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复苏

    火后的长沙，一片废墟，万户萧疏，城市的功能几乎全部消失。长沙人民在从事救济灾民、掩埋尸体、清理街道等善后急务的同时，又开始了恢复市场和交通的工作。

    市场是城市的基本因素之一。可是这场大火把长沙的繁荣化为一片灰烬，街市成为废墟，店铺变成焦土。最初的几天，偌大个长沙城，连个卖小吃、卖日用品的摊担也没有。随着善后工作的展开，灾民渐渐地归来，恢复市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早在“救济会”成立以前，政治部三厅人员组成的突击队就深入到郊区，动员灾民回城，动员农民进城卖菜，实际上开始了恢复市场的工作。“救济会”成立后，特别设置了市场组。市场组从外地调运了一批煤、米、油、盐供应市民，并于中山路国货陈列馆筹备设立临时商场。

    11月19日，火后长沙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市场，其中有卖肉者三人、卖菜者二人。而与此同时，南门口和北门口也分别出现了贩卖米粉和油饼的摊担。二三位卖菜卖肉者、二三处临街摊担，这是何等微不足道的买卖。然而，这却是一座濒死的城市复活的象征，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商业贸易即将涌动的征兆。11月22日，又有一部分商人重操旧业，在南门口、沿河一带设立露天商场，至月底已近百家。及至市场街道清除以后，避难的灾民陆续回城，市民日多，各种各样的生意买卖逐日兴起。小商贩们在临街处搭盖起临时茅棚，办起了饮食店铺。原来的民众俱乐部和国货陈列馆，都成了临时商场。据12月2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

    市场街道清除以后，市民日多。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旅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此外邮电均已恢复，车船亦已通达，市面渐呈活动。

    交通事业是一个城市的内部联系和对外交往的不可缺少部分。火后长沙自街道清除以后，车辆已能通行。公路至12月初，长沙至湘潭的长途汽车已经开通，后又因旅客拥挤，增开四次；长沙至浏阳的班车每天一次。铁路，长沙车站于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至衡阳、郴州，每天二次；北行至汨罗，每天有客车、货车各一次，乘浙赣线东去的则可到株洲换车。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日军占领了岳阳、广州，火车还只能在湖南省境内运行。铁路，这个城市的大动脉终于舒展开来，终于畅通了。

    邮政电讯首先是由军事当局恢复的。11月16日，驻长军邮人员即在长沙南郊设立了第六军邮局，并开始营业。21日至23日，湖南省邮局本地股员工先后在市内小吴门、火车站、北大马路等处设立了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普通、挂号、快递、平快等各种邮件，有邮政工人13人，以后又逐日增多。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十间头成立，长沙邮务始告全面恢复。

    电讯的恢复比邮政要稍迟一步。1 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东郊陈家垅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至12月初，省际、国际电报均已开放，并开始收发商务电报。

    铁路和邮政电讯是近代城市的必备条件。它们的恢复，标志着长沙已恢复了一座近代城市的基本功能。

    报纸也是近代城市的必然产物。长沙的新闻报刊业向来十分发达，但在大火之前，大多报社、通讯社已内迁湘西、湘南，来不及迁移的则都在大火中破坏殆尽。善后工作展开以后，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人员，利用从废墟中找到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办出了一份铅印小报《新长沙报》，八开小张，由廖沫沙编辑，除报导救灾情况外，还发表了田汉写的旧体诗。这可以说是火后长沙的第一份报纸。

    到11月底，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社从沅陵迁回，临时租用中山公园幸存的一幢两层楼房，于12月1日复刊，篇幅暂为四开，但新闻精编、副刊通俗，深受读者欢迎，销数一开始就有800份。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和迁到沅陵、邵阳的《观察日报》、《力报》等报社，都在大火之后有记者来到长沙，报道了大火事件及善后救灾工作的情况。这几家报纸都重新开始了在长沙的发行。

    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救济灾民、清除街道、恢复市场与交通等重要工作基本完成。12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总计一个多月的善后救济，各有关方面共投入经费100多万元。其中九战区司令部拨付5万元，是为赈济救灾的第一笔经费。随后，军委会拨出20万元，省政府拿出30万元，又增拨42万元，用于救济灾民。中央赈济委员会派长沙总站主任钟可托携带10万元来长救济。此外，还有全国有关单位拨付和各界人士捐助的大批物资款项。

    长沙大火的善后救济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而共同组织和领导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临危救难，力挽狂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省主席的张治中，以‘‘戴罪之身”办理善后，能与共产党人一道，团结社会各界，筹集赈款，组织人力，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长沙大火的善后救济，国民党中央当局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在全国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行政院、中央监察院、中央赈济委员会先后派员来长，视察慰问、进行调查，或指拨赈款，调拨救济物资，对缓和灾情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中华慈善总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对长沙大火的救灾工作也给予了人道主义的支援。

    在长沙善后的过程中，张治中还发起成立了一个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并自兼主任委员，决定“在二十七年(即1938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指拨一千万元”作基金，以重建和复兴长沙。可是，张治中还没来得及实践他这一宏大的愿望，即于1939年2月调离湖南。随后，薛岳主湘，对重建和复兴长沙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1939年3月21日，国货陈列馆临时商场修复竣工营业。绸布、颜料、染织、南货等业随之苏复，年盈利均在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黔、桂、粤诸省均有赖于湘产土布之接济……川、滇两省亦赖湘产土布部分接济”。其时，长沙有织机4000余架，年产布1600万码；城乡有纺纱车10万架，年产纱8．5万担，从业人员达12万人。小型卷烟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战时长沙烟草业支撑的卷烟专卖税居全国第一。

    长沙处于相持阶段拉锯战的前线。在长达5年的拉锯之中，长沙人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要支撑前线，还要接济邻省。战时大批难民逃往广西，桂林人口猛增，粮食主要靠长沙调剂。长沙作出的牺牲将永远载入抗战史册。

    大火之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说：

    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的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实现这一诺言。灾难深重的长沙城仍然在废墟上呻吟，艰难而缓慢地医治她被烧焦的肢体。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沙才真正地进入了一个重建和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