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溯源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清嘉庆时岳麓书院山长袁岘罔为书院门扉所写的一副楹联。8个笔力遒劲、锋芒毕露的大字，至今悬挂在岳麓书院山门两侧。

这是长沙人以楚人自居、以楚人自豪的见证，也是向所有来此地游访的中外人士昭示长沙悠久的湘楚文化和教育文明的第一标志物。无独有偶，湖北武昌贡院街(今楚材街)旧时一座牌楼上也书有“惟楚有材”4个筐盆大字。在楚人看来，楚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惟楚有材’’理所当然。许多外地学者对此说也颇有同感。王安石《送吴仲复庶守潭州》诗中就有“自古楚有才，酃渌多美酒”之句。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著名的天津《国闻报》曾这样评价当时长沙“风气日开”的景象：“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或暂借书院屋舍，或另赁街市民房，人尽愤发，士皆淬厉，为楚有材，于斯为盛。”

“楚材晋用”这一成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楚晋争霸，楚国人才很多，往往到晋国得到重用。有次楚国令尹子木问一位属员：“晋大夫与楚孰贤?”属员答日：“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于斯为盛”典出《论语·泰伯篇》：“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意为上古大舜得到贤人佐助，才使天下大治。

至于何时“虽楚有材”变成了“惟楚有材”，已无从可考。但以“两湖”(湖南、湖北)为中心地域的楚地多有怀瑾握瑜之才，确为历史事实。张从逸先生在《屈原与楚辞》一书中，王建辉先生在《荆楚文化》一书中，都得出了“战国诸子百家中以楚人最多”的结论。如道家的老子、庄子、鹛冠子、老莱子、文子，兵家的孙子、范蠡、大夫种，法家的尸子、陈良，名家的公孙龙子，农家的许行，纵横家鬼谷子，阴阳家南公，天文家唐昧等都是楚人。儒家大师苟卿也长期居住在楚国。一些辞赋大家则更是楚地的“特产”。而作为南楚重镇的长沙素有“屈贾之乡”之称，屈原放逐沅湘，作《离骚》、《九歌》、《渔父》、《怀沙》；贾谊谪居长沙，作《吊屈原赋》、《鹏鸟赋》。把长沙地区说成是楚辞、汉赋的孕育之地，实不为过。

后来“惟楚有材”的含义超越了古楚的范围，延展到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楚地人才群，尤其是两湖人才群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地理的血缘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惟楚有材”的“惟”字虽可作语助词解，但两湖地区的确比一些地区出的人才要多。湖北的情况且不说，只要数一数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历代人才辈出的盛况。就会对“于斯为盛”深信不疑。

楚汉以后，长沙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涌现了各方面的人才。三国名相蒋琬，东晋史家邓粲；唐“翰墨之冠”欧阳询，“狂草醉僧”怀素，诗僧齐己；宋代“獐猿画家”易元吉，理学大师胡宏、张栻(胡张长期迁居长沙，应算是长沙人了)，经学名士易祓，词人王以宁；元代文豪冯子振，“一代宗师”欧阳玄；明代诗人李东阳，楚史大家周圣楷，“楚陶三绝”陶汝鼐；清代经学“四王”王夫之、王文清、王先谦、王闯运……，不胜枚举，正如今日学者罗福惠先生所云：“从三国到清末一千余年间，著家不下五千，著作近十万种，这昔年的‘屈子贾谊伤心之地’成了人文荟萃之区。”

隋唐初开科举，湘楚人士便已榜上题名。科举考试虽有流弊，但所录取的进士毕竟反映和代表着古代的文化水平，也是朝廷搜罗人才的主要渠道。许多政治家、文学家都出身进士。一个地区录取进士的多少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

湖南自唐代长沙刘蜕“破天荒进士”之后，以举试而踏入仕途或成就事业者就一发不可收拾。南宋宁乡人易祓以殿试头名状元，历官礼部尚书、翰林院直学士，为孝宗、宁宗、理宗三朝重臣。清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所列历代进士出身的县以上官吏或学术上有成就者179人，其中长沙府52人，占29％。

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明代通过科举登进士的湘楚人士大增。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丁显榜始，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杨廷鉴榜止，82场会试，湖南进士题名的举子共541人。其中官至尚书、大学士的长沙府人士有夏原吉、李东阳、张治等。

元代科举考试20余次，经科举至仕者1200余人，湖南地区86人，占十三分之一，可算前列。官位最高者为浏阳欧阳玄，官至湖广行省右丞，进阶光禄大夫。

到清代，湖南科举人才更盛。清初湖南士子均赴武昌参加乡试。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两湖分闱，在长沙设试院。雍正二年湖南第一次单独举行乡试。自顺治九年(公元1651年)开科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共75榜，湖南进士441人，中举者则达数千人。其中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有陈鹏年、彭维新、杨超曾、陈大受、罗源汉、刘权之、何凌汉、陶澍、贺长龄、罗饶典、李星沅、劳崇光、胡林翼、曾国藩等14人；历官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的有10人；任六部郎、侍郎、主事、员外郎的共有41人。其中不少人政声卓著，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一年，光岳麓书院就贡举49人，占湖南全省贡举数的33．7％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湖南省30多位士子去京师会试，长沙府竟中了10位进士，且状元、会元、解元均为长沙学子独占。曾国藩为此题写了“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的贺辞。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郑敦谨、谭继询、谭钟麟、刘挚、张百熙、沈秉坤、黎培敬、杨昌濬、黄鉞、瞿鸿机、谭延闿、刘人熙等等。若放眼湖南就数不胜数了。仅就一支湘军而言，就出现一大批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谋、副将、州府道员的竟然多得一时难以统计。

以《辞海》为据，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63人，远远把第二位的广东(44人)抛在后面，第三为四川，40人。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初，湖南抚巡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赴日留学，由各书院山长推荐，经抚院考核，选出“年未满三十，而志虑志纯、识量通达者”12人赴曰留学，其中长沙学子占去10人。这批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都成为极有影响的人物，其中胡元倓、陈润霖等成为湖南教育界赫赫有名的人物。1903年后实行官费、私费并举，留日学生人数再度增加。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1％强。1905年湖南还派出女学生20余人。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湖南官费留学生达211人。请末最后10年湖南近代化历程发展较快，与教育的发展和留学生的增加有很大关系。

1919一1920年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又是湖南居全国之冠。这一时期全国留法学生1600余人，其中湖南有300余人，约占19％，长沙一师毕业的蔡和森是其杰出代表；女生30人中湖南占11人，长沙周南女中毕业的向警予是其杰出代表。

湘楚人才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主动积极的作用。

“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左宗棠收复新疆，其情其景，深为后人仰慕。旋而曾纪泽充当与沙俄谈判的代表。他力挽狂澜，几经折冲，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和特克斯地区，大长国人志气。

1905年同盟会成立，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一省。其中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成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四分之一强。李默庵、陈明仁、宋希濂等后来成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陈赓、许光达等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湖南涌现了一批党政军领袖人物，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李维汉、李富春、贺龙、罗荣桓、陶铸、胡耀邦等就是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在十大元帅、十员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有6人，上将有19人。

杨度曾作《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将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所写《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用一连串排比句来证明杨度之词并非大话。他写道：“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两千的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原载《人事与人才》1997年第8期)（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