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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商贸史纲(一)

2009-7-29 19:3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69|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来自: 名城长沙网

长沙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是历史商贸名城。一部融合了湖湘文化的长沙商贸史正好是长沙的特色史。本文第一、第二部分从纵向勾画了从西周到民国长沙商贸发展和繁荣的历史,并分析了其原因;第三部分从横向描叙了长沙商贸各行业”商业与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从这篇史纲中可窥视商贸在长沙城市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长沙创建现代化城市目标模式的选择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

长沙处在湘江下游,洞庭湖滨,古代航运十分发达。湘江连结着洞庭湖及资、沅、澧等大小300条河流,纵横交错。早在西周时期,湘江一线就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商朝灭亡时,就有不少商族后人移居长沙一带,带来了经商的传统。长沙之名始于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1世纪),这时楚晋之间商业往来频繁。杞梓、皮革等大量输往晋地,以致产生了“楚村晋用”的成语。两国曾在函门订约,条款规定要利于运输,可见当时商贸已初具规模。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7-220年),长沙地区的冶铸、纺织、髹漆、琉璃等手工业都有重大发展,社会经济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从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世四上最早的钢剑、玻璃器、人物龙凤帛画、毛笔等物。当时判断一国实力时往往农工商并举。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晋师伐楚,随武子就认为楚国“商农工不败其业”,断定楚不可伐。这时楚国已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沙则成为楚南重镇。

汉初(公元前206年)“海内一,开关梁,弛山津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从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就可知汉初长沙商业的繁荣程度,其时的织帛、漆器、竹器等的制造水平均已超过中原地区。两汉统治者实行“农商并重”的政策,西汉吴芮、刘发等治理长沙国,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湘江流域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到东汉,长沙地方官吏奖励农桑,加之农业先进技术的普遍使用,农业发展很快,朝廷多次从长沙郡调运稻米赈济中原饥民。长沙成为当时全国五大商业区域之一的楚越商业区的贩运贸易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中原人口大量迁入长沙地区,加之陶侃等人驻节长沙,“勤于吏治,雄毅有权,明悟善断”,司马迁所说的“地广人稀”的状况有所转变,大批荒地被开垦,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质亦佳。魏文帝在写给朝臣的信中说:“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到南朝长沙地区所产稻米已“兼水陆之殊品”,有“味重新城,香逾劳水”之美名。由于米好,水好,长沙还出美酒。“酒之美者曰酃渌”。“酃禄”即长沙郡之醴陵。农业的发展促使长沙商业更趋发达,不少官吏也公开经商牟利。如西晋著有《晋阳秋》的文化人孙盛,在任长沙太守时,竟以家贫为口实,“颇营资货”;陈朝湘州(长沙)刺史华皎也“善营产业……,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密脯菜之属,莫不营办”。这一时期的官营商业也大为发展,如南齐利用常平仓名义大做生意,永明六年(公元488年)湘州官府曾大量收购农副产品,转销各地。

到唐代,长沙已成为我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靠江一带形成了多处集市,城内也货肆行铺林业,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长沙,就写下了“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诗句。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贞元九年(公元792年),朝廷多次发布诏令,敕令各地开放粮食市场,严令地方政府“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湖南观察使崔候取消“贸易不许出境”的旧法,更加促进了湖南商贸的发展,长沙、岳阳从此成为“湘岭要冲”、“百越、巴蜀、荆襄之会”。当时湖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每年均有大批税米运往京都,“潭(州)桂衡阳,必多积谷。……沦波挂席,西指长安”,致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誉。长沙一带盛产茶叶,唐宰相裴休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鼓励茶农和茶商,政府实行用茶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换马的办法,分为官府经营的官茶和民间经营的商茶。以茶易马的长途贩运推动了长沙的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并使长沙茶得以从“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随后,“淮南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更促进了长沙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至明代。唐代湖南苎麻产量居全国第二位,长沙是全省苎麻的主要集散地。茶叶、粮食、苎麻成为早期长沙市场的三大商品。

唐代湖南的矿冶、造船、纺织、制瓷、制茶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唐王朝在湖南置有桂阳监,主持铁矿开采、冶铸。开元以后,银矿开采在全国名列前茅。茶叶、瓷器是当时重要的外销商品。长沙窑始于中后,盛于晚唐,是我国唐代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其产品质地坚细,融书法、绘画、雕塑于一体,首创世界制瓷工艺釉下彩的先河,远销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北非及欧洲10多个国家,为传播中国文明,沟通中外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告文字直接烧在瓷器上也是长沙窑的首创,如在伊朗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上有阿拉伯文书写的“真主最伟大”字样,在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上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广告。瓷器的外运不仅顺湘江入洞庭,经长江达扬州。宁波等外贸都市,而且还逆湘江而上,过灵渠入漓水,由漓水八桂江,再入西江运至广州等沿海城市。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南方十国商业大大超过北方五代。楚踞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楚国马氏政权利用这一地理优势,通商中原,不抽商税,招徕各国商人,开创了湖南“招商引资”的先河。史称四方商旅往来不绝。马楚政权在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叶、提倡纺织等措施,从而使经济得到较大的进展。当时的潭州(长沙)出现了“垅香禾丰熟”、“粳稻油油绿满川”的景象,工农业产品不但可自给自足,而且有大量外销。

宋代是湖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转折时期。湖南经济、文化已赶上和超过北方中原地区的水平,而稍逊于长江下游地区。湖南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稻菽种类繁多,从越南引进的优良品种“占城稻”普遍栽培,大大提高了产量。茶叶生产更盛于唐代,大量出口日本、中东和欧洲各国。手工业十分发达,尤以造船、造纸和制墨技术领先一步。宋代湖南文化空前繁荣,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宋初长沙岳麓书院对衡阳石鼓书院占全国四大书院之二。至南宋时,湖南各地共有书院51所,长沙成为来往学者的中转地。著名理学家张轼、朱熹都曾在岳麓山书院主持讲学活动,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王朝在一定程度上采取鼓励商人的政策。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2371252年),淮东发生天灾,荆湖客旅贩米往粜,沿路税赋以各种名义减免。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也大批涌入长沙,进行贩茶贸易,并带来沿海的产品进行交换。北宋诗人张祁有诗描绘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晴日花争发,丰季酒易沽。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朱熹等人在长沙的讲学活动使“湖湘学派”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从舆论导向上对商业产生着影响。湖湘学派是宋代湖南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创立的,以程颐、朱熹发展的“理学”为主线,又被胡宏、张轼贯以“经邦济世”的理念。他们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火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灭私欲,则无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买卖公平、货真价实、诚信无欺,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的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当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为商人所认同并共享时,这时的商人就兼具“经济人”和“文化人”双重身份,使长沙的历史文化融合着“商业文化”的色彩。

沅陵县双桥出土的长沙元代油漆颜料广告实物,声称他的产品可当场试验,并把“红字高牌”作为店铺信誉、商品质量的象征,体现了长沙商人诚信无欺的经营作风,也说明长沙商人具有超前的广告意识。元代统治者对“南人”(南宋遗民)经商有多种禁令和限制,但鞭长莫及,仍未阻止住长沙商贸的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亦印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朝。

明代前期,湖南政治清平,统治阶级采取招抚流亡、均平赋役、兴修水利、奖励垦荒。鼓励商贸的政策。明代统治者开始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朝廷采纳了政治家张居正提出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促进了农业与商贸的同时发展。此时,湖南粮食产量大增,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棉、麻、桑、茶的种植面积也大量增加,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长沙的绫、浏阳的纸、醴陵的瓷已闻名全国。明末长沙成为全国四大茶市之一。

清代的重商思想更趋成熟,清初湖南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更加发挥了厚商、兴商的思想。他在《黄书》、《宋论》等著作中充分论述了商业“通有无”的作用,认为“商贾负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加之清前期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清代前期,长沙已是江南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此期间,“北客西陕,其货毡毛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经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长沙城内许多著名的老字号都产生于清代前期,如至今生气犹存的“劳九芝堂”药号和“玉和”酱园都创立于顺治年间。经纪业也始于这一时期,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长沙各种代客买卖货物的牙行发展迅速,至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已达35家。但清初实行海禁,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

从西周到清代漫长的年代,长沙商贸一直呈繁荣和发展的趋势。但长沙商贸的发展也曾出现过“断层”。究其原因,商贸的繁荣和停滞完全是实行“重商”和“抑商”两种政策不同的结果。凡重商者,国则兴,民则富;凡抑商者,国则衰,民则穷。如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一改过去的“惠商”为“贱商”,规定商人户税比其他阶层加二层;通商要道设关卡,商人财货按每贯征过关税二十文;加征“塌地税”、“剩菜税”和“进奉”等苛租杂税。由于对商贸的苛政,出现了“商旅无利,多失业矣”,致使唐末湖南局势混乱,民废耕桑,货无流通,兵变四起,整个湖南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长沙深受其害。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湖南统制者采取了“兴商”,“富商”的政策。“程朱理学”并不排斥商人,相反,他们继承了孔子的“通商惠工”、“富而教之”的思想,主张要给“喻于义”的平民百姓 出身的自由商人以某些经济利益,让国人富起来,而富裕了就要拿钱办教育。因此,长沙商贸的发展从士大夫的文化中得到许多益处,是文化引导了长沙商贸的发展。反过来,商人富裕了,又促进了长沙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

(原载《长沙晚报》19941027日,114日,本文获长沙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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