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近代的新兴经济思想

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是长沙爱国经世思潮从兴起到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清王朝已从盛世转向衰落，官场黑暗，财政拮据，危机四伏，大厦将倾。而西方资本主义乘虚而入，向海外寻找殖民地的触角已伸向湖南。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唤起了湖南知识界的社会危机感和民族危机感。一大批湘籍和在湘为官的经世派人物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贸易方式，为我所用，以求达到“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的目的。鸦片战争前后的早期爱国经世思想代表人物乃是以魏源、陶澍、贺长龄为中心的岳麓书院诸师友。到戊戌维新运动前后，长沙城南书院主讲郭嵩焘、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以及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更把经世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贺长龄到谭嗣同，新兴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对湖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工矿业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

贺长龄（1785-1850），字耦耕，善化县（今长沙市）人，嘉庆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山东巡抚、江宁布政使、福建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贺与陶澍、魏源志同道合，关系甚密。他在任江苏按察使时，大力支持巡抚陶澍进行漕运的改革，改河运为海运，重开从上海至天津的海上航线，使明末废止的漕粮海运又得以恢复。他任江宁布政使时聘魏源人幕府，与魏合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收集清初以来官员奏疏、学者著述中有关政事、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1300多篇，辑为120卷，洋洋300万言，大造改革的舆论。《皇朝经世文编》的序言提出了此书编辑的4项原则：“言心必验于事”，“言古必验于今”，“言人必资于法”，“言我必乘于物”。所以它一问世，便有如一石击起千层浪，迅速波及全国。湖广总督张之洞称赞此书“于经济、掌故、交涉、政要最称明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贺长龄晚年从鸦片战争的遗患中悟出“治国有经，安内必先攘外”的道理。正由于他的这一主张与道光帝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诏示相违，因而遭到了斥降、革职。

魏源（1794-1857），字默深，邵阳县人。道光进士，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曾任内阁中书。在长达14年（1825－1839）的幕府生涯中，是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陶澍推行漕粮海运的得力助手。魏源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极力倡导经济变革，对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均有研究。他的经济观，最突出的是重商和师夷（学习西方）思想。他在参与漕粮海运的改革实践中，屡次从经济利益角度论证海运的优越性，认为海运优于河运，“利国、利民、利官、利商”，而获利最大的是上海的商船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漕政之所以腐败，是因为“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因而得出了必须“以海代河，商代官”的结论。魏源在参与陶澍的盐政改革时，大力主张减免赋税，兼顾商人利益，在农与商的本末关系上提出了“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的新观点，否定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认为流通的作用比农业更为重要。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抨击那些视西方为“夷狄”的顽固派，“未睹寰瀛之大”，把西方先进文明视为“奇技淫巧”，明确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建立中国的新式工商业。魏源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长沙府属湘阴县人，长期寓居长沙，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因协助曾国藩组建湘军有功，受到清政府赏识，官署广东巡抚。郭嵩焘是清代较早萌发洋务思想的湘系经世派人物。1876－1878年（光绪二年至四年）在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和兼任驻法公使期间，他的洋务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因此遭到了国内守旧派的猛烈攻击，被讥讽为“沾洋人习气”，被“声罪致讨”。1879年，郭卸任，从上海乘轮船回长，长沙、善化二知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嘱书阻之”，大遭守旧派的冷落。从此，他退出官场，专心讲学于城南书院，但对自己的主张却终身不侮。郭的洋务思想较之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巨头更具独到和先进之处。他是洋务派的积极鼓吹者，又是洋务运动的批判者；他批评洋务派只单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提倡从“政教修明”的“立国之本”全面学习；他不满封建官府控制经济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主张允许商民自办企业。还在1875年（光绪元年）署广东巡抚时，郭嵩焘就提出“急通官商之情”，建议“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去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出使归来后，师夷主张更趋成熟，极力主张发展民营、商办工矿企业。对于开矿，他说：“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对于办铁路，他说：“汽轮车（火车）者，有事则征兵转饷，莫之或阻，无事以通商贾之有无，非能专以国家之力任也。”他不仅为商民争经济利益，还为商民争政治地位，鼓吹让商贾参与国家管理，曾说：“汉武用孔仅、桑弘羊，皆贾人。斯为英雄之大略。”如此重商思想，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和史学家。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光绪帝老师翁同和（户部尚书）读了黄的《日本国志》后，备加赏识，让他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到长沙后，兼署湖南按察使，“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当戊戌变法紧张筹划的关键时刻，光绪帝急切地向翁同和索取《日本国志》，因翁一时未备，而“颇致诘难”。后来光绪帝还“三诏敦促”，命黄遵宪出使日本。可悲的是，黄尚未从行，光绪帝就被慈禧软禁了。戊戌六君子遇害后，黄被革职回乡。黄遵宪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历时9年，于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外国当代史的著作，在当时就被誉为“奇作”。这部书，名为记述日本，实为告诫国人，正如他自己在《自叙》中所说：“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该书在详细记述日本明治维新开矿山、建铁路的盛况之后，对于国内守旧派所持的“破坏风水”、“与民争利”、“聚众难散”等谬论痛加驳斥。他论证说，事实恰恰相反，开矿“一经开坑，则开采需人，冶铸需人，小民借手足之力，资以谋生者不知凡几。……转移富强之机不在此乎？”又说“铁路之便生民、兴国产，利益之尤大者也”，他质问守旧派：“何不一考日本铁道之事而计其得失乎！”黄遵宪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条嗤之以鼻，认为“财也者，兆民之所同欲，政事之所必需者也”，决不应“讳而不言”，而要刻意讲求“理财之道”。他系统总结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理财方法，号召国人“互相师法”。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浏阳县人，系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少时博览群书，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对西方自然科学多有涉猎。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谭嗣同是最活跃的人物，他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并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在经济上，谭嗣同大声疾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用中国的富强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下略，见《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一文）

唐才常（1857-1900），宇佛尘，浏阳县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及武昌两湖书院。与谭嗣同一样，唐才常也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在经济思想上，唐才常提出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被视为早期中国民族资阶级的代言人。他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如提议设“赛工艺会”（类似西方的博览会），对产品进行评比。对待商业，唐才常既不赞同“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反对“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强塞其流”，也不主张因重商而遗弃根本性的农业，主张农、工、商并重；对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厘金制度深恶痛绝，斥之为“病民瘠国”之举。他还提出要仿效西方公司的董事制，设立银行吸收商人资本，以解决民族工业资金匮缺的困难。唐才常的经济改革主张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力促付诸实施，如在家乡亲自主持开办锑矿，筹划开设煤矿，还为推销南乡白煤四处奔走。他力主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商垄断，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挣脱封建枷锁，谋求独立发展的迫切愿望。

黄兴(1874—1916)，字克强，善化县人，是近代与孙中山齐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和武昌两湖书院。1903年在长沙与宋教仁建立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1905年与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任庶务长。武昌起义后任战时总司令。1912年任南京政府陆军总长。民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黄兴的富国强民愿望空前迫切，提出了一系列实业建设思想。他说：“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黄兴主张路矿先行，农工商并举，并积极投身实业建设的实践，他1912年回湖南，先后与谭延闺等发起成立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与龙璋等组织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他认为“在湖南言实业，以开矿为第一”，故与郭人漳等发起成立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亲赴矿区考察矿务。黄兴的实业建设思想可概括为：第一，“欲兴实业，当谋铁路”，如果“不速建铁路，则实业决难发展。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路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第二，“竭全力办全国之矿”，“现洋货来华不离金属，若能将矿业开辟，即工业数倍美洲亦可。”第三，“中国前途，全赖工商业之发达，而工商必以农林为前矛。”第四，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实业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集资途径，如合资经营，“须将各资本家合并拢来经营实业”；组织实业银行，以吸收各种闲散资金，投资产业；吸收外资，以资扩充，“由政府派名誉素著之人赴外洋各埠募集华侨资本，许以特别权利”；“赶办中央银行，利用推行币制机会，吸收现资，扩充保证准备范围，财政借可整理，实业立可振兴”等。黄兴的实业建设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谋求国家兴盛的强烈愿望。

(原载《长沙经济》1995年第4、第5期合刊)（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