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曦台与理学大师朱熹、张栻

赫曦台位于岳麓书院大门前坪。原址在岳麓山禹王碑之下。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闽来访张栻，讲学岳麓、城南书院达两月之久，与张栻同居一室，同渡一舟。常晨起登岳麓山观日出，每见旭日腾空、霞光万道、万物沐浴在朝阳之中，一派生机，诗兴大发，命名岳麓山顶曰“赫曦”。张栻筑台，朱熹题额，作跋以碑记之。

明正德二年（1507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应邀来书院讲学，登上赫曦台，亦留下佳作：

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

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

后台废。明嘉靖七年（1528年）长沙府知府孙存复建“赫曦台”于原址，又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山长罗典在书院大门前坪建一台取名前台。道光元年（1821年），山长欧阳厚均发现赫曦台原碑刻，为保留朱张故迹，改前台为赫曦台。同治七年（1868年），巡抚刘  重修，台中置石柱二对，坪铺麻石，增建围墙。

今赫曦台为湖南地方戏台形制，供师生游息、表演、观戏或为山长祝寿之用。平面呈“凸”字型，前后开敞。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弓形封火山墙，挑檐卷棚。台前后左右两壁檐上有《拾玉镯》、《秋胡戏妻》、《老子出关》、《麻姑献寿》、《张良进履》、《加官进禄》等戏曲故事堆塑，造型别致、形态自如。台的顶部画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

后台左右两壁上有“福”、“寿”二字，丈余高，寿字两笔而成，如龙蛇盘绕，遒劲有力，福字一笔而就。关于此两字有一段传说。据历史记载，岳麓书院有此规矩，考中科举的人，地方官吏都要为他们举行庆祝大会。会上除邀请中举人外，还请当地达官贵人、名门望族参加。会中必唱《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曲，这样的宴会称之为“鹿鸣宴”。如果中举的人六十年之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则称为“重赴鹿鸣宴”。在书院的历史上得此殊荣，而且是以山长身份重赴鹿鸣宴者，罗典是第一人（后另有万年茂、徐  等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罗典重赴鹿鸣宴的这一天，书院特别热闹，地方长官、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各显才华。正当兴头，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身着道袍的老者来到门首，径往院内走去，要见罗典。守门人拦也拦不住。众人见来者是个无名老道，不予引见，并多有轻薄戏谑之词。老道并不多言，顺手拿起扫把（一说脱下草鞋），蘸着地下黄泥水，在赫曦台南墙上唰唰两笔写下个丈余高的“寿”字，拂袖而去。门人见状，急告之罗典。罗典速出，见字如龙蛇盘绕，遒劲有力，心知非常人能写，即派人四处访寻，终未找到。罗典无法，遂在北墙亲书福字，一笔而成，虽比不上“寿”字笔力，但也不乏其功力。后人称“寿”字为仙迹。湖南方言“福”与“虎”同音，“寿”如金龙盘绕，暗示书院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台中四柱，挂有两幅对联，一为北大教授商鸿逵（1907——1983）所撰，联云：

三湘隽士讲研地；

四海学人向往中。

二为清代湖南巡抚左辅（1751——1833）所撰，联云：

合安利勉而为学；

通天地人之谓才。

“安利勉”语出《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意为：有的人是安然自得地去实践，有的人是看了有利才去实践，还有的人是勉强自己去实践，不管初衷如何，等到成功，都是一样的。上联意为：如能融会贯通安、利、勉这三种情况，潜心治学，一定能取得成功。下联意为：作为生徒必须精通天、地、人的道理，知广识博，才能成就人才。

物以人为重，赫曦台以朱熹、张栻而有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庵，别称紫阳。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建州龙溪。18岁登进士，授泉州同安主簿，官至宝文阁待制。朱熹一生两次来潭州，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中还竖立着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的碑刻，永为后人瞻仰。

闽学与湖湘学同出自“二程”，基本倾向相同，但在“知行”等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湖湘学重实践和经世致用，而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然而，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栻的友谊，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朱熹知“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决定要亲晤张栻。乾道三年八月（1167年9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栻，受到了张栻热情接待。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仁”等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名。据范伯崇讲，“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可见他们讨论得十分热烈，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朱熹首开长沙书院会讲之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会讲”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学派人物，如稍后的事功学派陈傅良、明代阳明学派王守仁等，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各自的学术思想。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融合众学派之长，是与不同学派来岳麓自由讲学分不开的。

朱熹这次来潭，还大开讲坛，教授诸生，从者有如蜂拥。据清康熙《岳麓志》卷三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朱熹在潭州的教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绍熙五年（1194）年初，已63岁高龄的朱熹由丞相留正推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再次来到阔别二十七年的潭州。旧地重游，今非昔比，他讲过学的岳麓书院已是“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因此朱熹任上，除“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头等大事。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学兼岳麓，壤带洞庭，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他在复兴州学之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对岳麓书院的整顿和振兴之上。这一时期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是整顿岳麓之教。朱熹一上任就提出《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其一是聘请自己的弟子黎贵臣充任书院读书职事，又聘张栻门生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二是增加额外学生10名。他认为岳麓书院“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因而别置额外学额，可以不由课试而进，其廪给与郡庠相等。其三是更建书院，对“岁久浸圮”的岳麓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更建于爽  之地，规制一新”，扩建宣圣殿5间，殿前引水为池，列屋百间，可容学生千余人。其四是新修与岳麓书院关系紧密的湘西书院。湘西书院与岳麓书院同毁于绍兴兵火，经南宋刘珙重建，又已年久破旧。朱熹托枢密使王谦仲转恳漕台新修。他在给王谦仲的信中说，此事“皆关名教，计所乐闻”。湘西书院在朱熹的关心下，不久便面目一新。其五是解决书院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朱熹为岳麓书院置学田50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书院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都事无巨细地一一过问。经过朱熹的有效治理和严厉督促，岳麓书院很快得以复兴。

第二是亲自执教，亲自督课。朱熹知潭州时，年事已高，而“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又据《朱子语类》记载：“甲寅（1194年）八月三日，盖卿以书见先生于长沙郡斋，请随诸生遇晚听讲，是晚请教者七十余人”。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而且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式让学生讲《大学》的语意，抽查了两个学生都讲不清楚。他便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并指出书院如果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朱熹严肃认真、周到恳恻的教育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学术都影响至深，因而来学者日众，恢复到了他当年会讲时“座不能容”的地步。

第三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这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用以规范约束生徒的正式学规。这个学规即是他在任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翻版，只是改名《朱子书院教条》而已。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学规，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名有要。具列于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五教”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教育，强调了书院教育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前提。但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意欲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学规反复要求生徒“讲明义理”，修养心性，力图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其中所包含的重人格教育、倡言行一致、克已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学风。《朱子书院教条》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为学之序”密切相关。这其中，涵盖着许多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精华，仍值得今人深入研究。

朱熹两次在潭州讲学，培养了不少弟子。据《朱子门人》所列及门弟子中，著名的湘籍门人就有10人，其他史书则有更多的记载。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不少弟子操起其师的旧业，自筑书院授徒传业。如湘潭钟震在家乡筑主一书院，醴陵黎贵臣在金龟山下创昭文书院，宁远刘子澄办九嶷山书院，平江吴雄于县东凤栖乡建阳坪书院等等。仅从这一点就可知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对于发展湖湘地方书院、普及教育、传播学术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了。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随父张浚来潭州，受学于胡宏，与朱熹齐名。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聘栻立书院，开创湖湘学派。朱熹来长沙，与张唱酬月余方别。淳熙间召为吏部员外郎。后出知袁州，移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继以右文殿修撰提兴武夷山冲佑观。临终上疏，劝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为天下所传诵。著有《经世编年》、《南轩集》、《孟子说》等。死后葬宁乡官山。

张栻是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长子。张栻虽生于西蜀，实长于南楚，8岁便随父离开故里，来到长沙。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处，张浚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张浚曾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绍兴五年（1135年）任宰相，同年至潭州，与岳飞等共破杨么义军。后因力主抗金，遭到秦桧等排斥，长期被贬湖南永州等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春，朝廷命张浚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张栻亦随父从永州贬所回到长沙。不久，他奉父之命，前往衡山文定书院拜胡宏为师，请教二程（程颢、程颐）之学。胡宏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精神。秦桧当政时，不愿与秦桧同流合污，在潭州经营碧泉、文定两书院达二十余年，潜心问学，一身傲骨，堪称“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张栻从师胡宏不久即作《希颜录》。这是他的立志之作，文中以颜子自期，立志要作颜子那样的圣人。胡宏对学生之作详加批改，一方面称赞张栻“稽考之勤”，另一方面指出“先贤之语，取舍大是难事”，勉其“于未精当中求精当”。张栻经名师指点，学业大进，后来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大理学家。他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最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者是胡宏，确定湖湘学派地位并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

南宋重建岳麓书院的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刘珙对张栻十分器重，曾多次举荐张栻，直到病危时还上奏推荐，认为“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因而委张栻以岳麓书院主教的重任。而学成后归潭、正在城南居家授徒的张栻也对刘珙重修岳麓书院极为称赞，并率士子前往观看，因“爱其山川之秀，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故欣然接受了主教岳麓的任务。从此教育便成了张栻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张栻一生中虽有近十年的官宦生涯，但他总是把教育作为他政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办学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学习态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主张，成为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他的理学思想一样，张栻的教育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张栻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栻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栻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第二，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栻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