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交易市场溯源

据考证，中国远古时代最早、最原始的商品交易即是粮食交易，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兴盛时期或父系氏族开始时期。传说炎帝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作”，进而“耕而作陶”。神农氏领导的部落以农业为主，且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生产物有了一定的剩余，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分工，于是产生了粮食、陶器及其他物品的交换。所谓“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指的就是这种原始的粮食交易，或兼有其他生产物的交易。

但古代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极为有限，人们剩余的粮食主要用作储藏，以备荒年和战争，进入市场交换的数量极少。直到汉代，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开始推广牛耕，粮食产量才有所上升，地区间已有粮食流通。如《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七年（公元113年）“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不过，此事的粮食交流尚属“政府形为”，还未形成真正的粮食市场。直到唐代元和年间，各地“旧法”仍规定“虽年丰，贸易不许出境”。可见市场封锁自古有之。唐元和以后，由于朝廷多次诏令各地开放市场，“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团籴。”粮食市场才得以形成。宋以后，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有不少地区特别是苏浙一带人口密集地区出现了“本地所产米谷，不足供食用”的局面，不得不依靠商人从外地贩运粮食来接济。明代南京是人口稠密的工商城市，民米却需从外地调入，据顾起云《客座赘语》云“若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矣。”可见，明代粮食交易市场已具相当规模。明末清初，中国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粮食商品化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从明清《实录》中查得两朝两湖地区有86次粮食外运的记载，涉及14个省区，计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江西及京城，也就是说内地绝大部分地区之间已形成稳定的粮食交易关系。

到清代中后期，中国粮食市场形成了多处集散地，从购销的活动空间来看可称得上是全国性市场。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沙、九江、芜湖、无锡“四大米市”。这四大米市都位于河网密布、土地肥沃、盛产稻谷的地区。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由藩司发帖，在长沙开设牙行，提供粮食交易场所，长沙米市开始形成。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长沙米市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本地粮食商大量开设粮行，而且远涉两广、汉口、江浙等地设庄。江浙、广东、河南等地粮商在长沙办的米厂、粮行达700多家，稻米输出年达2亿公斤。明代景泰(1450～1456)年间，朝廷在九江设置钞关，不少商船停泊于此，九江米市初见雏形。清代中期，又把九江作为江西漕米的转运码头，米市开始形成。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九江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客商云集，米市进一步发展。到抗日战争前夕，九江米市达到鼎盛，大的粮行米店有130多家，稻米出

省最多的年份达5亿多公斤。芜湖米市形成于清光绪(1875—1980)年间。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清政府将镇江米市迁至芜湖，并设置米捐局，规定凡本省大米必先经芜湖纳税后方可出口，芜湖米市正式形成。此后一段时期，稻米交易发展很快，1898—1919年间进入鼎盛时期，粮行、米店及米厂达287家，稻米输出最多年份达6亿公斤。无锡米市始于明代，盛于清末，光绪年间大粮行有80多家，通过大运河运往京都的稻谷达1亿公斤，占清政府南漕的三分之一。20世纪30年代无锡米市年吞吐量达9．l亿公斤，其中稻谷和杂粮各为一半，粮行增至191家。

米市的粮食交易没有地域界限，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贸易中心和价格、信息辐射中心。作为粮食的集散地，米市由多种经营者组成，主要有：(1)米商，是专门从事稻米贩运的商人，通过各种途径，把各地米谷运至市场出售，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批零兼营的粮商。(2)经纪商，包括粮行、米行、米号等，从事委托代理业务，在粮食交易中起中间作用，从中牟取好处费。(3)加工商，包括手工碾坊和机米厂，主要从事米谷加工业务。(4)金融业，包括钱庄和银行，办理粮食交易金融业务，有些钱庄还建有仓库，代米商存粮或作抵押之用。(5)航运业和堆栈业，代客装运和储存粮食。米市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促进中心城市流通功能的完善和产粮地区乃至整个南方粮食生产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带动了航运、金融和其他民族工业的发展。(原载《经贸导刊》1997年第10期，系为《中国粮食经济》一书撰写的一节)

（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