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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长沙的雕版刻书之风

2008-10-9 19:4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81|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唐末五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的盛期,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雕版印刷手工业。五代时益阳诗僧齐己的《白莲集》是湖南籍文人中最早用雕版印行的文集。从现存的图书和前人著求的书目看,湖南刊刻雕版图书的可靠年代是北宋时期,南宋时吏趋兴盛。长沙作为历代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湖南图书刊刻批发的集中地。
  雕版印刷在宋代大致分官刻、家刻、坊刻3类。官刻书是各级官署刻书,家刻书由私家出资刻印,坊刻书是指书商特设的书铺、书坊所刊刻的书。南宋时长沙地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州县官员大多是儒学之士,所以官府刻书之风盛行。 1166年(乾道二年),张主持的潭州州学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宋代理学奠基看程颖、程颐的《二程文集》15卷,这是全国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但由于胡安国在编辑过程中对二程的某些文字作了删削,所以南宋理学大家、二程继承者朱熹见了颇有意见,他另编了《程氏遗书》25卷和《程氏外书》12卷,也由潭州州学于淳熙、庆元(1174-12000年间先后刊行。这些书是当时长沙地区最重要的官刻书籍,印成后流传广泛,对程朱理学在湖南乃至全国的传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于后代湖南的印书事业也影响深远。正是受其影响,延至明清两代,长沙书坊还竞相刊印理学著述,数量、种类繁多。南宋时期潭州州学刻印的经籍,还有易、书、诗、三礼、孝经、论语、孟子、春秋三传和贾谊的《新传》,以满足士生们读经习史的需要。中国古代对编撰地方志十分重视,几乎每朝每代都要花大量人力加以编印,以求流传后代,教化地方,所以长水官刻书中官署刻印的地方志所占比例也较大,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存书已很少。此外,宋代官署摹的碑帖也属官刻本,如由潭州知州刘沆请钱希白摹刻的《长沙帖》就属此类。一般而言,官刻本的数量并不大,与家刻、坊刻相比要少得多,但因为是官府所为,所以它却一直占引导地位,往往出现官刻什么书籍,私家和书坊就刻什么书籍的情况。
  私家刻书,有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著述可以传之后世;有的是为了缅怀先人,光大祖德;有的是热心文教,为保存乡邻文献;还有的是以此为事业等等。所以,家刻书中大量是刊刻者本人或家族先人的诗文、著述、家谱,部分是前人和朋友的遗集,以及家垫用书。在湖南雕版刊印初起的宋元时期,这些书大多作赠送、交换之用,只有少数出售。根据宋代长沙地区文教昌盛的情况看,私家刻书的数量应该不少,但由于年代久远,现在能知的宋代私家刻书已经不多。最早的应该是北宋时潭州湘阴人邓忠臣所著的《玉池集》。邓忠臣以孝著称乡里,1070年(熙宁三年)中进士,官大理寺卿、考工郎,因受牵连列入“元党籍”。邓忠臣对杜甫的诗深有研究,《玉池集》中有不少与这有关的文章,刻版成书后分别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和南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此外,南宋长沙刘光祖也有家刻书,但书早已亡恢。
  在官刻、家刻、坊刻3类中,宋元雕版印书由当时书贾所设书肆、书铺、书坊所刻的,坊刻书占的比重最大。坊刻书范围很广,品类也多,如民间日常所需的历书、家书、韵书、佛像、年画、医药、通俗唱本、童蒙读本、占卜星相,以及为士人应科举考试需要而刻的类书、八股制艺、试帖书等。少数资金雄厚、名气大的书肆也刻过一些经书、正史及子集名著。由此可以推知宋代长沙的坊刻书业是很繁荣的,目前所知道的较著名的宋代长沙坊刻书有《百家词》127卷、辛弃疾《稼轩集》1卷等。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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