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著名学者陈运溶及其著作

陈运溶，字子安，号芸畦，湖南善化县七里营（今长沙市岳麓区天顶乡清水村）人，出生于清咸丰八年九月初十（公元1858年10月16日），约逝世于民国7年（公元1918年）。其父陈开端，字辑五，号璞山，系善化贡生，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任绥宁县训导，清授四品朝议大夫。善化七里营陈宅自名“颍川堂”，族谱载陈运溶一族是陈朝皇帝陈宣帝陈顼的后裔。据《陈书·高祖本纪》载，陈顼为汉太丘县长陈实之后，世居颍川。又因陈朝皇族的后代陈旺举家迁居江州，形成庞大的义门陈姓家族，宋嘉祐年间又析产分家至全国各地，故七里营颍川堂陈氏亦自称出自“江州义门”。又载，陈旺的七世孙陈端，唐僖宗时起兵平寇有功，加封威烈将军，敕镇潭州，同光二年(924年)致仕后终老长沙。故七里营陈氏认陈端为迁长始祖。清光绪二年(1876年)建家庙于长沙戥子桥。

陈运溶之兄陈运愕系我的高祖，大陈运溶14岁。陈运愕，字岱高，号坚珊，以子陈嘉壁州同衔加二级，清封奉直大夫。运溶、运愕均为太学生。陈运溶元配姚氏，继娶劳氏系长沙“劳九芝堂”后代，元配和继室均无子；侧室郑氏浙江永嘉人，生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郑氏生有两子，即陈嘉柰、陈嘉李。陈运溶之孙陈士琦，亦即我的叔祖父，今（指本文写作时1998）尚健在，现年76岁，系广州军区后勤部正军级、离休高级工程师。我的父亲陈继征系湖南省人民银行退休高级会计师，与陈士琦同年，但晚了一辈，年轻时两人关系甚密，小学在修业，中学在雅礼均为同学。后来又都到了广州，陈士琦在中山大学读书，我父亲则在广东省银行任职。父亲小时候常去士琦家，那时陈运溶的侧室郑月英尚在，陈士琦叫她为“月姨娭毑”，父亲称她为“月姨老娭毑。”

陈运溶自幼聪颖，18岁即成太学生，授修职郎、江苏补用县丞。但他淡泊仕途，寓居长沙赵家坪（今肇嘉坪），毕生致力于著书、辑书和刻书，尤其对搜寻、辑录湖南古地理、古艺文佚书竭尽全力，终于成为晚清著名的方志学家和地理学家。其时陈家拥有丰厚地产，直至清末，我祖父陈士名一边任安庆知府，一边经营长沙八角亭一带地产。直到1949年，我伯父陈继湘仍是介昌绸布庄经理。陈运溶自己刻印大量书籍，全是亏本生意，其地租收入为他辑录、刊印古地理佚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他是在“以商养文，以地养书”。陈运溶利用其丰厚的地租收入，辑录、刊印大量的古地理佚书、方志和湖湘历史文献，一时声名鹊起，为士人所推崇。

陈运溶对抢救古佚书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紧迫感，他说：“两汉寥落，三国权舆。晋、宋、齐、梁，灿然大备。降至陈、隋，流风又坠。自唐徂宋，典册流传，搜采宏富，玉简瑶编，书列百家，目逾千种。四大类书，千秋珍重，包罗万象，总括六朝。荆湘古籍，书卷名标已佚，复存零圭碎壁。赴宋以还，颇难寻绎。《舆地纪胜》已载稍繁。荆湖秘发，犹甚宝贵。坠典遗文，世资灌溉”，故必“收亡集佚，不越湖湘。业希编柳，念切维桑。”为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大海捞针式的佚书辑录工作。他在《湘城访古录自叙》中描述了“搜通剔隐”的艰难：“所赖故称载籍流传，从编残简断之中，寻芳泽遗芬之迹。模山范水，特标一语之奇；咏物摅怀，广辑百家之说。但迹近于创，前无所因，始事为艰，成书恐陋。彼遗文之零落，莫可追寻；若中秘之储藏，无从浏览。余虽不敏，屡欲网罗。因而阅市借人过目者，经千余种，摊笺字著录者约五百条，间有未见之书，以俟拾遗之作。”乃至此书五易其稿，专心十载，“始自光绪十年，迄于二十年乃成事焉。”

湖湘方志、地理佚书、名人遗事经陈运溶辑录后，始现其条理眉目，所著、所辑图书计有《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麓山精舍丛书》、《灵麓山人诗集》、《逸庐文集》等，达数百卷之多，而且都是自辑、自撰、自行刊印，其劳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陈运溶除刊印自辑、自著图书外，还刊印了其他湘籍学者的著作，如李梦莹的《薜苈遗诗》等。

陈运溶的功绩没有为后人所埋没，不少文史专家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我国著名地方志专家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书说：“《隋书经籍志》收录了三国吴顾启期的《娄地记》等地方志共约30多部，现在都已失传，幸经清代学者王漠、马国翰、陈运溶把它们一部分从唐宋类书所引者辑录出来，分别收入《汉唐地理书钞》、《王函山房辑佚书（附补编）》和《麓山精舍丛书》。陈运溶的贡献最大。”古文献专家刘纬毅在《汉唐方志辑佚》一书的前言中说：“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收录汉唐方志29种”，“从古籍中悉心钩沉，使人们得以窥见汉唐方志端倪，功不可没。”民国时著名湘籍学者杨树达也评价过陈运溶对辑录佚书的贡献，杨曾以《麓山精舍丛书》中辑录的蜀汉刘巴撰《刘令君集》为例评价说：“顾《隋书经籍志》不载《巴集》，世传湘潭王氏有辑本，今亦未见。是篇为清末善化陈运溶所辑刊。”当代湘籍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评价《湘城访古录》等说：“记载湘城历史的史籍，尤以记载长沙城的专书最为可贵，如清代陈运溶《湘城访古录》17卷，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为编写有关长沙历史文化等一系列书籍提供了非常广泛而宝贵的资料。”

笔者近年负责《长沙历史文化丛书》和《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的编辑工作，在广泛查阅和搜集各种文献资料的过程中，首先想到了陈运溶辑录和编撰的几种书籍。这使我们的编辑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如《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的《湘城沧桑之变》引用陈运溶《湘城访古录》等著作的史料达20多处；《湖湘文化之都》一书中有关长沙早期文化名人的史料许多出自《麓山精舍丛书》和《湘城遗事记》；《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260篇文章有30篇是直接从《湘城访古录》中选录的，有的文章的原出本今已失传。这使我为有幸从事与先辈同样的工作而感到兴奋，并不得不由衷感激先辈为保留长沙历史典籍、弘扬长沙历史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为了编好《长沙历史文化丛书》和《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我查阅了《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和《麓山精舍丛书》的全部文字，对其内容和文献价值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湘城访古录》成书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刊印于光绪二十年，绘有地图13幅，图表2福，类述14卷，共17卷，约35万字。卷1为长沙各朝疆域图，卷2为沿革表，卷3为街巷表，卷4至17分别为城邑、坊市、门名、书院、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往迹、第宅、园亭、冢墓和碑碣。在此书以前，长沙名胜向无记载专书，有关方志出记载得十分简略，而《湘城访古录》对长沙往迹，大至建制沿革、政治风云、军事角逐、名流过往，小至每座寺院、园亭，乃至每条街巷无不“旁搜群籍，博采名家，穷厥源流，事俱典雅”，引用各种旧籍达400余种。例如他考证“落星田”这一街名的来历，就引用了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上护军庞德威墓志》中“扬别扇于三湘，恩洽落星之境”之句，据此推断“落星”之名可远溯至1000多年之前。元代将长沙府学改为天临路学，并碑刻《天临路学先贤祠记》。此碑未见著录，直到光绪十年（公元1886年）陈运溶在明伦堂侧寻得此碑，拓下碑文，刊刻于《湘城访古录》，才得以传世。《湘城访古录》仿《江城名迹记》之体例，分门别类记述各类古迹、山川的沿革和现状，并在自己的撰文之后夹附古今名人的有关诗词、游记和其他记载。全书上下连贯、纵横旁通，条分缕析，既据典考述又有文学描写；既列众家之说又直抒精确己见；既历叙事迹始末，又掺入诗词游记，真实记录了古城长沙2000多年的变迁和发展。明清长沙城分辖于长沙、善代两县，陈运溶把两县合为一城，取名“湘城”是十分恰当的。因为长沙西濒湘江，东有临湘山，且长沙始设郡时，郡治即设于湘县，后改临湘县，以后各代，长沙一直为湖湘首邑，因此湘城之名一直流传至今。《湘城访古录》大量收录了长沙市区明代以前的原始资料，大多翔实可靠，可补县府志不载，亦足以纠明清地方志之讹误。如明嘉靖以来所有的长沙府县志书都不述六朝时位于长沙的湘西县，而该书的文字和图表皆明确指湘西县为今长沙市及望城县湘江以西的地方。

《湘城遗事记》刻印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闰五月，全书分为9卷，分别为人物、游宦、诗话、书画、仙释、鬼神、怪异、方物和故实，共约10万字，多从正史和各代笔记文中辑出，内容以记述长沙名人和外籍名人为官或流寓长沙的事迹为主，是《湘城访古录》的补充著述。《湘城访古录》和《湘城遗事记》确实起到了陈运溶自己所说的“上可供酋轩之采问，下可助词客之披吟；居人而得操土风，流寓而得知湘俗”的作用，“惟是探源溯流，如读罗含湘中之记，岂仅陶情适性，只作宗炳卧游之篇哉。晋代罗含所作《湖中记》已佚，南朝宗炳卧游湖湘，写有许多游记，可惜也全部失散，陈运溶这两部书就更觉弥足珍贵了。

《麓山精会丛书》自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O年）始笔至宣统二年（公元1911年）刊印完成。历时11个春秋。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为辑佚类，共86种。包括《周官总义职方氏注》1卷，《晋纪》1卷，《历朝传记》9种，《荆湘记》4卷（含附录），《荆湘地记》20种，《荆湖图经》36种，《太平寰宇记拾遗》7卷，《太平寰宇记辨伪》6卷，《荆楚岁时记》1卷，《湘中名贤遗集》5种，《陶阁史诗集》3卷（含附录）。第二集为释地类，共4种。包括《后汉书大秦国传补注》1卷，《古海国遗书钞》，《大清统一舆国海道集释》7卷，《亚欧两洲沿岸海纪要》3卷（含末一卷）。

两集中以第一集文献价值最大。辑佚之书包括3类。一是已佚湖南及湖北部分地区的古方志，数最最多；二是已佚湖南历朝传记；三是已佚湖南文集。

陈运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将元代以前已佚古方志，从有关类书史地典籍中的引文中一句一条或一段辑录出来，编成《荆州记》3卷附录1卷，《荆湘地记》26种26卷，《荆湖图经》36种36卷，共66种69卷。如《荆州记》就引用了《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记》、《后汉书》、《晋书》、《通典》、《文选》、《世说新语》、《山海经》等23种书。陈运溶辑录古方志，不是简单地过录其引用原文，而是以其为线索，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然后加以分析、考证和甄别，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在原文后加注按语，或在一书的序言中加以说明。如在《荆州记》的序中说：“《荆州记》三卷，《隋书经籍志》云‘宋临川王郎盛弘之撰。’考弘之《宋书》无传，其事迹莫详。唐杜佑《通典》州郡部云“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如诞而不经，遍记杂说，何暇编举。’注曰‘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经陈运溶辑录的湖南（包括现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古方志，为我们研究该地区古代有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历史及研究两湖地区方志源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如我国著名方志专家张国淦在其所著《中国古方志考•湖南省》中就引用了陈运溶的《湘中记》、《桂阳记》、《长沙图经》等达49种之多；《中国古方志考•湖北省》中也引用了陈运溶的《荆州记》、《荆州图径》等11种。

《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中还辑录了已佚的《湖南历代传记》9种和《湘中名贤遗集》5种。《湖南历朝传记》共辑录了春秋、战国、两汉、三国等历代湖南名人55人。9种传记分别为：（晋）张芳《楚国先贤传》，（晋）刘彧《长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武陵先贤传》、《武陵十仙传》，（吴）张胜《桂阳先贤传》、《桂阳列仙传》，（魏）《桓阶别传》，（晋）《罗含别传》等。《湘中名贤遗集》则包括：（蜀汉）蒋琬《蒋恭候集》1卷，（蜀汉）刘巴《刘令君集》1卷，（魏）桓阶《桓令君集》l卷，（晋）车胤《车太常集》1卷，（晋）谷俭《谷俭集》1卷等。陈运溶辑录的这些传记和文集，为后人研究湖南历史人物和湖南文学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原载《长沙文史》1998年总第15期）（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2001年 陈先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