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格局的确定与市场的繁荣

　　长沙古城内的东部处于古龙伏山西麓，地形多为凸凹不平的丘陵之地，城市开发建设绝非旦夕之功。唐五代时期，长沙有识之士却将此开发成园林、宅苑，使之有了利用的价值。同时城北的一大片土地则形成以寺院为主体的佛教胜地，泐潭寺、铁佛寺及开福寺等当时的三大佛寺均在此地。但是，无论是城东的龙伏山西麓，还是城北的这一大片土地，在唐五代时期还均不在古城范围之内。
　　至宋代，城东在唐五代开发建设的基础上更加繁荣起来。因此，宋代曾在定王台建长沙县学宫，并将长沙县治迁到此处。《湖广通志》引宋本《太平寰宇记》云：“定王庙在长沙县东北一里。”清代所编的《湖南通志》说：“长沙县学宫宋代在浏阳门内，至元代移至府学右侧。由于县治和学宫的迁入，城东人烟密集起来。因此，在修整城垣时将此一带纳入城内，城墙建到龙伏山脊，浏阳门城门也移至现浏城桥处。明崇祯时的长沙知府堵胤锡《星沙守城议》云：“正月初四日，控马登陴，熟视形势，自正南黄道门循东角稍折而北二里许，为浏阳门，皆依上而筑，外出层冈叠峰，环城峙伏，以古法观之，守南城莫若守山矣。”可见宋代长沙城向东扩展到此位置后，在城市的防卫方面已极尽城东之地利，古城东缘格局遂从此确定。
　　长沙城北，在宋代扩展到了今湘春路一线。民国初年，拆除长沙古城墙时，曾在兴汉门东侧、现省妇幼保健院处发现地下还有古城门遗迹，并得宋代的石该“云阳门”一方，门额上有题款，为“景定庚申”（1260年）“向士壁书并立”，向为当时的潭州知州。根据云阳门位置判断，至宋代，唐五代时的泐潭寺已围到城内，而铁佛寺和开福寺仍在城外。
　　长沙城发展到宋代，格局已完全确定，其南起城南路，北至湘春路，东枕龙伏山，西临湘川，整个城市负山面江，直到民国初年拆除城墙时，虽屡经兴废，但范围基本没有改变，只是不断的加固和完善。
　　虽然，这一时期城市范围扩大了不少，但主要的街市仍集中在西半城，特别是集中在德润门、驿步门、永丰街、万寿街、万福街、西长街、太平街、三泰街、坡子街一带老商贸区。这一区域之所以街市纵横，商贸活跃，人口集中，与靠近德润门、驿步门、潮宗门、通货门等水运码头不无关系，由于码头近，起运卸货方便，有利于商品货物的聚散。
　　汉唐以来，城市大都实行里坊制度，将居民限制在井字形居住区里，同时将手工作坊、商业店肆集中在固定的市场内，这种传统的里坊制度和集中的市场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所以，自宋代开始，取消了里坊制度和唐朝以来的夜禁制度，形成了按行业成街的开放式街巷制度，导致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大量沿街兴建，城市生活在苟安享乐的生活方式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景象。
　　宋元长沙街市中的市坊，其繁盛的景象见诸历史资料的不多，仅有制墨业和刻板印刷业所形成的坊市因其在全国颇负盛名而略有记述。元代陆友《墨史》云“长沙多墨工，惟胡氏景纯墨‘千金獭髓’者最著”，“千金獭髓”是墨的品牌名，大抵为墨中精品。“州城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此数处载入《墨史》之街巷其制墨业之作坊一定规模不小，产品也极有名。长沙制墨业的兴盛与宋时刻板印刷业的繁荣是分不开的。沈括《梦溪笔谈》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雕本印书也。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北宋庆历年间，刘沆帅潭州时，以淳化官帖为底本，命僧希白摹刻于石，又增入伤寒十七日及王羲之、王蒙、颜真卿诸帖，置之郡斋。这次法帖因内容丰富，摹刻精细在社会各界影响广泛，因此摹本甚多，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庐陵萧氏本等多种版本。因长沙在北宋时称潭州，故以长沙刘沆郡斋本印制的帖称为“潭帖”（又名“长沙帖”，以“潭帖”为祖本而支生的其他四家称“潭派法帖”）。潭帖在社会上能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因此长沙的刻板印刷工艺应和制墨业同样的发达，亦应有不少的作坊。
　　元代长沙城内还有一个平坊，坊内有著名的颜料生产工场。1985年，在我省沅陵县一座元代墓中出土了一张包颜料的包装纸，上面印有业主的广告，说颜料为“潭州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长沙城街坊之内店铺鳞比，招牌临街高挂，其景象应是十分可观。
　　南宋末的1275年（宋德元年），元将阿里海牙围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固守三月后城破，当时元军已破湘潭并屠杀全城军民，由于阿里海牙的制止，长沙虽没有屠城，但守城将士及居民举家殉宋者不少，几乎十室九空，建筑亦破坏殆尽。至1277年（元至和十四年）复以土甓（砖）作城，并于他县徙民入城，城市才逐渐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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