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长沙牙行

经纪行古称牙行。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制定的市场法中已有“牙行”一类，规定选用的人户充任，由官府发给印信文簿，称为“牙帖”。明崇祯《长沙府志》巻5有“湘潭牙行获利逾千金，而靛行倍之”的记载。清沿明制最初严格限定开户额度由户部统一印制牙帖，由各省市政司统一发放。明末清初，湘北地区长途贩运贸易发展，长沙城外的市镇墟集成为商品集中收购的市场。牙人开始充当商人收购业务的中介人，市集上的牙行数量剧增。长沙城外，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有粮食鱼、煤炭、山炭等牙行35家；至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新增牙行60家，其中有盐行、茶麻行、纸行、靛行、铁行、石灰行、枯饼行等。牙行兴盛又带动了店铺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城外各币镇共有门摊189家，其中经营粮食的门摊最多，占85%，其余还有土果铺、靛纸铺、香钻饼货铺、姜瓜货摊、杉木货摊、铁锅钉货摊等。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汉口开埠后，长沙牙行增长更快、至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发展到100家，包括粮食行、茶麻行、鱼行、纸行、靛行、铁行、盐行、白炭行、煤炭行、帽行、牛行、石灰行、土果行等10多个行业。许多牙行由城外市集移至城内，如土果行集巾在今下河街一带，粮行集中在今草潮门一带。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取消了牙帖的限额，牙行设立日益增长，到1941年长沙注册登记牙商”时，沿存337家。

长沙牙行按经营　方式不同大致　分为3种类型，一是专替卖方代理的牙行，通常有较大仓库和栈场，服务设施完备，如粮行、渔行等。牙行常利用买卖双方不熟悉币场行情的情况从中牟取额外利润，如货未脱手，卖主急需钱用时，牙行可放高利贷，当传售出后又不及时付款，以图利息。二是专不买方代理的牙行，一般与买方订有契约，订明品质、价格、数量、交货日期等，既大量预收贷款，以图利息　，又靠压级压价、大秤进小秤出等手段获取暴利。三是代购代销兼营的牙行，一般拥有雄厚的资金，从事代购代销经纪业务，有的还自营购销，获利颇丰。

明清两代，牙行的存在对促进地方土特产的购销起了重要作用。如清光绪《湘潭县志》载：“明代青靛贸易较发达，衡山、酃县、茶陵、攸县、湘乡等地所产青靛都运此销售，客商携万金、千金或十百金争相采购。”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也载：“宝靛上出洞口，下达三湘、资江一带”，“长（沙）、宝（庆）两府，贩靛之人络绎不绝。”土靛的长途贩运活动就得益于长沙湘潭两地靛行。可见，牙行的存在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熟悉市场行情，牙行居间介绍，有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在长途贩运贸易中，客商的收购和推销，通过牙行可克服民情地情不熟的弱点，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牙行在民间贸易中，把持市场，有的从中行骗，伤害买卖双方的利益。牙行抽取行佣一般按行规抽取其货款的3％，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经纪人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非法收入，如计量欺骗，多进少出，买青放帐，高利盘剥，骑盘（卡买卡卖）、避盘（议价时不使卖买双方知道，从中渔利），欺行霸市等。有的牙行还包揽运输、报关，货物不经牙行联络，不能通行，出现了所谓“报关行”。有的牙行不仅自备馆舍、仓库，且有雄厚的资金并雇用各种专业人员，按分工代客收购。随着收购、批发业务的扩展，有的牙行还自办收购业务，牙行与商行趋于合一。汉口开埠后，牙行发生分化，有的转化为买办，有的受近代商业的排斥，转营货栈业。但在长沙城外的小市镇和广大农村墟集，牙行仍有很大势力。

（原载《长沙经济导报》1996年10月12日）（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