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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沧桑历史

2009-7-29 19:5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25|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来自: 名城长沙网

纵观整部中国教育史,书院的成就与影响力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而长沙岳麓书院自北宋正式成立以来,即分别在多位理学家、教育家的襄助下,几度盛极一时、名满天下,作育无数英才。其间所经历的多次衰落与复兴,其实也正代表了官学与私人讲学的互为消长,更是研究传统教育史不可忽略的问题。

坐落在长沙湘水之滨、南岳之麓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学一脉相承,故有“千年学府”之称。它比意大利最早的波隆那大学要早近100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更要早近200年。因此可以说,在世界,自建立之日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长沙岳麓书院是创建最早的一座。

岳麓书院的渊源可追溯到五代末。那时,茂林修竹、葱笼滴翠的岳麓山林已是士子的习业之所。智珞等两位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璿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潇湘洙泗

北宋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这时已不是仅仅能让“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的简陋学舍,而成了拥有讲堂5闻、斋舍52问的规模恢宏的书院。不久朱洞去职离开潭州,书院因一时得不到支持而一度出现“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冷落局面。但到咸平二年(公元999)李允则知潭州时又恢复了生机。李允则本是儒臣,知潭州后,对兴教办学身体力行。岳麓书院在李氏主持下,很快获得了恢复和扩建,并形成了以讲学、藏书和供祀3个部分组成的书院规制。书院正式定额为60余人,其他从学者还不在此数,声名渐次传播三湘衡岳之间。朝廷因岳麓书院办学有成绩,故采纳李允则的奏请,拨赐御书给书院,所赐之书有《释文》、《史记》、《唐韵》、《玉篇》等各种经书史籍。北宋王禹(亻++冉)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也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五年,潭州湘阴人周式上任山长。周式“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岳麓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办学规模大为扩展,学额由原来的60余人提高到“数百人”。周式还请知州刘师道扩建斋舍,当时有谭绮作记,可惜原记不存,具体扩建情况难详。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宋真宗感其学行义著,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在朝廷效命。但周式坚请不就,乞求归山掌教。真宗为之动容,乃赠对衣鞍马、内府书籍,以表彰他的拳拳执教之心。

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吕祖谦、吴澄之说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王应麟之说是: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范成大之说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马端临之说是:岳麓、睢阳、白鹿洞、石鼓。虽然众说纷纭,但唯有岳麓为诸家所共推。

北宋朝廷为了振兴衰落中的官学,拓宽科举取士的途径,曾展开了4次兴学运动。在官学运动的冲击之下,各地书院遭到了摧折,有的被废弃,有的则改成了官学。同样,岳麓书院也难逃厄运。绍圣四年(公元1097)朝廷下令废弃岳麓书院,要将书院改为鼓铸场。在岳麓书院面临着生存威胁的关键时刻,湘阴尉朱辂冒着杀头危险,以“乡校不可毁”为由抗旨不行。朱辂虽官微言轻,但由于岳麓书院名声之大,朝廷只好作罢,岳麓书院也就幸免于难。岳麓在官学运动中不仅没有沉寂下去,反而纳入了“潭州三学”的“三舍法”教育改革体制,成为荆湖南路的最高学府。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兵革灰尽,什一仅存”,几成荒榛之地。乾道元年(公元1165)岳麓书院得以重建,担起重建岳麓重任的是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刘珙亦一儒生,平生以尊儒重道为己任,知潭州后对发展文教十分重视,“葺学校,访雅行,思以振之”。他授命郡教授郭颖主持重建岳麓之事,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书院不仅恢复了昔日景观,而且又有扩建,屋舍增至50间,并“肖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堂之北”。特别是他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

朱张会讲

张栻主教岳麓,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以致“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为岳麓历史上所未有。南宋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闻张栻得衡山五峰(胡宏)学,专程造访岳麓,举行了驰名天下的“朱张会讲”,推动了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岳麓书院的影响也更深更广。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继张栻主教、朱张会讲后,又有胡宏的另一高足彪居正于乾道五年主教岳麓,继有事功学派陈傅良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来岳麓讲学,使岳麓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活跃的学术气氛。在陈傅良讲学岳麓的同时,湖南安抚使潘畴再次修葺书院,“广二斋,益额十人”。州教授顾杞亲任山长,并聘张栻高足吴腊为堂长。绍熙五年(公元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第二次来到潭州,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以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专程前往岳麓书院主祭朱洞、周式、刘珙。淳裙六年(公元1146)理宗再赐“岳麓书院”额,恢复“潭州三学”。宝裙元年(公元1253)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又聘吉州理学名家欧阳守道为副山长,升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大力弘扬理学。张栻季子张庶、侄张忠恕也先后讲学书院。岳麓传播经邦济世之学、倡行伦理践履的学风一直坚持到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书院被毁的最后一刻。

吴澄作记

南宋盛极一时的岳麓书院在元军围攻长沙时付之一炬,一代名院遂废为榛荆之地。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发展,将书院山长列为朝廷正式命官,制订了一套考选升迁办法,吸引士人投身书院教育。其时,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湖湘学子重又云集于此,仅废十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

书院经刘必大重建之后,延裙元年(公元1314)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这次修茸,工程浩大,“门廊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圬,上瓦下甓,更彻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日尊经,阁之后亭日极高明”。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有祠殿,游息有亭轩,其规制之整齐,规模之宏大,不逊于宋代。

这次岳麓书院的修复,得到了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吴澄的关注。吴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他一生从事教育达60余载,弟子出其名下者数以千计。学术上他深研宋代理学诸派之说,折衷于朱熹与陆九渊两家之学。吴澄与长沙郡别驾刘安仁交情甚厚,因而对岳麓的重修尤显热情,亲撰《重建岳麓书院记》和《百泉轩记》以志其事。《百泉轩记》云:“书院之有泉不一,如雪如汞,如练如鹤,自西而来,趋而北,折而东,还绕而南,渚为清池,四池澄澄无发滓,万古涓涓无须臾。息屋其间,名日泉轩,又为书院绝佳之境。”“二先生(张槭、朱熹)酷爱是泉也,盍非士于玩物适性而已。”指出百泉轩的建设,不在满足“凡儒俗士”、“玩物性情”的欲求,而意在陶冶心性。

《重建岳麓书院记》在回顾岳麓书院历史和记述本次修复过程之后,着重总结了岳麓办学的优良传统,并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吴澄对当时书院的官学化、沉迷科举之风颇有微词,因而记曰:“张子之记,常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萁要曰仁。”对张栻提出的“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方针极为推崇。在教学程序上,吴澄在记中提出不以“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为目的,要求“审问于人,慎思乎己,明辩而笃行之”,这也是极有见地的。记日:“地以人而重也”,说的虽是朱熹讲学使岳麓名声大振,但也道出了吴澄作记使岳麓名声得以恢复的事实。正由于元代岳麓书院坚持了吴澄提出的为学程序,使它终究有别于一般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化书院,也因此而盛名不衰。

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至正十八年(公元1368)毁于战祸。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

阳明讲学

明中叶学校出现了衰落迹象,正统(14361449)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有识之士莫不向往书院之教。成化(14361449)问,恢复书院之势渐兴,成化十三年象山书院恢复,民间书院之兴再次形成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岳麓书院开始重建。这次修复完全是由民问集资促成的,捐资者周辛甫父子一慷慨好义,捐修岳麓书院讲堂及道林寺田八十七亩”。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澍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

明代岳麓书院的真正兴复是在弘治七年(公元1494)长沙府通判陈钢手中实现的。这次复建书院5间,并建崇道祠以祀晦庵、南轩二先生。弘治九年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和知府王蹈又在陈钢重建基础上“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至此,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观,重新开学的条件已经完备,荒芜百年的局面即告结束。

岳麓书院恢复不久就迎来了一件盛事,即正德二年(公元1507)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是年王守仁贬谪贵州龙场,途经湖南,先讲学于醴陵,后至长沙,应邀来岳麓书院,讲授“良知之学”。此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开启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不但没有排斥湖湘学,相反湖湘学仍被尊为岳麓的学统,王守仁在岳麓写下的“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当年靡童冠,旷代登崇阶”之诗可以为证。学道陈凤梧紧接王守仁讲学之后,召集郡邑优等生肄业岳麓,传授“湖南道学渊源”,并著《湖南道学渊源录》以弘扬湖湘传统学风。人称陈凤梧“督楚学,人文蔚起”。

正在王守仁来长沙讲学的那一年,岳麓书院又大兴土木。当时,岳麓书院与道林寺同处一山,常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守道吴世忠下令拆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而将“一应木石砖瓦,搬运赴院”,充作书院扩建之材。儒长佛消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定现象,从中也反映了书院的发展和影响在日益扩大。这次扩建,除复全宋代原有建筑规模外,还另建文庙于书院之左,前有泮桥、洗心亭等,形成现存布局。

次年,学道陈凤梧延聘陈论出任岳麓书院山长。陈论是长沙府属攸县人,在任山长之前正以诸生身份就学长沙,故陈论便成为岳麓山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位。陈论主教期间,勤省自身,以身作则,潜心传播理学,常以乡贤周敦颐及朱熹、张械等理学大师规勉诸生,使岳麓与那些专论八股、以举业为目标的学宫有所区别。陈论还在书院中辟射圃,设“习射”课程,聘请长沙卫指挥杨溥度为教习。学生习射,本是先秦时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内容之一。设射圃是明代学校“通制”。但书院增设习射的军事项目,在全国书院中是少有的,射圃的设置虽反映出书院官学化的特点,但也体现了岳麓书院在教学方面的积极尝试。

嘉靖以后,全国书院发展再兴高潮,岳麓书院也进一步发展。嘉靖六年(公元1527)长沙知府王秉良扩建书院,并捐置学田18亩。翌年孙存继任,完成王氏未竞之业。为改善办学条件,他个人又捐学田68亩,并请政府增拨公田1449亩,书院财力相当雄厚。此时的岳麓书院规制更为完备,建有“二堂”(讲堂)、“二馆”(四方从游之士寓所)、“四斋”、“六舍”(生徒宿舍)以及“尊经阁”(藏书楼)、“崇道祠”(祭祀朱张之祠),已形成讲学、藏书、祭祀的完整系统。另又辟“六君子堂”,供祀宋潭州知州朱洞、李允则、安抚使刘珙、山长周式、明代长沙府通判陈钢、同知杨茂文等6人。世宗曾颁御制“敬一箴”及“程氏四箴”,岳麓之盛,“振美一时”。

明世宗毁院

元明时期,岳麓书院的第三次衰兴是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开始的连续几次禁毁书院事件及岳麓书院抵制禁毁的曲折过程。同年御史游居敬上疏斥责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器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于是世宗一反支持书院的常态,下令“毁其书院”。次年,吏部尚书许赞再次上疏,指斥“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请求撤毁,“诏从其言”。诏毁书院的目的很清楚,一是反对湛若水等人在东南地区聚徒讲学,以防其成帮结势;二是为了挽救官学的衰败局面。皇帝毁院之令一下,岳麓书院内人心惶惶,讲学几乎停止。就在此时,王门弟子、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季本出任长沙知府。毁院禁令下达的第二年季本就开始犬规模修整书院,自己捐赠学田102亩,同知林华也捐学田50亩。在知府、同知身体力行的感召之下,杨秉贤、徐廷玉等20位“义民”分别担任起“修葺自大成殿至号舍”的各处工程,并修复上山的道路。湘城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集资兴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岳麓书院共有学田2223亩,其中私人捐助达333亩,占15%。

紧接着,明代后期又有万历七年(公元1579)宰相张居正禁止自由讲学、禁毁书院事件,以及天启五年(公元1625)宦官魏患贤打击东林党人、禁毁东林书院事件。与此遥相对应,岳麓书院却有王门再传弟子张元忭恢复讲学之风和山长吴道行再振岳麓,以及东林学派传人高世泰来岳麓讲学等事情的发生。经过4次毁院事件之后,岳麓书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了可与无锡东林书院相媲美的天下名院。岳麓书院在官学中兴和书院官学化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以致在清代又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

清代官学化

到清代,岳麓书院完全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康熙颁“学达性天”额,雍正赐帑千金,乾隆赐“道南正脉”额,使岳麓书院承蒙莫大荣耀。政府通过对书院建立的审批、财政的支持、山长的任命考察、生徒的录取考核等手段控制书院,从而全面掌握了书院的发展方向。

岳麓书院的山长由巡抚于在籍翰林中择聘经学根底深厚的人充任。学生入院须经考试,取录时分正课、附课、额外3等。正课、附课分别发给膏火(伙食补贴)银四两和二两;额外没有补贴。学政、知府、巡抚每月要到书院讲课一次,称为官课。山长讲课称为馆课,也是每月一次。所设课程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学、法学及乐律。晚清增设数学、天文、舆地等自然科学。

由于上自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重视,加之一代又一代山长,如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都是“望重乡国”的大家,使岳麓书院再度成为全国教育重镇。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唐才常、沈荩、刘揆一、陈天华等均曾先后就读于岳麓书院。诚如岳麓书院门联所云:“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第3期,后又为台湾《中国时报》所转载)(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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