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任外交使臣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长沙府湘阴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年）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1876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潜心著述，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等。

郭嵩焘18岁就读岳麓书院，是岳麓书院著名生徒之一。郭嵩焘自幼刻苦自励，年十八补县学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驻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职。

郭嵩焘与岳麓书院的学友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等友善。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只因郭嵩焘苦口陈说。左宗棠被荐举，担任军政要职，郭曾尽其所力。对郭嵩焘一生的事业，历来有褒有贬，评说不一。但对他在办洋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管总的评价如何，对此大家都是承认的。

郭嵩焘一生以倡导洋务为己任，抵御外侮和强盛中国，曾对反对办洋务和所谓祖宗成法不可变一套说教进行了批驳。他说：“曩在京师，吴江相国相戒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郭嵩焘以宣传办洋务虽屡遭诋诽，但他坚信不疑，敢于承担风险，不畏人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他认为宣传洋务是开风气的大事，是唤醒不觉者之所必须。“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举凡改革，必以舆论为先导，从而为之扫清道路。郭嵩焘提出以先知者开导后知者，以先觉醒者引导后觉醒者，这无疑是对的。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洋务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近代工业之举。因此，郭嵩焘虽然屡遭指责以致丢官，但他矢志不移。尤为可贵的是，他认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表示了他对改革的决心，表示了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郭嵩焘热心于洋务，推重洋务思想，而他自己对洋务也有贡献，有他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首先，在学习西方洋务的目的上，他提出学习西方不是装饰门面，而是一种治国方略。他说“是故洋务者，治国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为用，名异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齐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余矣。”学习洋务，不单纯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一个方面；学习洋务不仅不碍于国治，相反地“能教化整肃其民”。这种认识即使是对一般洋务派者来说，也是不能企及的。他的眼光不仅仅盯在西方的科学技术上，而且也涉及到对西方治国的政治经验的吸取，学习西方治国之法。他说：“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缘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地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事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其次，在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问题的争论上，郭嵩焘的旗帜也是很鲜明的。当时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在朝掌权柄的统治集团，不少人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们所侈谈的大都是伤风水、惊动山川之神和龙王之宫的胡话，如“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也有的认为修铁路是方便列强，“铁路一开，穷乡僻壤皆染外国邪教，有害风俗”，“尽撤藩篱，洞开门户”。如此等等。郭嵩焘并没有屈服于顽固派的恫吓，反而提出了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认为修铁路乃是使国家富强所必须，这已为泰西经验所证明，即使圣人唐尧虞舜生活在今天，也会要学习西方在中国兴建铁路的。他说：“盖铁路之兴不及数十年，而泰西之富强乃益盛……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他还对铁路修建实施提出了建议，力主公私合建。“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积之，无所为利焉而费滋烦，于是乎心倦而气日馁。”事实证明，一切官办工商业弊病甚多，郭嵩焘能看到这点，实开了以后公私合营民族工业的先声。

再次，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郭嵩焘提出要分主次。当时清王朝慑于列强的侵夺，认为中国之所以挨打和受侮，关键在于中国武器不精良，在于“窥中国之器械未精，海疆备虚”。因此首要的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的技术。郭嵩焘不同意把单纯科学技术列为学习之首，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之一节也。”他又进一步指出：“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祸亦反是。”他提出学习西方要分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要像西方国家那样，革除弊政，整肃政教，不要本末倒置，不仅要看到西方的“器械之精”，还要看到它们在政治上“诚得其道”。也就是说，中国落后西方不仅表现在科技方面，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政教方面。郭嵩焘这些看法，即使对洋务派的一般人而言，其认识也远远高出一头。

郭嵩焘虽然热心于洋务，但并不像当时人所说的是对洋人一味妥协迁就。郭嵩焘以59岁的病弱身体，奉召出使英国。他说：“数万里路程，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认识到出使英国并不是什么耻辱，而是任重道远的大事。他到英国后，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格，对使馆人员规定应遵守的五条：（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他对使馆人员说：“予此‘五戒’亦中国出使西洋之祖矣。”要求使员必须遵守。不仅如此，郭嵩焘看到寓居海外华侨得不到祖国的保护，备受欺凌，因此上疏朝廷：“西洋各国以通商为治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清政府接受了郭嵩焘所请，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国领事馆。郭嵩焘在与外国列强打交道中，保持了民族气节。然而他在当时并未得到公允的对待。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逝世后，有人请旨为他立传，以表彰他的学说，而清政府却予驳回：“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更有甚者，刑部郎中左绍佐向慈禧太后上书，“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