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

罗典的教学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这既受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中“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影响，也有针对于当时书院多为科举附庸、学子终日穷于举业的客观事实。因而其门下“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如从游罗典达24年之久，学识博洽，以“周公呼之”的胡学山；“足当大任”，“称为经世才”的严加   ；“生平志行过人，屡掌文衡，得人称盛”的彭浚；官至两江总督、被道光帝嘉许为“干国良臣”的陶澍；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以及欧阳厚均等，都是罗典的得意学生。

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湖南安仁人。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1789-1791年）就读岳麓书院，从学于罗典。他在岳麓学院学习很用功，与同窗“联步登堂，抠衣问字”，学业长进，至进士及第，任过陕西司郎等职。

欧阳厚均混迹官场20年，深感官场日趋腐败，正当有望升迁之际，却决意放弃仁途，年逾四十便“以母老告归”了。嘉庆二十三年（1816年），他52岁时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一直到逝世前2年才离去。欧阳厚均主持岳麓书院二十七年，捐千金整修书院及爱晚亭等名胜古迹，江忠源、曾国藩等皆出其门下。有《易鉴》、《垣斋全集》、《岳麓诗文钞》等著作传世。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