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好米，五里闻香”——六朝长沙的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三国的东吴到东晋，直至南朝宋、齐、梁、陈，都以建康（西晋时称建业，今南京市）为首都，史称六朝，历时370年左右。在这一时期长沙一直在六朝的势力范围之内。农业发达是六朝时期长沙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曾这样说道：“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并把长沙米与邺城附近的“新城梗稻”比较优劣。这表明，“长沙好米”在六朝之初就已流传于北方和中原地区。长沙米不仅质优，而且产量也大。萧梁时的庾肩吾在《谢湘东王赉米启》中就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状。他说：“味重新城，香逾涝水，连舟入浦，似彦伯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至。”由于产量大，长沙地区所产大米是当时军粮的主要来源之一。南齐时，豫章王萧嶷都督八州军事、领荆湘二州刺史，湘州是其资费的主要来源地，《南齐书·豫章王传》载，萧嶷曾“以江、湘二州米十万斛给镇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布三千匹，米五万斛”，湘州之富，略见一斑。后来发生东昏（东昏侯萧宝卷）、西台（萧衍等拥立萧宝融为帝，建都江陵，史称西台）争斗，西台以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事。为筹集军粮，刘坦派遣使者到湘州十郡，“悉发人丁运租米三十余万斛”，使“荆雍之军粮不乏”。萧梁时也是“湘州七郡，大所出，皆受万斛”。由此可见，六朝长沙地区的粮食产量相当大，粮食已大量外调，长沙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供应地。
　　六朝时，由于江南地区相对于北方较为安定，北方人口南迁，加之各王朝建立时往往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如268年（晋泰始四年），晋武帝司马炎“亲耕籍田”，下调号召“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并制定了对“令百姓劝事乐业者”的“郡县长吏”赐予马匹的奖励政策，次年又“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还有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开放山林川泽，劝课农桑的政策，刘宋初年和萧齐初年的轻徭薄赋的政策等，都为当时经济开发提供了较好条件。三国孙吴也采取薄税政策，这从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批简牍中句得到印证。如一佃田租税券书记载，某农民种官田21亩，其中旱田15亩免税，熟田6亩，每亩仅收米2斛（包括以米代布），税率甚低。同时，湖南是武陵蛮、莫徭蛮分布的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悠久，“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这也是六朝长沙农业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湘川之奥，民丰地闲。”六朝长沙地区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l）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当时牛耕已普遍推广，长沙晋墓出士的随葬品有陶牛、陶牛圈等，说明当时对牛很重视，养牛已很普遍。在古代，“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这又表明牛耕的普及。萧梁宗懔的《荆梦岁时记》还有“投粪扫土，云令如愿久，“取菊为灰，以止麦蠹”等记载，说明南朝荆楚地区已广泛使用施肥、治虫等生产技术。（2）耕地面积扩大。孙吴在湖南，曾开设屯田，兴修水利，以农养兵。《三国志》明确记载：“黄龙三年（231年）以南土清定，吕岱还屯长沙沤口。”可见，长沙是东吴的重要屯田区域。屯田的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使农田得以开垦。到南北朝，《史记》所载的“地广人稀”的状况有明显改变，突出体现在”溉田万顷”的著名水利工程——长沙龟塘。龟塘在魏晋时就已修建。南朝刘宋人盛弘之《荆州记》对一这宏大工程有所记载：长沙郡东“有龟塘，周围四十五里。有灵龟出其中，故塘因名焉”。（3）除稻米外，其他粮食作物如粟的产量也大大提高。陈元嘉年间，陈将侯与北周贺若敦战于湘州，当地士人用船“载米粟鸡鸭”，供给陈军粮饷。米粟并称，说明粟的产量不小。（4）由于农业发展，粮食增多，促进了牲畜饲养业的发展。长沙六朝墓所出土的大量陶制的牛、马、狗、猪、鸭、羊圈、鸭、鸡、鹅圈等，都表明六朝时长沙地区有了相当兴旺的牲畜饲养业。（5）六朝时期长沙地区经济作物也广为种植。1996年长沙城区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佃田租税简牍中有熟田每“亩收布二尺，凡为布一丈二尺”的记载，可见当时长沙地区苎麻种植十分普遍。柑桔栽培也较为普遍。刘宋诗人鲍照著名的《咏桔》诗“桔生湘水侧，菲陋人莫传；逢君金华宴，得在玉几前”，不仅说明六朝时长沙地区种桔风之盛，而且说明桔是当时宴请宾客的最佳果品。（6）与农业有关的酿酒业得到大力发展。由于米好，水好，长沙还出美酒。“酒之美者曰渌”。《晋书·武帝纪》载“‘荐渌于太庙’，即今衡州府所出之酒，渌则今长沙府醴陵县所出之酒也。”