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熟天下足”的由来

明朝“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当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而明代长沙城，既是辖12县州的长沙府府治，又是长沙。善化两县的县治，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米业产销两旺，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了。据截，明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松州一带发生灾荒，江浙等地商人的船只便“数百艘一时俱集”，坐庄长沙，收购大米，再贩至苏、松等地。而明政府每年亦需大量从长沙外调粮食出省，湘江河上再现“巨舰潜米，一载万石”的场面。明代湖南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明代李釜源在他所编纂的《地图综要》中写道：“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日‘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阔，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长沙米市的兴旺，是建立在当时长沙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经历了从农田荒废到复耕中兴的过程。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政府诏令“许民垦辟为己业，克谣役三年”；宣宗时更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然而，明初的长沙因元末战乱，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农业劳动力极其缺乏。长沙官吏在洪武初积极而认真地执行中央政策，招抚流亡，并允许移民‘’插标占地”，很快邻省江西等地人口大批涌入湖南，“插标为界，开垦落业’，今长沙左家城、伍家岭、傅家洲等大批地名皆由此得名。据载，至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长沙人口已达50．913万人，此前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国都南京的人口也不过2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激增，使长沙大量荒废的农田被复垦，一些滩涂荒地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同时，长沙地方官吏也极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而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得到大力推广。万历（1573－1619）年间善化知县唐源修筑龟塘，泰延20余里，荫田数千亩；随后知县胡蜂又开筑塞塔、蓉塘。东戎塔、谷塘等。成化（1465－1487）年间，宁乡县民谢宗玺等还捐资修筑大阳坝，可灌田万顷。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政府大力倡导优质稻的种植，不仅宋代引进的越南‘它城稻”得到全面推广，而且出现“象牙占”、“蓝田占”、“百日占”等改良新品种，使长沙的粮食单产大大提高。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长沙粮食可“亩产三石（一石约合75公斤）。

　　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业经济的大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和商贸的发展。为适应长沙粮食商贸的发展，明代嘉靖至万历中，长沙两度展开了规模壮观的“开河通商”工程。嘉靖（1522－1566）年间，长沙府推官翟台主持疏浚了湘江的西湖桥段，辟成港口，后人尊称“翟公套”。万历（1573－1619）年间，善化知县唐源又倡议疏浚南湖港，尽管工程未及全竣，但直到清代南湖港仍是船舶屯集的重要港区。唐源在促进长沙农业经济繁荣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通商”思想，颇值一提。他所主张的“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今天的长沙经济仍有借鉴意义。

（原载《长沙晚报》2000年1月1日“世纪珍藏版”）（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