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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报》与《湘报》

2008-10-9 19:5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541|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接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各列强纷起效尤,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湖南人士从睡梦中惊醒,“铁门”终于被打开。到维新运动时,湖南一改以往闭塞;守旧的局面,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新式报刊的大量印行与广泛流传,是维新运动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清末民初(1895-1919)湖湘文化新旧交替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长沙也不例外。甲午战争以后,上海等地的许多新式报刊就传入湖南。最早的是《时务报》,它在湖南十分畅销,仅长沙一地销售即达千余份之多。此后,在长沙较为流行的报刊有《苏报》、《农学报》、《循环日报》、《香港华字报》、《申报》、《国闻报》、《维新日报》、《寰球报》、《译书公会报》、《广智报》、《格致新报》、《岭学报》、《实学报》、《万国公报》、《大公报》、《奇闻报》、《新闻报》、《求是报》、《沪报》、《蒙学报》、《知新报》、《汉报》、《博闻报》、《上海译书公报》等20余种。其中《博闻报》“专选中西各国时事新论,荟萃群报菁华,按经济六门分类编订,阅一报足抵数十种报”,汇集的信息量更大,类似现在的文摘报刊。众多的新报刊传播了大量新的知识和思想,并推动了长沙新报刊的创办。
  近代长沙,也是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新式报纸是《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1897年,湖南进步官绅见全国各地风气渐开,香港、广东、福建、上海、汉口、天津等地都次第开设了报馆,而“湘省报馆阙如,非所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也”,遂筹议创办《湘学新报》,由当时担任湖南学政和按察使的江标、徐仁铸、黄遵宪任督办,蔡钟浚任总理,唐才常、李钧鼐等为主要撰稿人。1897年4月22日正式在长沙创刊发行,至1898年8月8日终刊,每旬一册,共印行了45册。
  《湘学新报》第一期就申明该报以“讲求实学”为宗旨,称“盖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所以“不谈朝政,不议官常”,不刊“建议变法之文”。它除报首登载谕旨及有关新学的章奏外,所刊的内容共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6门。报末还附着“谈格致浅理及各处电传要语,以为研究物理,周知四国之一助”。其中,以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情况,涉及外交、银行、币制、铁道、学校、航运、水利、刑律、近代国际公法……诸方面。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稿,徐仁铸的《轩新语》、熊希龄的《京师大学堂西学课程》、唐才常的《交涉甄微》、《各国种类考》等内容,以及《陈中 丞招考时务学堂示》、《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郴州学会禀》、《法律会章程》、《湖南办理不缠足会叙》等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重要文献都刊登其上。 
  《湘学新报》创办以后,湖南巡抚陈宝箴饬湖南各州县广加订购,并劝士绅自行购买分送,以使全省各地都知晓时务,并为今后建树打下基础。《湘学报》在上海设有分馆,外埠设有分售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曾令湖北各州县购发《湘学报》给书院诸生阅看。所以,它得以在全国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
  《湘学报》创办前期政论不多,言辞也较平稳,创刊第一期就批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未免过激”。但随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它渐趋激烈,“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因而遭到张之洞的指责和湘省保守人士的攻击,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即告终刊。 1898年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变法之议愈加炽烈,由于《湘学报》是旬刊,消息报道太慢,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因此,以熊希龄为首召集士绅捐赠巨资,陈宝箴批准拨官款津贴,推唐才常为主编,另办了《湘报》。
  《湘报》每日一大张,1898年3月7日创刊,同年10月10日终刊(中间7月19日到8月2日曾一度停刊)共出177号,报馆董事是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撰述是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唐才常,西文翻译李维格,总理兼总校刘善涵、王兆元等。《湘报》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内容分8类: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湖南省府的文告公犊除特别机密的外,随时发往《湘报》刊刻,体现了当时湖南一定程度的政治公开性。“本省新政”栏中对湖南维新时期的大事逐日反映,时务学堂的规章课程,湖南各学会的活动启事,南学会的讲演问答都有记载;“各省新政”栏中则对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情况,如保国会的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创办……,都加以详细报道。此外,还刊登政学新书的纪实摘要、长沙印售的新书目录、商品广告和每日物价表等。 
  《湘报》创办于湖南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改制,言辞十分激烈。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并鼓吹广开民权,以“听民兴利除弊”;樊锥作《开诚篇》,疾呼“用天下猛峻之大药”,“起四海之豪杰,行平等平权主义”;梁启超撰《论湖南应办之事》,要求开办类似西方议会性质的学会,先兴绅权再兴民权。所以很快就遭到张之洞的训斥:“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陈宝箴也批评它“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之质,《湘报》虽略趋平和,但仍偶有措辞尖锐的文章。如104号载芷江杨子玉《中国病源论》就主张不以黄老、孔子学说救中国,而应“以西政西教救之”。由于形势变化,自1898年夏的 117号《湘报》改订章程,专为商办,官府津贴停发,从此报上的政论骤然减少。9月戊戌政变发生,《湘报》停办。
  《湘学报》、《湘报》是湖南维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报纸,此外,这一时期长沙还有一些小型报纸,如《湖南公忠报》,每周一刊,“专论时事,以规劝人臣为主义”,也曾一度流传。同时,1898年维新运动高潮阶段,许多新书局在长沙相继开设,以刻印出售新书刊为业。其中有:
  新学书局,设长沙南阳街只文里,专门“发兑各种算学时务书籍”;
  湖南实学书局,设长沙藩正街,第一次刻印的书目有《列国变通兴盛记》、《公法总论》、《测地绘图》、《歹国史记》等,并兼售上海印行的时务、算学等各种书籍;
  维新书局,设长沙南正街,曾发售《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刻印过《天文地学歌略》、《欧洲八大帝王传》等书籍。
  强亚书局,设学院街,专以“采办上海石印时务各种书籍”、“仪器图像”为业; 
  广益书会,设天妃宫侧陈家井,“售各种时务书籍”,其宁《经济策论汇纂》,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6门,共94卷;
  经书书局,设南阳街,主要刻印经史子集、时务、算学、舆地各种书籍;
  学战公司,设吉庆街,它“采办各种时务书并习西文纸笔出售”,目的是振兴新学,参与变革。
  此外,《湘报》馆也刻售各种时务书籍,据《湘报》所登目录,有《民约通义》、《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法考》等。维新时期,众多介绍新学、倡言改革的本地和外地报刊、新书籍在长沙及湖南的销售流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长沙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高潮。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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