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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包装史初探

2009-7-29 19:4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78|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来自: 名城长沙网

从原始容器到精湛的工艺包装

在长沙先民开始定居生活之时起,原始的包装容器就产生了。长沙地区发现最早的包装容器是1986年南托大塘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陶器,距今约7100年。大塘遗址出土的完整或比较完整的陶器约40件,主要有双耳彩陶罐、折腹小平底双耳陶罐、圆底陶等。从这些陶器的类型和装饰推断,大塘遗址相似于大溪文化早期遗址。这一时代,长沙先民已开始定居,从事畜牧和种植,人们的食物有了剩余。这些陶器就是贮藏食品的。大塘原始陶器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制作细致,造型粗犷。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一陶罐残片上的装饰,不仅有以戳印点线组成的各种图案,而且出现了彩绘,即在红色或白色的陶衣上用黑彩或红彩绘上几何图案和写实图案,画有两对对称的高冠长尾鸟,鸟嘴含一树枝,鸟前方高挂放射光芒的太阳,表现出长沙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到距今5000年的龙山文化早期,长沙地区的陶器制作相应达到了当时广东曲江石峡文化遗址的水平。较典型的是位于长沙县广福乡的腰塘遗址。该遗址1988年发掘,出土陶器有釜形陶鼎、粗颈卧式袋足陶鬻、细柄圈足陶豆等,绝大多数为灰褐色夹砂粗陶,饰绳纹。稍后的龙山文化晚期至商周时代的遗址,长沙还有10多处,出土陶器质地更为细密。

公元前1600年一前500年,中国进入青铜文化时期。长沙地区出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均居中国南方之首。据统计,近几十年来,长沙地区的商周青铜器达800多件,大多数为可盛装物品的礼器,如鼎、卣、尊,,等等。也有盛酒器、贮酒器,如觚、盏、霉、觯、觥等。这些青铜器造型庄重,纹样组织严密,雕刻层次分明,艺术价值甚高。宁乡县黄材炭河里遗址堪称长沙地区商代青铜文化代表,其出土的“四羊方尊”和“人面方鼎”曾轰动世界考古界。1938年出土的“四羊方尊”,通高583cm,口径524cm,造型独特,以4只立体山头构成,纹饰繁复细腻,漆黑光亮,巧妙精细,有强烈的立体感,采用分铸法铸造,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1959年出土的“人面方鼎”,通高385cm,口径298cm,四面皆以人面孑L为纹饰,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器内铸铭文“大禾”,显然是盛装谷物的容器。此外还有兽面纹提漂卣,内置玉珠和玉管1172颗,以及鹗卣,戈卣、饕餮纹瓿等,均属罕见的稀世珍宝。

春秋晚期以后,长沙属楚国,经济发展较快,青铜器用于包装者更为广泛。1952年长沙砚瓦池790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云纹铜尊,子母口,弧形盖,盖上有拉手,形似圆盒,全身饰云纹,尊底立三小蹄足。此尊曾名“奁”,实为盛装酒食的包装容器。1985年长沙长岭7号楚墓又出土一件战国错银铜盒,器内放置的粟米已碳化。盒为圆形,有拉环、底足、弧形盖,盖上立4个兽形小钮,通身饰错银的卷云纹。错银的方法是将银丝填于錾刻的纹饰内,器表光洁,银辉闪烁,实为高档工艺品。这些包装容器显然只有高贵人家才有享用,并不进入当时已形成的市场进行交换,所以还不能称其为商品包装。

战国时期至西汉时期,这种为少数人所享用的高级工艺包装在漆具方面表现得更有特色。湖南出土的战国漆器多集中在长沙。1971年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一次就出土60余件漆器。长沙战国漆器中有不少属于包装容器,如漆奁、漆盒等。漆盒一般为木胎,另有竹胎、皮胎、夹苎胎。髹漆用生漆,花纹以龙、凤、云纹、几何纹为主。髹饰包括打底、上漆、彩绘3步。彩绘是装饰漆器的主要手法,另有针刻、镶嵌、描金、贴金等。1941年长沙黄土岭楚墓出土的战国针刻奁是针刻和彩绘相结合的精品。20世纪50年代楚墓又出土了一件狩猎纹漆盒,描绘了当时的生产场景,生动逼真,反映了精湛的髹漆工艺水平。从容器残留物来看,这些漆奁、漆盒很可能是用来盛装梳妆用品和珠宝首饰的。奁、盒结构精巧、底盖吻合严密,体现了较好的包装性能。

髹漆包装容器到西汉,结构更为巧妙,出现了类似于今日的组合包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双层九子漆盒,通高202cm,腹径352cm,器壁为夹苎胎,底为木胎。下层底板上有深3cm.的凹槽9个,分别放置椭圆、圆、长方、马蹄形小盒9个,小盒内分别盛放梳妆用具和胭脂等化妆品,通体髹黑漆,锥画云纹,再填以红、绿、黄等油彩,纹饰飘逸隽秀,是汉代的珍贵的工艺包装。汉代漆具除奁盒外,还出现了大体积的钫、镱、鼎等,用途更为广泛,常为大户人家用来盛装食品和酒等物。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云纹漆鼎堪称一绝,出土时光可照人,令考古专家惊叹不已。漆鼎通高515cm,口径181cm,木胎,侈口,长颈,鼓腹,圈足。盖上有橙黄色的“S”形钮,通体黑亮,内髹红漆,外表用朱、灰绿两色漆绘卷云纹、风鸟纹及曲折纹、点纹、弦纹。外底正中朱书“石”字,表示容量。出土时器内残存酒或羹的沉渣,很明显是用来盛装酒和粮食的容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鼎共有7件,均系木胎三足鼎,盖与鼎身作子母扣合,弧形,上有三环形拉手,鼎手有附耳,器底朱书“二斗”,表面装饰与漆鼎一样精美绝伦,其中一件漆鼎出土时尚盛藕片,清晰可辨。

长沙地区商品包装的发源和发展

商品包装是随着市场的产生而产生的。商朝灭亡后,就有不少商朝后人移居长沙一带,还带来了经商的传统。位于宁乡县井冲乡的九牯洞遗址的陶罐、陶釜、陶鼎等,其纹饰、质地与中原出土的商代陶器毫无二致,据推断是商人南下宁乡的遗迹。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鬯中盛有224个长不足10cm的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未见使用痕迹。根据《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以及《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这种小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可见商周时代长沙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活动。

春秋晚期楚人进入长沙,长沙成为南楚的商品交易中心。这时楚晋之间商业往来频繁,杞、梓、皮革大量输往晋地,以致产生了“楚材晋用”的成语。同时,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带领一支陆路50乘车,水路150艘船的商队常往来于汉水和湘水之间,长沙是商队的必经之地。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促进了长沙地区的生产向商品生产过渡。1988年五一广场中山商业大厦建筑工地发现战国时期的陶器生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大规模的商品交换,特别的长途运输需要大量的商品包装,因而用陶器装米酒,用植物纤维搓成的绳来捆扎羊皮十分普遍,而粮食、丝麻以及楚人喜爱的琉璃珠、管等则主要靠筐、箪、篮、箱等竹制容器进行包装。至今能见到的长沙最早的竹包装容器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竹笥,即用竹丝编织而成的方型箱盒。出土时有百余只,有许骞还保持完整,里面装有食物、丝帛、中药、香料等日用品,这显然已经属于商品包装了。

到唐代,长沙的商品包装生产和交换进入鼎盛时期。大历年间大诗人杜甫流寓长沙时写下了“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凡”的诗句,生动记录了长沙市场繁荣,包装交易兴旺的景象。到唐代后期,铜官窑的瓷器生产把长沙的商品包装水平推向了巅峰。铜官窑瓷器种类繁多,其中属于包装容器的有钵、盂、洗、壶、瓶、罐、坛、盒等,其包装造型在唐代瓷窑中是罕见的。器皿的口、腹、系、流部位,富于变化,仅器腹就有长腹、圆腹、瓜棱形腹、扁圆形腹、椭圆形腹、葫芦形腹等,而每种造型又有高矮、肥瘦、深浅和弧度之别。瓷器外表装饰手法有印花、模印贴花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和釉下题诗题句等。尤其是釉卜彩绘和题句是长沙窑首创。长沙窑不记于史,自1956年发现后,轰动全国,以致不得不对“中国陶瓷史”进行修改。釉下彩绘色彩斑斓,线条流恸,形象生动感人,人物、山水、花草、鸟兽无所不包。人物画“竹林七贤”罐、“莲花太子”壶等,颇有吴道子遗风。长沙窑瓷器除常见的瓶、坛、罐等包装容器外,还出现了纯粹包装日用品的瓷盒,1978年望城县书堂山出土的一装梳妆用品的瓷盒盖,盖面微隆,用褐、绿两色绘一梅花鹿,鹿下方绘有荷叶,衬映成趣。这种彩绘瓷盒为唐代瓷窑中所仅见。

长沙窑被誉为“中国——世界陶瓷之路”的起点,长沙窑生产的瓷器曾远销朝鲜、日本、西亚、北非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土的瓷器中都发现有唐代长沙窑的产品。古代装卸、运输方式落后,这些极易破碎的瓷器是如何辗转万里,飘洋过海的,包装技法是个大问题。长沙窑瓷器的包装无史籍记载,至今也无重大的考古发现。但《陶说》一书记载了古代的瓷器包装方法:“瓷器出窑,分类拣送……粗器用茭草包扎,三四十件为一体”,“茭草直缚于内,竹篾横缠于外,水陆转运,便于运送。”想必长沙窑瓷器的运输包装亦即如此。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包装不仅起盛装、运输、储存商品的作用,而且起美化、推销商品的作用。《韩非子·外储说》记载的“买椟还珠”的故事,说的是楚人(也应包括长沙人)把珠宝卖给郑国人时,对于包装极为讲究,那个椟(包装盒)竟然“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故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至宋代以后,长沙人的这种包装意识更加浓厚。望城县西湖乡的宋代野鸡坡窑址出土的瓷罐、瓶、壶等容器上饰有双鱼、莲花、团菊及“嘉、庆、福、寿”等吉祥文字,具有明显的招徕作用。宋代潭州商品包装中,茶器算是一绝。当时乌山一带有铜炉46炉,麻潭鹅羊山有铜匠户数百家,以生产铜茶具闻名于世。据史载,这些茶器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面用大银盒包装,异常精美。故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一书称“长沙茶器,精妙甲天下”,连皇宫内的工匠都“所不能为”。宋代周辉所撰《清波杂志》也载:“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其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

自东汉湖南蔡伦改进造纸术,创造性地用树皮、麻头、破布、旧布网为原料造纸之后,造纸已形成手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从此,纸被广泛用于商品包装。今能见到的长沙最早的纸包装实物是1985年沅陵县双桥出土的元代潭州颜料店的包装纸。.明清以后。纸包装更为普遍,并出现了运用包装装潢促销的成功事例。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陈力新研制出一种祛寒化食的特效药。取名“曲”,以后借誉改名“神曲”,功效奇特,声名远扬。顿时长沙冒出数十种仿制冒牌“神曲”,构成诉讼。官司打到衙署,最后长沙知县判决并布告“理问街剃头铺对门为真正陈力新神曲店”,陈因势造势,遂将布告印在包装纸上,成为长沙城有名的包装广告。

湖南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长沙经济逐步从自然经济为主向以商品经济为主过渡,西方先进的商品经销方式和近代广告手段也随之传人长沙,长沙商品市场上的包装状况也有了质的变化,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商品包装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用量的激增。1896年长沙首家近代工厂“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正式开工生产,年产火柴1万箱,外箱和内盒均用木材做材料,全部发厂外承包,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其次表现在纸板盒、玻璃瓶、马口铁罐等近代包装材料制品逐渐取代纸包、草袋、陶罐等传统包装材料制品。包装印刷也由手工印制逐渐向机械印刷发展。再次是在包装装潢上受洋包装、洋商标的影响,逐渐注入了时代的气息,许多以前不用包装的商品也开始使用包装,如民初长沙市场上畅销一种“建条”烟丝,包装精美,印有彩色“仙花图”,商标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了册;每包250克,售银15元,打破了烟丝散装销售的传统。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卷烟业十分发达,牌号众多,商标命名多富现代色彩,如“七七”、“飞蝶”、“红桥”、“独立”、“雄龙”、“幸福”、“挺进”、“曼丽”、“岳麓”、“革命”等,烟盒都用胶版纸彩印,装潢设计水平大有改进。

(原载《湖南包装》1997年第2期,后又为《中国包装报》所转载) (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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