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业，长沙商业的精粹

长沙中药业历史悠久。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15种中医、中药竹帛书籍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中医、中药专著，约作于春秋中期，抄刻于秦汉之际，距今已2200余年。其中《五十二病方》、《杂疗方》、《杂禁方》等药书以及汉墓中保存完好的辛夷花、桂枝等9种药材足可证实秦汉年间长沙已有中医药流传。中药经营也始于秦汉，史书中有“壶公”卖药的记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句民间俗语也源于此时。

据考证，现今中药店多称“堂”，如“达仁堂”、“同仁堂”、“天益堂”、“同济堂”等，起源于名医张仲景在长沙“坐堂应诊”。东汉献帝建安(196—219)中期，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长沙连年疫情流行，为拯救百姓，时称“经方大师”的张太守，视功名于不顾，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4字为病人诊脉处方。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坐在公堂上，让民众就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药治疗学基础，是我国四大经典医学著作之一。后来，中医药人士效法张仲景的医德医风，在药店门前挂牌行医，坐堂应诊。从此乃把中医生称为“坐堂医生”，中药店的牌号也多称为“堂”了。长沙的坐堂行医方式，从东汉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不少名医在药店设诊，病人看病买药两方便，药店也借名医招揽生意。唐代名医孙思翅相传隐居长沙浏阳，著《千金要方》、《干金翼方》两书，有“药王”之称，浏阳城东至今尚存孙隐山、洗药桥胜迹。长沙中药店铺常以此引为荣耀。

宋代长沙官府设有“卖药所”，商业药房多为官营。清代废除了官药制，民营中药业得到大力发展。清初顺治年间就有“劳九芝堂”药铺问世，稍后又有“南协盛”药号创立。此时的中药已有向膏、丹、丸、散成药发展的趋势。到民国时期长沙中药店发展到百余家，从业人员千余人，成为一个大行业。著名的药店有：“劳九芝堂”、“李四怕堂”、“达仁堂”、“西协盛”、“北协盛”、“湖南商药局”、“中华国药局”以及教会办的“谦善”药店等。较具特色的中成药有：“陈力新”的力曲、“鄢复兴”的膏药、“马应龙”的眼药、“两相堂”的疮药等。有的中成药还颇有名气，如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陈力新研制出的力曲，核寒化食有奇效，取名“神曲”，一时间，长沙城就冒出十数种仿制冒牌“神曲”，构成诉讼。官司打到衙署，最后长沙知县判决并布告“理问街剃头铺对门为真正陈力新神曲店”。陈因势造势，遂将布告印在包装纸上，成为省城有名的包装广告。又如复兴”膏药相传能治百病，湖南巡抚赵申乔、岳麓书院山长罗典都曾为其题园，1838年(道光十八中)，湖广总督林则徐饬令鄢复兴研制戒烟丸成功，林亲书“鄢复兴”3字招牌相赐。

长沙中药业非常注重营造“中医药文化”的氛围，创造一个文明经营的环境。大多数中药店的厅堂内都设置有假山水池，饲养金鱼，培植花革，陈列老虎标本和各种名贵药材，悬挂名人字画，装饰古雅，使顾客一踏入店堂便有“药到病除”之感；而且聘请名医坐堂，推选道地药材，备货齐全，炒、研、烘、灸，炮制认真细致，故商誉日著，生意日增。如创立于1919年的湖南商药局，经理郭厚坤精明干练，敢于创新，颇有抱负。他认为道守古方，固所应该，但不能墨守陈规，食古不化，而应在“遵古”的基础上，根据病情的需要有所创造和发展，他请名医郑守谦、曾觉奥、吴汉仙、彭韵伯等处方，经过反复试验，制成服脑补肾丸、当归补血精、人参补脑汁、参佳鹿茸丸等成药，还引进杭州“胡庆余堂”、上海“雷上允堂”、北京“同仁堂”等名店所保存的皇宫秘方，推陈出新，经名医审定并加增减，制成各种成药，对其主治病症卓有疗效，一经问世，不腔而走，把经济效益寓于社会效益之中。湖南商药局的广告宣传也走在同行的前列，招牌系谭延阎所题，石库型门面上绘砌着“韩康卖药图”；从上海定做的大型霓虹灯，每当夜幕降临便红光闪烁，格外引人注目；还特制大批印有湖南商药局牌名的彩印铁皮日历牌，赠与顾客与茶楼、旅社四处悬挂，使商药局名传遐迩。

创立最早的“九芝堂”虽几度兴衰，但一直注重保持“为民除病，济世救人”的传统风范，积累了大量独特处方，精制成“大活络丸”、“参苏丸”、“生龙活虎精”、“松鹤补酒”等许多市场走俏药品。创立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的百年老店“北协盛”药店以备货齐全，药采道地，切片质精形美，明码实价，诚实待人而得到“品重万金”的盛誉。创立于1913年的中华国药局，以制作经营龟、鹿、驴胶，参茸、虎骨等各种滋补药品而闻名。李氏四兄弟经营的“四怡堂”药铺虽开业较晚(1934年)，但独辟蹊径，用纯金锅炼制紫雪丹，并着力改进药品包装，因而名声大振。“达仁堂”药店是天津“达仁堂”于1935年在长沙设立的分店，专售天津达仁堂生产的中成药，尤以小儿科、妇科用膏、丹、丸、散药品最为齐全。营业员皆能“问病卖药”是该店的另一特色。

（原载《长沙经济》1996年第5期）（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