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沙商贸与湖湘理学的共存互动

宋代理学主张“去人欲”，而一切商贸活动从一开始就遵循“趋利”的原则，这似乎是一对矛盾。然而宋代长沙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商贸市井的昌盛，却共存共荣，互相推动，这不能不说是宋代长沙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

无庸讳言，湖湘理学的主流是“重义轻利”的，但湖湘理学同时又继承了孔子“通商惠工”、“富而教之”的合理商业思想。《论语·子路》记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大意是：冉有跟随孔子到了卫国，孔子感慨地说：这里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这么多，又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了怎么办呢？孔子回答：办教育。所以孔子既主张“惠之以利”，给“喻于利”的平民百姓出身的自由商人以某些经济利益，让国人富起来；又主张“富而教之”，富裕了就要拿钱来办教育。这是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一般说来，在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不可设想，在一个穷困的地区会有发达的教育。

宋代潭州（长沙）集市繁荣，商税增多的盛况，给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长沙商贸活动的繁盛和商业伦理教育的升华。长沙商贸与湖湘理学的这种共存互动关系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商税催育了长沙书院及其学派的兴起。宋代集市在湖南称为“场”。《文献通考·征榷考》称：“坊场即虚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大体上，在北宋中期每个坊场年得税收1000贯以上，由州府直接设立税务进行收税和管理。宋代湖南商税征收最多的便是潭州，仅1077年（北宋神宗熙宁十年）一年征收商税9.2万余贯，而同年岳州、衡州、郴州分别只有4.2万、3.2万；1.2万余贯。潭州州府到底从财政中拿出了多少钱办教育已无从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岳麓书院从创建到每次修复扩大全是州府直接主持的：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始建岳麓书院于岳麓山抱黄洞下；999年（真宗咸平二年）潭州知州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1165年（孝宗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振书院，“鸠废材，用余力，未卒岁而屋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规”；l188年（淳熙十五年）湖南安抚使潘畴续修书院，“广二斋，益额十人”；l194年（绍熙五年）未熹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再振书院，扩大书院规模，列屋百间，学生达千余人，并置学田50顷，开发“校办产业”。同时，不少商人兼有“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往往把经商取得的利润部分捐助或投资于文化教育事业。宋代虽无确切记载，但这种情况在元明以后的志书中屡有出现，如《岳麓志》卷3记载，1538年（明嘉靖十七年），长沙知府季本修葺岳麓书院“委义民杨秉贤、徐廷玉等二十人分任”。明代岳麓书院私人捐置的学田达326亩，占整个学田的15%。这些“义民”和捐助者者便有商人或地主兼商人。

二，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相关手工业的发展。湖南在北宋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中，特别是在南宋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经济得到开发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i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发源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盛极一时。

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其原料多样化，以竹、藤、楮为主，兼用大量的稻草、麦杆、桑皮等，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岳麓书院等在宋代刊刻大量书籍，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展分不开的。造纸业为印刷业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印刷业又刺激着造纸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宋代雕板印刷十分发达，形成官府、书坊、私人刻印的多元化格局。毕升活字印刷术的伟大发明，更为印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可以想像，在印刷业发达的宋代，加上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潭州的造纸业如虎添翼，其发展势在必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潭州城内已形成多处制墨业的集中地区。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卷。”尤以著名墨工胡景纯制造的胡氏墨“千金獭髓”最为有名。胡氏善取桐油浇烟，称“桐华烟”，用以制墨，质地坚薄，不求外表装饰，大者不过数寸，小者有如铜钱，磨于砚中，光泽可鉴。画工极为珍爱，用以点腈，有“艟子如点漆”之誉。其技艺世代家传，子孙多为墨工，成为制墨世家。可见，潭州城不仅形成制墨一条巷，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名牌，制墨业兴盛，在全国颇具影响。南宋宰相张浚曾写有《墨铭》，盛赞长沙之墨，称墨为“潇湘之宝”。既有名墨，必有名砚。潭州谷山砚以得墨快，发墨有光见称；宁乡龙牙石砚，色稍紫润，亦易发墨；浏阳文家市砂石砚也小有名气。

三、湖湘理学对商业伦理道德的形成施加了有利的影响。著名理学家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械、陈傅良以及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都先后来潭州讲学或任职，传学布道，促成了理学在湖南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湖湘理学”，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特别是朱熹、张税在长沙会讲，在岳麓、城南大张讲坛，教授学生，促进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使理学传播中心由衡山转移到长沙。“湖湘理学”的兴起，对长沙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理学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讲“诚意正心”，“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认为诚意正心是万事之本，诚就是实，意为心之所发，诚意正心的目的在于“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只有这样，才能摒弃人间贪焚的欲望，明是非，别善恶，昭明天理，最终成就事业。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逐渐为长沙商人所接受，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诚信无欺、讲求信誉成了当时长沙商业界所共享的信条，并影响到后世，成为明清长沙行会组织制定行规行约的伦理基础。沅陵县双桥出土的长沙元代印刷广告声称其产品质量可靠，可当场试验，并把“红字高牌”作为店铺信誉、商品质量的象征，体现了长沙商人诚信无欺、以义求利的经营作风。

湖湘理学还特别讲求经世致用，重视实践，反对空谈，这是它有别于正统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胡宏就主张“实事自律”，重视生产实践，告诫学生不可自视清高，要践履务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宏把人欲和天理视为一体，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这与程朱理学视人欲为罪恶渊薮，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务实思想对湖湘学派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即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精神，推动着长沙商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原载《长沙市委党校学报》1996年第2期，系与黄启昌合作) （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