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与长沙

长沙素有“屈贾之乡”之称。屈原晚年长期放逐湖湘，写下《离骚》、《九歌》等伟大诗篇后，终于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自沉于长沙的旧罗江，以死实践了“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誓言。

100年后，历史进入汉代。又一位杰出文学家来到长沙。他就是称为“贾长沙”的贾谊。贾谊，洛阳人，年仅18岁即以“诵诗属文”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任太中大夫。《过秦论》一出贾谊之手，即成传世佳作，令同居太中大夫的陆贾惊羡不已。贾谊企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主张，一度受到文帝的赏识，但遭周勃、邓通等权臣的诋毁，诬蔑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终于未受重用。公元前177年，贾谊贬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老师）。于是，贾谊在长沙度过了4年时光。

长沙，在当时中原人眼中还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而且长沙王太傅这个职位没有处理实际政事的权力。贾谊怀着忧郁之情缓缓南下，当他来到湘江之边，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自主地在脑海浮现。100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如今自己也遭诬陷贬滴长沙，境遇何其相似。贾谊触景生情，感慨万分，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他书写了同样的两份，一份投入湘江，以祭屈原；一份留传至今，成为各种汉赋选本的首选之篇。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实际上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两人的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贾谊是将自己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哀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鹏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是不祥之鸟，它飞到哪家，哪家的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此等不祥之兆，更是触景伤情，悲痛万分，便写下又一汉赋名篇《鹏鸟赋》。此赋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慰。《鹏鸟赋》依据道家关于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状态中反复变化的观点，对祸福、死生作了极为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凶吉同域。”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可以感觉到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隐藏着深沉的悲哀。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期间，虽然心情悲愤，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据《贾生年表》载，贾谊反对民间铸钱的主张就是在谪居长沙时上书《谏铸钱疏》提出来的。汉初朝廷允许民间铸钱，贾谊极力反对，认为它有三弊：（1）市场上会出现许多假钱；（2）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3）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动力投入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被朝廷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4年后，汉文帝忽然想念起贾谊，一道圣旨把他召为爱子梁怀王刘胜太傅。又过了4年，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年仅33岁，鹏鸟入室带来的恶运凶兆终于成了现实。

贾谊故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博里，原建有贾太傅祠，历代屡废屡建，吸引许多文人来此凭吊。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牺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有《重修贾太傅祠碑记》，清代袁枚写有《长沙吊贾谊赋》。祠前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为贾谊所凿，因杜甫流寓长沙时有“长怀贾傅井依然”的诗句。所以称为“长怀井”。井边原有柑树，相传也为贾谊所栽，清末诗人王恺运仿屈原的《橘颂》作有《柑颂》。井边相传还有贾谊用的石床和石盆。清代贾太傅祠成为颇具规模的园林，有治安堂、满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惜毁于1938年的“文夕”大火。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长怀井”保护完好。

一谪长沙地，三年叹逐臣。

上书忧汉室，作赋吊灵均。

旧宅愁芳草，西风荐客萍。

凄凉回首处，不见洛阳人。

唐诗人戴叔伦的《过贾谊宅》不正是将贾谊流放的心境以及后人对贾谊的怀念，作了最精辟的概括和最真切的解读？！（原载《中国名城》1998年第3期）

（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