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及其成因

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而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杨度、谭延问、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解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黄鉞、瞿鸿机、谭延闿、刘人熙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了9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魏光焘、李兴锐。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搞得轰轰烈烈。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四分之一，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捐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刘昆涛、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但以前许多论述湖南人才群体的文章，好像都在有意回避这一事实的存在。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到民国时期，长沙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四分之一强。在国共两党长达20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刘斐、郑洞国、李默庵、宋希濂、黄杰等。在共产党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泽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陶铸，以及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都出自湖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大将6人、上将19人，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这一人才集中的情况实不为过。

湖南在文化、教育、艺术方面的名人数量虽不及江浙一带，但为数也不少。特别是近代湖南知识界倡行教育救国以来，这类人才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三大人才群体：

一是社会科学家群体，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居多，如哲学家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历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以及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国际法学家周鲠生等。

二是教育家群体，这是湖南人民最引以为荣的一个人才群体，他们创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国知名学校，向海内外各条战线输送了无以数计的优秀人才。明德中学创始人胡元倓、周南女中创始人朱剑凡、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无一不为三湘父老和湖湘学子所敬仰。

三是文学艺术家群体，谓之“文艺湘军”。如作家沈从文、萧三、丁玲、谢冰莹、周立波，美术家齐白石、黄永玉、杨应修、李立、陈白一，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音乐家黎锦晖、贺绿汀、吕骥，电影明星黎明晖、王人美、胡萍、白杨等，名气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可谓家喻户晓。

20世纪进入下半期，三湘大地又崛起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这就是湖南院士群体。早在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81人，湖南就有6人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1000多人，其中湖南院士达百余名。湖南院士包括湘籍院士和长期在长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据初步调查，湖南院士共有104名，其中湘籍院士82名，目前在长沙工作的院士22名。不少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在国际科技某一领域创下了许多第一，或成为某学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4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长沙就占去2人，一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依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一位是中国胃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张孝骞。还有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转振幅的理论的物理学家周光召，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农学家袁隆平，有“地洼学说之父”美誉的地质学家陈国达等。像这样享有国际盛誉，在某一领域有开拓性创新的两院院士，长沙不下数十人。

为什么湖南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现大批名人?

首先，心忧天下、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是造就湖南近代人才辈出的主要动因。近代湖南名人，大多继承嘉道湘籍经世派之传统，崇尚南宋理学中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鳃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明末清初，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正如王闿运评曰，湖南“嘉道以后，人彦辈出，始洗蛮风。”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薰陶之下，三湘大地人才层出不穷。尽管不同人才群体的政治主张可能迥异，而注重经世致用则是他们的共同之点。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湖南学子热衷于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有不少人成为社会之干才，国家之栋梁，并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湖湘人士的经世愿望为何如此强烈，与湖南人的性格有关。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史记》称其“骠悍”，《隋书》谓之“劲悍决烈”，陈宝箴日“好胜尚气”，长沙人章士钊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到近代，湖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尤为突出。湘军以书生领军，却敢于“拔硬寨”、“打死仗”；维新时期，谭嗣同高呼“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蹈海以誓后人，黄兴断指犹战，宋教仁献身宪政，禹之谟绝笔遗书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蔡锷倡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一切都表明湖南人确实具有一种卓厉敢死、刚劲笃实的特殊性格。直到当代，这种性格仍未改变。1959年，面对势不可挡的冒进之风，只有湖南人敢于硬碰，“彭、黄、张、周”4人中就有三个半湖南人(张闻天是长沙的女婿，算半个长沙人)。历史证明，大凡湖南人只有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不能不说是湖南名人辈出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其次，教育之盛是造成湖湘桃李遍天下的重要基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到了清中期后，在罗典、欧阳厚均等著名山长的主持下，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毓麟、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湖南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将长沙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梁启超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知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在这一声浪的推进下，湖南创办学校形成了热潮；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激励下，许多人终生以教育为业，至死不渝。

第三，20世纪的留学潮为湖南造就了大批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10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日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初，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学生12人赴日留学，其中长沙学子占10人。1903年后实行官费、私费并举，留日学生人数再度增加。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1％强。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湖南官费留学生达211人，湖南近代名人中就有不少留日学生。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林圭、秦力山、周震鳞、焦达峰、蔡锷、章士钊、胡元倓、朱剑凡、何炳麟、孔昭绶、易培基、杨昌济、徐特立、欧阳予倩、田汉、杨树达等等。

1919—1920年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又是湖南居全国之冠。1919年3月17日，首批大规模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启程。这批学生总数为89人，湖南学生占了43人，接近一半。“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截至1920年底，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有346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仅长郡中学，就有28人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中有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萧三、蔡畅等10多人先后赴法。

随后，从20年代直至50年代，在科技救国口号的感召下，又有大批湖南学子赴欧美、日本和前苏联攻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湖南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周鲠生、金岳霖、杨东莼、刘佛年等都曾留学欧美或日本。科技界名人中的留学生更为普遍，至1997年止，湖南两院院士92人中有46位留学生，占50％。

第四，家族、血缘关系乃至桑梓之情既为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了氛围，又为人才群体的形成编织了纽带。近代湖南各个人才群体内部的密切关系常以家族、血缘为其纽带，出现众多名人家族。兄弟、父子、叔侄、岳婿、夫妻等都是名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刘揆一、刘道一，唐生智、唐生明，鲁涤平、鲁荡平兄弟；曾国藩、曾纪泽，谭继洵、谭嗣同，周凤九、周光召父子；欧阳中鹊，欧阳予倩，沈荩、沈其震祖孙等等，不一而足。还出现了不少的名人家庭，如湘潭黎氏八兄弟个个才华出众，尤以黎锦熙、黎锦晖名气更大；浏阳黎氏三兄弟黎鳌、黎磊石、黎介寿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郡中学著名的“三李”李薰、李芯、李芬，后来分别成为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电子学和铁道桥梁专家。名门望族之间的联姻也十分普遍，如胡林翼为陶澍的女婿，左宗棠与陶澍、柳午亭与李肖聃系儿女亲家；刘权之、曾国荃两家，丁鹏翥、曹典球两家，沈荩、周凤九两家也有联姻关系，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岳父，熊瑾钉为廖沫沙的岳父，何键系李觉、汤飞凡的岳父等等，不胜枚举。夫妻双双均为名人，在革命队伍中尤为显目，如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柳直苟、李淑一，甘泗淇、李贞，等等。群体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以家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群体之一。在这个群体中，名人的形象、目标和规范往往会成为其亲属、后人行动的指南，成为他们努力达到的标准。中国是一个重家训和家教的国度，在名人家族中易形成奋发成才的良好氛围。

这其中很自然地包含着光耀遗泽的思绪。推而广之，是一种文化乡恋、桑梓之情。“惟楚有材”这一令楚人自傲的豪言壮语，本身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并激励着湖湘学人愤发济世的雄才大略。湖湘学人的这种桑梓之情，较其他地区更为浓烈。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湖湘文化的自信，而且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素有褒美多贤的传统，对乡邦文化有一种视为珍宝的情感。湖湘学人对乡邦文化的自护与酷爱，正是湖湘文化绵延不断的奥秘所在，也是三湘大地具有凝聚人才，形成人才群体的根由之一。

(原载《人事与人才》2000年第1、2期合刊)（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