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戏里戏外的湘人之革命宣传家宋教仁

作者注：本组文章原载《长沙宣传》2003年第2期，由本人编撰提纲、收集资料和进行总纂，其中“刘坤一”、“瞿鸿机”、“谭钟麟”、“谭延闿”由本人撰写，其他各篇由杨长江、李卫政、刘玉龙、杜修铸、鲁呖执笔。

（本文来源《湘城访古》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革命宣传家宋教仁

宋教仁(1882 1913)，字逐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刘撰一等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先后营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刊物。1908年著《间岛问题》一书揭露日本妄图侵略中国的阴谋。1911年，在上海参与主编《民立报》，并与谭人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被举为总务于事。武昌起义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起草《临时约法》。1912年5月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旋辞职。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被刺杀于上海。

“非常之人”

宋教仁天资聪俊，好学深思，观察事物富有判断力，对清朝封建统治强烈不满。他童年开始练武习文，12岁便能吟赋成篇。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在桃源县城漳江书院读书。有一天，他与同学文骏等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得失、关塞险陋，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听了这番话，大家以“非常之人”相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提笔疾书，洋洋千言，一气呵成，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根基的历史功绩，被取为第一名。但他入学后，并不埋头书案，而经常思索如何挽救中国的危亡。是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政府无能，提倡政治改革，宋教仁大为叹服，即与黄兴订交。从此他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一起秘密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入狱。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中叫他赶快逃走。他回到湖南，不久便在长沙参加了黄兴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并策划长沙起义。

风云变幻

长沙起义流产后，宋教仁逃往武昌。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11月16日是原华兴会定为起义的日子，这天他在武昌街头，看到尽是为慈禧太后祝寿的龙旗、彩灯和为保护寿庆在四处巡逻的营兵，不禁悲愤交加，强烈的刺激使他夜不成寐，抚剑低吟一首诗道：“日落浦风急，天低野树昏。孤舟依浅渚，秋月照征人。家国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阑不成寐，抚剑独怆神!”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3月，宋教仁和自逾桓亲赴东北，策动那里的“马侠”响应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同行的还有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4月1日到达安东时，宋教仁先给太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送去一封联络信，信中写道：“仆等……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助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李蓬春等马上派人把宋教仁一行请到山上，表示完全赞成同盟会的宗旨。经过磋商之后，当即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此事本来进行得十分顺利，不料古川清中途变心，向当地官吏告密，白逾桓去碱厂招兵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急中生智，及时逃奔大连，后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我为中国一块土”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问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宋教仁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更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沉着，不顾生命危险，改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把他们所谓“延吉地区原属日本保护国朝鲜”的假证据全部偷拍下来，带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大量有关资料，写成《问岛问题》一书，用无可辩驳而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朝政府提出所谓“问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这本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一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政府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但有部分同盟会员反对，因而没有回国任职。后来他把清政府的千元赠款大部分送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

遇刺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日益暴露其专制独裁的野心。宋教仁看到袁世凯专横跋扈，主张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四处发表演说，发动各界人士齐心阻止个人独裁。为此，他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改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成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在国民党内，宋教仁被选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又考虑到让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认为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这对袁世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取得了压倒优势。这使袁世凯更加坐卧不安。他早就容不下宋教仁这样有抱负有声望、政治手腕又很灵活的人，开始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里，为己所用，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能收买，又看到宋教仁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便起杀心。他密令心腹赵秉钧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主办这事。洪述祖和程克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3月18日袁世凯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接到袁世凯催他回京的电报。当夜宋教仁同其他几个新选的议员一起准备北上，在向同人友好辞行话别时，徐血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宋教仁笑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是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说完便挥手作别而去。当走到车站剪票处，忽听得沉闷的一声枪响，接着第二、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到一张铁椅子上说：“吾中枪矣!”即送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延至22日凌晨，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1岁。葬于上海闸北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