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建筑的定格和发展

　　园林的兴起和发展，是城市整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兴起于汉代的长沙城市园林到唐代已基本定格，并得以发展。
　　唐代长沙城内第一个见于史册的府第园林是戴氏堂。戴氏堂的主人名戴简，长沙人，于元和年间任潭州刺史，在官3年。深感为官之艰难，“而志不愿仕。”为颐养天年，他把长沙城内东南角的一大片荒芜土地加以改造建设，通过疏理水渠，清洁水源，柯劈杂乱，终于整理出一个幽雅的境地，使之成为可供观游的静憩之所。其时，正值文坛大家柳宗元贬永州过长沙，戴氏延至府上，宴请之间，得有《潭州东池戴氏堂记》之作。
　　在柳宗元的笔下，“因东泉为池，环之九里”的戴氏堂，“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岛洲渚交其中，岸之突而出者，不萦之若缺焉，池之胜于是为最”，在这片水因山而盛，山因水而奇的人间仙境，“望之若连舻縻舰，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阔眇忽；树之松柏杉槠；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阴，灿然而荣，凡观望浮游之美，专于戴氏矣。”戴氏堂的园林建筑对长沙的城市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他把城内东南的大片荒芜地改造成园林，使之具有可利用的价值。其次，戴氏堂的构筑不同于一般园林，不求华饰，偏于淡雅，这也许与戴氏在仕途上的挫折有很大关系，使园苑潜在地含着一种文人的气息。这种造园的风格，仍然是魏晋时期崇尚自然的承袭。
　　唐代潭州有名的园林还有东池。戴氏堂纯属私家园林。而东池是官府接待和宴客观游的场所。东池的位置大抵在古稻田一带的大片地域，南与戴氏堂毗邻，北达凤凰山界定王台附近。
　　东池为潭州刺史杨凭所创。杨凭，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人，唐大历中登第，802年（唐贞元十八年）以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出使湖南。唐代文学家符载写的一篇《长沙东池记》，为我们研究了解东池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据符载所记，东池所处之地，建园之前土地坚硬而瘠薄，虽有隙田数百亩，却“不产嘉谷”，长满了茂密的席子草和稗草。凸凹不平的低湿之地，溪水横流，灌木丛生，愈显其荒凉。当时的长沙，为潭州一大郡，“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蛮粤，有主人焉，有大宾焉，浑浑四来，击楫摩轩，主人苟不以享宴观游而礼之者”。为建设此一处供官府接待宾客进行宴饮游玩的场所，杨刺史将城东的一大片荒凉的土地“以重价而求之”，“相地形，凿水路，掘卑湿，筑高峰，尽东其势，停深注浅”，经过一番修筑治理后，一派“平澄无边，天空镜明；一来窥临，百骸以清；江湖思远，著人襟灵东池”的美景呈现在人们眼前：
　　“右有青莲梵宇，万构，朱甍宝刹，错落清昼。左有灌木丛林，阴蔼芊眠，不究幽深，四时苍然；柯叶吟风，声落哀弦。自北徂南，邈悠悠；鹳鹜凫，差池淹流；太阳晨曦，金波暝浮，气象诡怪，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沉沉；或时无风，影堕池心。”
　　根据东池的位置判断，其右边正是定王庙宇的所在，因此文中便有了“青莲梵宇”、“朱甍宝刹”的写实；而“湘西有山”指的是湘江西岸的岳麓山。唐代长沙园林的营造者，当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借景”的手法。应该说它是园林艺术上的妙用，是一个突破。象梵宇、西山这样的外景非旦无须再建，更不可搬移，赊来借取为无需投资的景观。所以园林艺术，只要运用得好，往往是造景不如借景。其左边的灌木丛林，茂密而光色鲜明，自有一种苍然幽深之感，同样也属借景。这些借来之景与东池内部已有的泉池、树木、小桥、流水等经人工进行园林技术处理的景相结合，获得了一种令人想象不到的艺术效果。
　　至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将长沙作为其国都，马氏父子在此更是大兴土木，建有会春园、文昭园、葵园、明月圃、小瀛洲等一批大小园林，把古代园林建筑艺术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