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湖湘学风的特征

湖湘学风在几千年的嬗变演进中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含有先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又有时代精神的积淀，还有湖湘学子自己的创造。这就是造就“睢楚有材，于斯为盛”局面的湖湘学风。它有以下4个明显特征：

一、经世致用

楚先民早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发展阶段，就孕育了强烈的事业进取精神。屈原流放沅湘，始终念着富国强民。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启承转合，千载而下，湖湘士子发扬光大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炼出了湖湘学风的基本内核——经世致用。

宋明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无不出于现实的需要。

湖湘学派产生之际，南宋正处于内忧外患之秋，湖湘人士除蒙受了一种家破国亡的屈辱感外，还多了一层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因而认识到倡行经世致用，既是为了“经邦济世”，也是为了挽救理学自身。

湖湘学子的经世济民活动是多方面的。

在抗金活动中，湖湘学子坚决反对“和战之念杂于胸中”，主张抗金复仇。张栻高足吴猎，淳熙进士，后来成为“开禧北伐”的主要将领。战争开始后，吴猎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直接指挥战斗，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理政方面，湖湘士子也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比也”。其中有敢于直言规谏的朝臣彭龟年；有善理政事财务、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通务之学”陈琦；有热心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的良吏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在他的弟子中得到了实现。

明末清初，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本以反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后，才归隐山林，发愤著述，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他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从而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和虚诞，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人从此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

曾国藩承“桐城派”遗绪，自开“湘乡派”士风，形成庞大的“书生领兵”集团。从这一集团分离出来的郭嵩焘和曾纪泽，走出国门，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成为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然后有谭嗣同、唐才常等充当激进维新派的弄潮儿，湖南挺而成为全国新政“最开风气的省份”。再后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形成，在推翻清王朝的伟大斗争中，为湖南摘下首功。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问献王传》，但之后千多年问却不见经传。1885年，湖南巡抚卞宝弟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提出“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1914年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4字书刻成大匾，悬挂在岳麓书院。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改造，“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二、伦理践履

“伦理践履”即倡导自身道德修养的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是为前提。曾国藩家书云：“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许多湖湘学子都像曾国藩那样清修内省，严于自守，以“从人间问四方事”来培养自身的人品。这种以廉正为荣，以清贫为高，出污泥而不染的自恃心态，是造就湖湘人才的内在动力。

溯源而上，此学风的源头仍是宋明理学。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兴学岳麓，颁布了有名的《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在教学宗旨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反复要求“讲明义理”，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尤其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复礼、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精髓。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教育自宋代发轫一直倡导“求仁履实”。首先表现为重视人才的品德、操行、性格、情感、意志等素质的磨砺和塑造。湖湘学派第二代大师胡宏便把“有体”作为培养人才的标准。谨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谓之“有体”。其时的言传身教当然不可能逾越儒家理想人格的范畴。“五四”后，新式学校仍然突出“德”、“行”教育，但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其次表现为推崇“治事”能力和才干的培养，湖湘学派第三代大师张械便强调教育应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归纳并提出了“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教育方针，完整地表述了上述两重含义。

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才24岁，血气方刚，情感横溢，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这10条学约虽已明显含有学为维新图强服务的思想，但其要领仍是“伦理践履”，充斥着儒家的修身治学精神。他认为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首先要养心、治身。

三、文化乡恋

“惟楚有材”这一令楚人引以为荣的豪言壮语，本身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并激励着楚人愤发济世的雄才大略。长久以来，楚人一直把祝融当作自己的远祖，而祝融是火神，是楚人心目中的一团圣火。湖湘学人由此生发出对哺育过他们的乡邦文化的桑梓之情，并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浓烈。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湖湘文化的自信，而且把传授乡邦文化、整理显扬乡邦文献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湖湘学人素有“义主褒美乡贤”的传统，对乡邦文化有一种弥足珍贵的情感。明代长沙府人士周圣楷，曾遍游楚地名胜遗迹，搜罗楚地古今传人轶事，撰就45卷《楚宝》；清康熙年间，长沙廖元度收录明代以前全楚诗，集成《楚风补》64卷，后又收清前期楚诗，名《楚风纪》；道光年间，新化举人邓显鹤以搜讨乡邦掌故为己任，辑成《沅湘耆旧集》200卷，汇集明初至清道光1699名湘籍人士的诗作15681首；到清同治间，又有长沙府人罗汝怀编辑《湖南文征》，广聚元代以后湖南名人之文4000余篇，涉及作者800人，蔚为大观；光绪年间又有善化陈运溶撰《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和《麓山精舍丛书》，把长沙历代的名人轶事、诗词艺文和佚散方志收罗殆尽。这些著作都体现了湖湘学人对衡云湘水之间的乡恋。而这种文化情结更重要的是在于珍视前代乡贤的精神遗产，以图继承并光大之。

在一些特定的年代，湖湘学人的乡恋情结又往往升华为高尚伟大的民族情操。

南宋末期岳麓精舍的高材生尹谷，早年以诗赋知名，曾任常德推官。晚年居家授徒。元军围攻长沙时，潭州知州李芾发誓死守，聘尹谷为参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长沙城陷落。尹谷对妻子说：“我以一介书生受国家恩典，决不能忍辱偷生。”遂领全家从容举火自焚。数百学生哭往，城破时多效法舍生取义。

明代最后一任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一生以讲学授徒为业，殷勤讲贯朱张之学，力纠王守仁之学对湖湘学派的干扰，并为褒扬前贤，编撰成《岳麓书院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他悲愤不已，留下“从先帝于地下矣”的遗言，“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表现了“衡湘贤哲”高洁清白。

吴道行的学生、明清之际的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王夫之，自少深受湖湘文化和岳麓学风的影响，一生的学术研究未曾离开湖湘本土。在他的治学生涯中往往表现出对湖湘学派的尊崇。他十分推崇胡安国治《春秋》之说，并借古喻今，大讲“攘夷尊周”以雪“靖康之耻”。湖湘学派的知行观是船山学说的理论渊薮，而王夫之把心性之学和经济之学结合起来也源于湖湘理学大师张栻的“留心经济之学”。

到近代，船山学说竟又成为湖湘士子有充分理由眷恋乡邦的大资本，以致影响了整整几代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对王夫之和陶澍的崇拜与继承；谭嗣同对王夫之、魏源的礼赞与弘扬；杨昌济及其学生毛泽东对王夫之、曾国藩的推崇与扬弃，以及对谭嗣同《仁学》的钦佩和研讨等等，都是湖湘学人对前辈乡贤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光大。

对学术文化的乡恋，到清代中期已明显融合到授徒讲学之中。乾嘉年间岳麓书院主教袁名曜就直截了当把承继发挥乡贤思想文化作为教育的目的。他创建“濂溪祠”于书院，提出的理由乃是“书院为湖南学者萃聚之地，濂溪周子(周敦颐)为湖南人”，以期“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勃然兴起者”。

“五四”以后，湖湘学人并没有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抛弃乡邦文化，而是用科学与民主的新精神来诠释和改造乡邦文化，使之不断发扬光大，这是湖湘文化能得以绵延至今的奥秘所在。

四、教学图新

湘人办学历来反对食古不化和填鸭式的教学法，而主张因材施教、不拘一格、自由发展。从张拭制订教学法一直到近代的教学改革，都体现了教学图新的特色。

张栻的教学“五法”很值得一提。一曰“循序渐进”，每当学生性情急躁时，总是“戒以勿急于求成”。二曰“博约相须”，主张博、约二者不可偏废。三曰“学思并进”，在《论语解》中指出“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四曰 “知行互发”，告诫学生“知有精粗，必由粗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五曰“慎思审择”，反对读书盲从，强调独立思考，即使是“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这对湖湘务实学风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也为后世的办学树立了楷模。

教学方法颇为新异的当为清乾隆年问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罗典。罗典63岁跨人岳麓，直到90岁寿终正寝，掌教岳麓27年。罗典精于汉学，著有《凝园五经说》、《凝园诗钞》等书。他将治学与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每有成果，必传授给学生；授徒讲究启发和诱导，从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罗典十分重视书院的环境建设和美化，精心策划了“岳麓八景”。他认为让生徒到大自然去接受美的陶冶，是造士育才的良法。他说，所谓种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自生也；种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薇、山踯躅，取其发荣而照烂靡也。这种随事点评的教学法，意在寓教于山水、花木的情趣之中，使生徒顺其天趣，才智自由发展，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力。在他主教岳麓期间，书院人才辈出，“登甲弟，内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陶澍、贺长龄、欧阳厚均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罗典的学生欧阳厚均任岳麓山长时，又继承发扬了罗典的教学传统。他刊立“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石碑，以敦品励行，劝谕诸生，倡导学生各依天质情性自由发展。即使是作文，也鼓励“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格，总之惟其是尔”。在八股盛行的年代，能出此言，令人赞叹不已。

“五四”以后，长沙教育界思想极为活跃，改革之潮一浪高过一浪。

小学以陈润霖创办的楚怡学校最为注目。楚怡把教改的总原则定为从训练主义教育演进为自然主义教育。刻意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设计能力。后人把楚怡的教学改革归纳为：教育从智能堆集到养成求学能力与习惯，达到“以行求知”；教材从支离破碎到中心联络，再到大单元组织，以设计教学为归宿；教学从学级活动到分团活动，再到个别活动，以“道尔顿制”为归宿；教学方法从严格管理渐取解放，再到纯任自由活动，以“蒙台梭利教育法”为归宿。这些道道，至今听起来仍不觉陈旧。

中等学校的改革首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1923年，易培基任校长。他顺应历史潮流，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聘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员，如舒新城、周谷城、匡互生、李达、李维汉、田汉、熊瑾玎等，还延聘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兼师范部国文教员。随之，他大胆改革国文课，废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废除注入式教学，改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增开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一系列新课程，向学生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一师的改革，对整个湖南教育界的革新是一次很大的推动。师范教育的发展，满足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需求，加速了全省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